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中文版序

梅维恒（Victor H. Mair）

欣闻新星出版社即将推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新版中译本。虽然2001年英文原版的出版仿佛昨日之事，但实际上已过去整整二十年，做一点关键更新的时机可以说已然成熟。利用撰写新版序言的机会，我想介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些许新进展。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初版对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各种特质与发展提供了兼收并蓄、细节极为丰富的概览。在这本书中，我们检视了书写本身的起源，神话的发展，来自哲学和经学的冲击式影响，宗教的潜移默化，与其他艺术类别的互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人文与大众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阐述，文学创作和表现的口头与书写维度，文学理论与批评，翻译，海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及包括谚语和幽默等在内的其他体裁。

很自然地，自《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初版以来，无论中国文学自身还是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都有了颇多进展。在这篇序言的下半部分，我会提到200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有意思的现象。不过我想首先谈一谈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文学史及其相关研究中我认为发生最根本变化的三个主领域：训诂学（philology）、华语语系（Sinophone）和虚构性（fictionality）。

一、新千年的根本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有转换乾坤之功的三大现象，它们不仅超越了个别作品与作家，而且氤氲激荡不已，整个动摇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根基。

训诂学

中国文学研究起初是作为汉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而后者则可以被概括为一种采用训诂学方法对汉语材料进行的研究。换句话说，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汉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文学研究本身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狩野直喜（1868—1947）、铃木虎雄（1878—1963）、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郑振铎（1898—1958）、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1902—1972）、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那一代人，才开始将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纯文学来进行探究与欣赏，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与其他文献无异的文本。

这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在正确对待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精微层面（美学和情感意趣）之前，所要跨越的最艰难的障碍之一。在中国文学研究正式浮出水面之前，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无异于对排列组合的方块字的意思进行破译和解码，没有人真正尝试跨出关键一步解答，为什么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是如此感人肺腑、摇荡心魂。如同我的一位年长同事昔日所言，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在早先就等同于“懂大概的意思”——差不多相当于一种翻译，不论这一翻译有多好（或多蹩脚）。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这一浅尝辄止的阅读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过，批评家在当时也开始质疑其训诂学前提，甚至在欲将之重塑、使它与时俱进上跃跃欲试。

古文书学、金石学、音韵学和其他的训诂学分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正确掌握文本的意旨，但如今这些活动不再被视为独立的活动，也不再被当作止步于此的终点，而被当成为文学文本的整体理解与欣赏服务的。这就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文本的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甚至民族维度，以及阅读时所使用的工具与方法。这样一种训诂学取径远比一百年以前更为复杂，也使得在援引训诂学来解释文本时更有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些转化对于训诂学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若缺少了它们，训诂学或早已成为可有可无之物，被丢进过时的思想垃圾桶。现在，随着不断自我更新，训诂学正在为中国文学和其他文学提供激动人心的慧见，以至于把它称为“新训诂学”都非过誉。训诂学的这些变化也可以套用在汉学上，毕竟从谱系上看，训诂学是母，汉学则是训诂学在中文领域所诞之子。有些人也许会提出“超越汉学”的主张，然而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一主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汉学跟随着训诂学已然再造新生。新汉学正引领着我们迈向对中国文学文本的更细致理解，当下有太多工作有待跟进完成。

张舒姮和梅维恒合编的《中国柏拉图文库》（Sino-Platonic Papers）第300辑对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语言和文学息息相关的训诂学进行了盘点，尤其聚焦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这段极为关键的成型期：

目前的研究毋宁说是对所谓“汉学的训诂学大全”的一种初步尝试。更准确地说，本篇论文关涉的是训诂学的研究与发展轨迹，而不是训诂学本身。这里的取径利用原始历史材料的序言和评点，将训诂学视为一种哲学演变的从属物，一种各传统与学派在其中既相互竞争也相互调和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处于文字和音训研究之间静态的、非历史的对比。训诂学文本和“势”（immanent configuration）背后双聚焦的庞大案例反映在语言研究畛域，便是摇摆在本土思想体系和外国哲学之间，捍卫国族性和向国外声音的开放之间，聚焦于汉字（眼）vs发音（耳）。（《中国柏拉图文库》第300辑，第1页）

由此我们看到，训诂学非但不可放弃，如果充满创造性、极具智慧地对其加以运用，这一再造新生之后的训诂学能帮助我们以更深刻的方式来展望文学——文学的历史、哲学、民族等层面的特质曾长久地为人们所忽视。

华语语系

二十年前，还没有人听说过“华语语系”一词，然而近二十年来，此概念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学领域，甚至位居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讨论最热烈和令人激动的话题中心，给前现代文学研究的解读带来了强有力的影响。

