工分王

1960年“低标准”后，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上级一再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不能只靠那几个补贴工过日子，必须拼命多干活，多挣工，才能多分粮钱。因而不管多重多累多脏的活，我都争取多干些。

拉粪土。自从有了架子车，生产队用牲口拉大车的活很少了，大都被人拉架子车代替了。架子车轻快灵活又方便，且易于按定额记工，多拉就能多得工。生产队每天都有要拉的粪土，只要你爱拉，天天就有活干。1962年10月下旬，请绪兰做了个车箱。1963年5月10日以80元又买了副架子车，准备大干。1963年元旦全队无人干活，我和她还冒着寒冷往东岭上送粪。春季给饲养室拉土，一下午能拉25回；4月22日下午竟拉了30回。忙罢匀粪，一晌能匀十七八回。7月24日早上还匀了20回。25日捎早起身，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赶天明已在靳家灵匀粪10回，半早上再匀了8回，才回来。

1961年分大队后，大队设下弹花柜，女人便于11月份给大队弹棉花。那时的弹花柜不是马达带，而是人力用脚踏。我有了工夫也去帮她绞轮子或踏一踏。那年冬天，因一时不慎，她将脚闪伤了，痛得几天做不成活。1962年冬，大队成立轧花组，每捆10市斤补助4角钱，我也抽空跟上轧花。轧花饥也不是电动，而是人力。一脚不鼓劲轮子便转不动，要比弹花重得多。踏一捆花可不容易。踏开了冬天夜里穿上单衫子，满身满头还流汗，手巾擦的湿漉漉，水也拧不干。为了多得补助就得拼命干。有时她也帮着来踏。12月2日捎早上车子，赶吃午饭时轧了40斤。1963年10月22日晚半夜上车子，赶天明轧了30斤。

1962年12月份中下旬，路中建校打围墙，我参加了十七八天打墙。有时土冻得打不成，便把硬盖揭开掏土打墙。1962年到1964年，生产队水土保持，修地拉壕。8月、9月趁暑假和学生胜天整天在北坡、东岭去拉壕。农村过去有句话是：“打墙修地叫来不去，提起合泥不如死去，一样都是土活，高低不胜耱地。”形容了它的重与累。1964年8月14日下午正拉壕时，忽然狂风骤起，大雨倾盆，遍地汪洋，直下到天黑，只好将车脚子掮上回家。波水没膝深，到处响动。

1964年春修建棉绒厂，和引玲给拉胡基。又给打墙、拉土、供匠人。撒粪是紧任务高工分，只要有时间，任务来了，咱争着去。1964年7月12日一早上就撒了128堆粪。每年夏收，男人大多数不愿割麦，嫌弯腰难受。我每年领上割麦组参加割麦。

1965年实现水茅化。担水茅是个又脏又臭又累的活，我自报担水茅。无论炎热的三伏蛆虫满缸，还是寒冷的三九冰雪刺骨，我一直担了3年多，从未间断。我忙时引玲还担过。1966年6月27日担水茅灌葱，一个下午就担了26担。由于大干，这年年终决分，得工分8000多，分现金360元。除了同仓家，我家便是最多的了。简直成了“工分王”，马上到寺前镇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

1966年4月担水抗旱，挖坑田栽红薯，每响能担十来担，绞水能绞30多担。6月16日下午绞了10大桶子水，约60担百余桶。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孝老携幼，父亲披星戴月，废寝忘食，脏活累活抢着干，重活苦活冲在前，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分王”。他用辛勤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栖身的蓝天；他用滚烫的汗水，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温暖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