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家煌小说的成就[1]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彭家煌是一位创作颇有成就，却至今尚未受到人们重视并获得应有地位的作家。他的名字与生平，在一般读者中近乎湮没无闻。即使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中，也已不大为人熟知。还有人甚至把彭家煌和彭芳草两个名字混为一谈，错当成一个人。[2]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理应加以改变。
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
彭家煌，湖南湘阴人，1898年4月1日（农历三月十一日）出生在洞庭湖边清溪乡庙背里一个正在破落的地主家庭。五四运动那年毕业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由于三舅杨昌济的推荐，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职，并拟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不幸因杨昌济过早逝世而未果。此后考入上海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不久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成名作《Dismeryer先生》1926年2月发表在徐志摩编的《晨报副镌》上。这篇小说曾修改过七遍，最初投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因忙，没有读就退给了作者。后来郑振铎为此道歉，并将他的短篇小说集《怂恿》作为自己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出版。彭家煌创作的最初六年，大体上经历的是一位进步作家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途程。到1931年，由于现实生活的启示和推动，他终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年夏天，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审问中据说有这样的场面：
……那一个军法官审问他，想要获得他的口供，（当）知道了他的原籍是湖南的时候，便断定了家煌是一个“该死”的人。
“啊啊！湖南！什么地方的人不好做，偏偏要做湖南人，该死，该死。”这是军法官亲口对彭家煌说过的话。
非但如此，当军法官在讯问“你姓什么”，而家煌回答了“姓彭”之后，他也曾经被判定是“该死”的了。
“什么？姓彭？！该死！姓彭的都不是好东西，彭德怀，彭述之！啊啊！该死！会姓彭！姓彭的都不是好东西！”[3]
在狱中，彭家煌受尽折磨，胃病也越来越重。经营救出狱后不到两年，即因胃穿孔，在1933年9月4日病逝于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只活了三十五岁。
彭家煌除早年创作的不少童话、故事外，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平淡的事》《出路》《喜讯》和书信体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其中有许多相当出色的作品。
从第一个短篇集《怂恿》开始，彭家煌就同时显露了两副笔墨、两手本领：既能写具有浓重湖南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也能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
彭家煌写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这些作品蕴含着相当厚实的社会容量，又不乏微妙多样的人生经验与生活情趣。《贼》写了一个很爱体面的知识分子的很不体面的行为和心理。主人公热衷于向上爬，一心结交阔朋友，平时讨厌父亲在明信片上哭穷，发现小偷竟是自己外出当兵的亲哥哥也不肯相认。作者痛切鞭挞了人物的自私冷酷，把他在关键时刻窘迫、紧张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莫校长》写了都市中借办学行骗、学校成为学店的怪现状，揭示出当时教育界的重重黑幕，把莫校长这类学商兼骗子的丑恶嘴脸披露得淋漓尽致。《在潮神庙》《劫》等通过下层市民日常生活的描绘，更写出了沿海都市底层的惊人的黑暗与污浊。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面相当广阔，有深厚的现实内涵，有很强的生活实感，在平淡素朴的文字背后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愤懑，几乎每篇都称得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它们大大开阔着读者的视野，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皮克的情书》这个中篇，从爱情的角度反映了“五四”青年挣脱封建束缚的斗争，短期内曾重版五次，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彭家煌的乡土小说，比20年代一般乡土作家的更为活泼风趣，也更加深刻成熟。