到底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当然，在华语语系研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法语语系、盎格鲁语系、西班牙语系、葡语语系等研究存在了，相当于提供了一块可供建造的地基。不过由于华人移民及语言所具有的特质，其他语系的研究很难直接套用在华语语系身上。

第一个将华语语系研究概念化的学者当属史书美（2004年）。自从她原创性提出此概念之后，这一新的子领域如雨后春笋，以至于现在已经有专用心于此的整套丛书，比如美国坎布里亚出版社蓬勃的“华语语系世界系列”，华语语系研究学会也在年青一代学者的带领下非常活跃。他们如此描述自己的使命：

十多年前，“华语语系研究”这个概念首次提出，随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专门检视遍布全世界的、异质性极大的各种华语文化和社群。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不仅涉及文学和电影研究，而且也涵括了历史、人类学、音乐学、语言学、艺术史、舞蹈等。现在，我们通常将华语语系视为带有多重意涵的标记物，它不再仅仅指向字面意思，而是使得边缘化的声音、地域和活动进入学术视野，同时也与后殖民研究、定居者殖民研究、移民研究、族裔研究、酷儿研究和区域研究等领域展开了丰富对话。围绕重大议题和观点的定义和概念界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离散框架（diasporicframework）的优缺点（作为历史的离散vs作为价值的离散），克服中国性（Chineseness）的困难重重，语言所决定的身份认同感的利弊，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政治，少数群体的种族化和民族自决，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根与路径（rootsandroutes）的辩证关系，等等。近来，文学和电影研究之外的相关学者也纷纷加入这些讨论。华语语系研究日益增强的跨学科特质迫使我们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于如下三问做出全面评估：华语语系研究这一从本质上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如何，现状怎样，以及未来可能朝向的方向。（2021年3月24日，https://www.sinophonestudies.org/about-us-1）

鉴于华语语系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于该领域的某些关键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同意见，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文学是否应该包括在华语语系的视域之内。如果将华语语系文学和法语语系等其他“语系”文学做一下比较，那么很明显将它包括进来无甚益处，因为那会让华语语系研究的特殊性模糊不清，使它弱化为与一般的中国文学研究没多大区别。

一国的语言和文学使民族国家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国族基础构建成为可能。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必须通过国内的文化和语言大一统来强化与外国文化的外在区别。后现代和后殖民领域的学者则致力于挑战那些为各种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形式保驾护航的论述范式。在东亚，历史学家西嶋定生（1919—1998）提出了“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重新审视日本与西方、日本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史书美生造出“华语语系”这一术语来考察全世界华语社群中全球帝国主义和国族主义对自由表达和身份构建的压制。如果说“汉字文化圈”概念通过解构日本帝制时代所推广的日本民族之文学和语言，从而动摇了与别国划清界限的基础建构，那么华语语系研究则是通过激发华语世界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的生命力，以解决僵化的大一统问题。虽然这两个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路径和侧重点，但二者都志在击碎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虚假论述。西嶋定生和史书美的学术研究尝试着对中国和西方去中心化，二人也都创造出了新的理论框架来确认华语在中国之外所起到的作用，其理论影响之广远不限于东亚研究领域——有些是正面影响，有些是负面影响。

华语语系文学可以说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它的多语性（涵括了所有华语语言），一是它的在地化（华语语系文学因地而异，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极大相关，比如在不同的东南亚国家的华语语系文学，或者中国的藏语文学）。

虚构性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从来就抬高历史性，贬低虚构性，对此学界已达成广泛共识。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在中国先兴起的是历史书写，而虚构书写则相对晚出。当然正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所展现的，真实的情况其实非常复杂。21世纪的今天，随着虚构性成为西方叙事学中激辩的主题之一，同样的论争也发生在中国文学圈中。我们如何从小说研究过渡到叙事研究？虚构性研究是否局限于短篇和长篇小说？答案是否定的。在当下的研究中，真实与现实不再是区分历史与虚构的必要条件。

关于当下虚构性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提及：

第一，虚构性的理解和表达都因特定的时间和文化而异。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文学所建立的虚构性符号，比如有别于现有的“故事组合”（story cycles），或者将超自然因素等同于虚构，不总是适用于前现代的文学。

第二，虚构性的标准可以是高度政治化的。现代人对前现代中国虚构性的理解为现代政治，如五四时期的政治（详见下文）所形塑。中日两国对前现代中日小说的理解，也受到日本、中国和西方的种族政治与意识形态政治的深刻影响。比如，某些前现代作品的口语化和白话特质可以当作无产者意识觉醒的宣传之用，前现代中国的小说往往改编自现有的“故事组合”——这一点可以被用来论证中国人比西方人缺少原创思维，等等。

第三，小说作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和施为性^[1]的文学体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在拥有小说的那些文化中，小说也相对晚出。小说（虚构）和欺骗之间的本质差别并非在所有文化和所有历史时期中都存在。

与虚构性紧密关联的一个主题，当属事实性（factuality）。在《前现代中国的事实性叙事》（Factual Narrative in Pre-Modern China）一文中，梅维恒与刘映雪探讨了历史、小说和事实中，梦境与真实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考察可证实的事实，即历史在前现代中国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必须牢记的是，梦幻与超自然在前现代中国文学和意识中并非无足轻重。东西方人文学科的许多学生都听说过庄周梦蝶，在这个故事中，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疑惑到底是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一只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2]梦如人生（或者人生如梦）这一观念在清代小说巨著《红楼梦》里达到巅峰。在《红楼梦》里，故事内核具有惊人的真实性，而它的叙事框架实际上又在质疑故事之真实性，二者产生了极为醒目的张力，也让读者开始困惑是否人生真就恍如一场红楼梦（“红楼”为对物质和感官的欢愉世界的隐喻）。对现实与梦境之边界及其哲学可靠性的质疑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许多作品——不限于虚构叙事作品——中的佛道寓意也一再有此质疑，所有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将事实性问题复杂化了。虽然现实和事实性不是一码事，不过中国文学总是在挑战梦与现实边界的可靠性，研究这一文化中的事实性必然产生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有待后来者一一解答。（pp.659—660）

对小说vs历史的研究不再只是去辨别某一叙事是否在所有方面都可证实，也严重依赖作者的价值观和读者的阅读期待。

二、中国文学研究中新的维度和取径

上半部分谈的是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中国文学最根本的、概念性的三个方面，这一部分来谈谈对具体文本的实操描述与分析的技术、方法和取径。

数字人文和信息

过去的十年里，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领域出现了兴趣与活动的爆炸式激增。数字人文的前身即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末勃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计算”这一术语在2004年被“数字人文”取代，这正是史书美提出以“华语语系”作为审视华语文学材料的革命性新方式的同一年。变化无处不在，这是新千年的时代精神。

一夜之间，大量金钱挹注进入数字人文计划，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也纷纷建立起来。气氛如此热烈，人们坐拥海量的资源却不知道拿它们来做什么。很多数字人文计划虽得到丰厚资助，却粗制滥造，大好机会白白错失。最好也最实用的数字人文应用也许只是从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为实现某个精心构思的目标开始的。

这一类小团体计划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德龙（Donald Sturgeon在2006年发起的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CTP）。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有2500多万字的文本可供以不同方式检索，而且以档案形式存储了更多文本，以及综合的词汇材料、注疏、译文等，为该网站的使用者助力不小。我受益于该网站的巨大价值，它大大地启发并加速了我的研究工作。

大量的语料库和学术数据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的研究计划如今可以在它们的帮助下顺利推进。以我本人为例，我大约在四十年前开始了对“格义”（最早英译为matching concepts，现在的译法为categorizing concepts）的深入考察，我知道为了解决问题要做些什么，但却推进得异常缓慢。我必须要逐条检查3世纪到20世纪的书面文本，以确定其中是否出现“格义”二字；如果出现这两个字，还要判断是在什么上下文中，具体指涉为何。到了21世纪的头五年，当海量数据库可供检索时，我居然可以在一个下午把它全部搞定。（如今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内容详尽、信息量巨大的“格义”词条，将相关议题“一网打尽”。）

还出现了不少专门化的软件帮助研究者对这些海量材料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比如在某些软件的帮助下，现在很容易便可从地理、日期、内容的重大调整，编辑网络等角度确定某个文本不同版本的作者、注释者、评点者和出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Gephi便是这样一种工具，它能将各种实体之间的关系可视化。这些实体被称为节点（nodes），它们以点状出现在可视化图中。各种关系被称为界线（edges），它们被可视化为连接点与点的线条。下面这段引文中所描写的案例，节点是作家的文选，而界线则是不同文选所共有文本的百分比。Timothy Clifford所开展的一项研究就使用了Gephi，这项研究是探究明代各种文选是否专门收录不同类别的文本。若在此前，他首先要将收入不同文选中的文章标题逐一输入表格——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但在Gephi可视化功能的帮助下，他注意到了这些文选明显的“组团化”趋势。如果没有软件的帮助，这一现象不会呈现得如此明晰。从文选的不同“组团”中，他得出了与标准的明代文学史有歧出的结论。

16—17世纪，中国明代印刷业大繁荣，这一时期所编的古文文选数以百计。这些文选证实了在日益扩大的公共阅读群体中，对古文（ancient-style prose）的爱好何其汹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这一关键时刻的品位形成而言，这些文选的选目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问题在于每部文选至少收入数百篇古文，我们又如何对比这些文选的内容呢？这个方法如何阐明或修正我们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理解？本文描述了我如何使用Gephi来对比三十四部文选的选目，将不同编选思路的文选“集群”进行视觉化的过程。我将指出，这些文选集群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明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方法——一波又一波前后相继的文学正典塑造潮是其标志。他还指出，秦汉时期和跨越多个朝代的文学正典最初是在官方和民间所编文选中逐渐成形的，而小品（非正式随笔）正典则纯粹是17世纪早期书商的发明。这只是几十种专业化的数字人文工具中的一种，我们可以用高度创造性的方式将这些工具用到中国文学研究当中。

另一个为最近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可以称之为“信息”。信息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是历史导向的，使研究人员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运用这种方法，学者们考察了信息是如何组织、存储、编码乃至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传播的。这些问题绝不仅仅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才出现的，而是文本出现的那一天就存在了。该领域的研究者仔细查看词汇、文本和作品集各个层次的信息处理，并审视它们如何在每个层级（如词典、文选、图书馆）发挥作用。

通俗文学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它将大量注意力留给各个时空中的中国民间和通俗文学。它的阅读搭档《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也一样，它所收入的非文人作品篇数是前所未有的。现在甚至出现了一部完全专注于此领域的作品选，那就是201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民间和通俗文学作品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更有甚者，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了越来越多直接从非汉语翻译过来的文本（如Mark Bender与其同事的学术成果），而非像以前常见的那样经由汉语这个过滤器间接地译为英文文本。

21世纪头二十年里，《中国俗曲演唱文艺》（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简写为CHINOPERL）这一学术刊物获得了持久的成功，由此可见中国民间和通俗文学研究的枝繁叶茂。随手举一例，仅就“宝卷”（明清时期的讲唱叙事文本）这一文学形式而言，伊维德（Wilt Idema）、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车锡伦等学者的研究和译文就如雪片般涌来，而之前仅有一位前辈研究者欧大年（Daniel Overmyer）在这片“处女地”上独自耕耘。

中国民间和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在新千年的另一个重要进展在于对用非主流语言写成和表演的文本的研究。为了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在对地方和社会学领域起决定作用的语言类型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Topolect是我对中文里“方言”的翻译。我提出，用dialect来对译“方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译，在前现代中国，方言意指一种本地语，常常以“粗俗或不标准”为特征。与dialect不同，不同地方的方言不一定可相互交流。我之所以强调dialect是对方言的不准确翻译，正是因为dialect有相互之间可交流的意味（dialect的希腊语词根有“与另一方交流”之意）。为了表明这一相互不可交流性，我提请大家注意，“方言”曾被用来指代“如朝鲜语、蒙古语、满语、越南语和日语等明显的非汉语”。在这种情况下，像朝鲜、蒙古、满洲、越南和日本等被预设为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边缘化和非标准之地，而中国则是语言和文化的标准之所在。在现代中国，标准汉语（mandarin）是汉语世界中的官方语言，方言则指的是各个地方所使用的语言，它们不是标准汉语。在汉语世界的不同地方，“标准汉语”的构成要件有所不同。在中国台湾，标准汉语指的是“国语”，其发音、词汇甚至某些语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大陆，标准汉语则是普通话。

要想全面了解整个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就必须将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壮语等语言纳入考察范围，仅仅讨论汉语语言和文学是远远不够的。

一百多年前，中国曾发生一场摧枯拉朽般的语言和文化革命，那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爆发发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在这场巨变下，文言文（literary language）被白话文（written vernacular）取而代之，给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白话文学在中古时期也曾达到辉煌巅峰，敦煌文献（4世纪末—11世纪初）可为证。

1919—2020年，对五四运动的各种纪念层出不穷，包括相关图书的出版和多部纪录片的拍摄，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进行了颇多回顾、反思以及新世纪的展望，特别是如何提高读写能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在持续进展中。中国政府不再像20世纪时那样积极地资助语言文字项目，而是从致力于提升读写能力转向对电子学习工具的积极使用上。于是，读写能力不再依靠死记硬背，但提笔忘字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随着百分之九十的手机和电脑的中文输入都用汉语拼音，不同寻常的语言用法和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出现，还出现了可以在数字设备上阅读的网络连载小说。语言用法也在剧烈变化，其显著现象之一便是夹杂着英语、汉语拼音和方言的只言片语（如四川话）。推特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便捷性使得人们灵光一闪间便可下笔，与此同时也使得包括图片、表情符号等在内的视觉和文本材料愈加混合在一起。

我们正在见证文学和电影在更大范围内的亲密结合与共生。戏剧中的创新继续大跨步发展，以免落后于文学和电影。这些社交媒体和文学形式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正在以跨学科的方式被研究，艺术形式之间的边界已然模糊。

由人工智能（AI）、计算机和各种数字设备引发的这一实验，其最终结果是，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语言改革者所能设想到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等书中有所论及——任何范畴。

写本学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片飞跃领域，是对写本材料的物理性质和特征的详细研究。追溯写本和后来古版书中的书写文字之根源，似乎是对传统训诂的一种回归，但现在它更细腻，也更复杂精密，并利用了更多的资源和工具（特别是电子数据库和量身定做的软件）。

现在的研究者时常从对墨和纸张的分析，从汉字的形状和位置，从“末页”^[3]的性质和内容，从页面边缘、行间光泽度和插图等中提取重要的信息。通过写本学获得有意义的发现的可能性非常大，以至于许多大学都建立了设备完善的研究中心。

传统的写本学与古文字学天然有颇多重合之处，但是新的写本学除了对写本进行详细描述之外，更加强调对更容易由先进的化学、原子和光学仪器所获得的数据进行解释。

写本学的方法在敦煌写本、竹简等考古出土材料的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少。过去二十年中，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变得尤为突出，并在历史、文学、法律和其他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全球化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文学研究的许多瞩目变化，都伴随着它骨子里固有的全球化脉络，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文学如何不被我们所认为的“中国”所限。这存在于前现代中国研究中，如中国中古文学与印度和中亚的接触，以及后来的“汉学界”及其当下对应的华语语系研究中。

归结到一点便是，中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以及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具有一如既往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是双向的：从中文译为世界各国文字，以及从后者译为中文。关键在于要将这两个向量权衡比对，以便判断主导影响正以何种方式流动，以及它以何种方式塑造着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演化。

另一个必须纳入考量的现象是“洋泾浜”译文。当然，蹩脚的翻译无处不在，但进入21世纪后，误译的规模和范围却肉眼可见地以指数级别在增加。这和频繁使用即时翻译软件但又缺乏合格译者对机器翻译结果进行校正有关。近些年来翻译软件虽进步迅猛，不过仍需要通晓双语——特别是目标语言——的有经验译者，如此，方能不仅确保译文的准确和道地，而且也保留原文的微妙之处。

最后，涉及外语的教与学问题，它对中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有的中国孩子都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经由初中、高中和大学，始终不辍。个人的英语能力决定他/她能否进入最好的学校，并最终赴海外留学。过去二十年里，以我本人与数百名中国学生的接触而言，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好的极好，差的极差。这势必会对正创作于中国的文学的特质产生实质性影响，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内容上。

这里我要做一个补充说明，英语是雇用大量中国员工的在华外国公司的主要语言。指示牌、广告、公共设施等上，英文也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追踪中文的海外传播。与中国人的外语习得率相比，掌握流利汉语、中文写作等的外国学生和职员的占比如何？中国台湾地区制定了到2030年成为双语地区的蓝图，英语成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外国人和本国人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拉近，这无疑改变了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类型和形态。

结论

现代普通话被规定为中国的标准语言，这从根本上塑造了华语世界的语言景观。自创生之日起，现代普通话就被用来解决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的方言多样化问题。对方言的华语语系研究便致力于揭开中国现存的多方言共存现状与对全国语言统一的期待之间的关系。现代普通话近来流行于华语世界，这是由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兴起所致，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塑造了华人的身份认同和语言使用方式。现代时期，因普通话被视为能代表中国性和中国的国族性的语言，其推广成为中国人获取国族认同的方式，经常取代与方言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认同感。在后现代的今天，中国的国族性和国族主义等观念已颇受争议，甚至成为某一种压制性象征。20世纪上半叶的方言运动目标是加强国家统一感，后现代的方言已成为对国家所要求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大统一发起挑战的一大利器。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新版中译本出版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正如我们对2001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的种种回顾所显示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这二十年来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展望未来，不管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接下来二十年也将会发生同样改天换地的转变。在中国文学的世界里，离心力和向心力同时发挥着作用，而目睹它们如何演变令人兴奋不已。

注释：

[1]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将语言分为施为性的（performative）和描述性的（constative）两大类。——译者注，下同。

[2]《庄子·齐物论》有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3]一般有抄写者或出版商的名字，还有出书的日期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