他善于以细腻而又简练的笔触，生动地反映洞庭湖边贫穷、破败的农村，真实地描绘出这个环境里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里非常闭塞，却并不宁静，不仅有土豪劣绅飞扬跋扈，军阀部队鱼肉百姓，还有各种各样习惯势力、陈规陋俗以及瘟疫灾荒残害着人们。就像鲁迅小说常常用鲁镇、未庄做环境背景一样，彭家煌的一系列乡土作品也通常把他的人物安放在一个叫“谿镇”的农村小镇里。他早年的《怂恿》写的是谿镇，《陈四爹的牛》写的是谿镇，《喜期》写的是谿镇，一直到30年代创作的《喜讯》，也还是写谿镇。这说明作家对谿镇这类内地农村小镇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有感情，他大概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见这类农村小镇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这个环境里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或者令人愤慨的生活故事，深知这些人物的外貌和灵魂，所以才这样热心地写他们。
彭家煌笔下的农村人物绝不单调，而是色彩斑斓，多种多样。他写了贪吝的当地土财主（如陈四爹），也写了强横的恶霸地头蛇（如牛七）；他写了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如猪三哈，政屏夫妇），也写了凭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混饭吃的农村流浪汉（如秋茄子），这些人物形象都带着扑面而来的浓重的洞庭湖滨有潮味的泥土气息。以《陈四爹的牛》为例，它着重刻画了土财主陈四爹和他的外号叫“猪三哈”的看牛倌这两个人物。陈四爹是个“有钱有地而且上了年纪的人，靠着租谷的收入，本来可以偷安半辈子”，但他仍然贪婪、吝啬地操持着大小事情，简直想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他雇了猪三哈看牛，却不让他吃饱饭，竟然说：“酒醉聪明汉，饭胀死呆驼，其所以你不灵活么，全是饭吃多了唦！穷人肚皮大，越吃越饿，越吃越穷！”逼得猪三哈饿着肚子丢失了牛，终于自杀。《美的戏剧》更是完全用白描手法写了一个外号叫“秋茄子”的乡间裁缝怎样因为没有活干，只好凭他能说会道的两片嘴皮骗饭吃。作品一开头就写他在戏场上怎样非常得体地分别恭维周围的财主、商人、农妇，简直是个出色的农村外交家。然而熟人们只跟他搭讪一两句就远远躲开他，好像多说两句就会有虱子、臭虫爬到他们身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秋茄子也有办法混日子。他把目标放在外地来的戏班子身上。看戏时先为一个演包公的黑头大声叫好，使演员对自己留下印象。然后等演员卸装以后就到后台跟这个唱黑头的演员闲聊，借机巧妙地吹捧对方，使对方把秋茄子引为知己，请他留下来吃饭。他不但美美地白看了一上午戏，还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小说主要用富有湖南地方色彩的对话写成，通过对话把秋茄子形象塑造得极为生动。发表这篇小说的《新文艺》杂志编者，称赞彭家煌“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不仅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冷静的作风，而且充满了一种纯粹的地方色彩”[4]。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尽管彭家煌的乡土作品不算很多，但在20年代的乡土作家中，他确实称得上是个佼佼者。黎君亮（黎锦明）在《纪念彭家煌君》一文中说：“彭君有那特出的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并无逊色”；“如果家煌生在犹太、保加利亚、新希腊等国，他一定是个被国民重视的作家”。[5]可见，无论在市民题材方面或农村题材方面，彭家煌都有不可忽视的成就。
诚挚温厚、幽默诙谐的格调
在亲友们的心目中，彭家煌是这样一种性格：“对于友人，家庭，社会，一体的诚挚，从没有听说有谁曾说过他的过错。如果友人穷了，他甚至可以当了自己的被来周济你。但他却从不曾向友人作过什么困难的请求的。”[6]
文如其人，彭家煌的作品正显露着这种性格。他的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没有虚伪，没有矫情，充满着真诚、友善和温馨。例如，作者未必不知道自己的亲戚杨开慧、毛泽东正在从事着湖南的农民运动，但从1926年秋回乡所见所闻的实际出发，他还是写了一篇对这场运动有所批评的小说：《今昔》。他的笔下确实容不得半点作假。《皮克的情书》就以诚挚地袒露青年主人公的心灵见长。如果我们读一读《Dismeryer先生》，更可窥见作者那颗对陌生的贫困者相濡以沫的赤诚的心。小说写的是P先生夫妇和一位在华的德国失业工人的故事。一个自身也相当窘困的家庭，赶走一位多次求食相扰的异邦失业者，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毫不犯难的事，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却感到那么深沉的内疚（其中含有作者真诚的自我解剖的成分）。这是真正有教养的现代人的意识！也体现了彭家煌诚挚透明的胸怀和可亲可敬的性格。这种特色同样贯穿在许多作品中。
以《请客》为例，它写一个穷困而经常酗酒的小职员的可怜相。主人公本身有许多令人讨厌的致命弱点：爱吹牛，虚荣心挺强，常答应请客却无力兑现，没有钱又要借钱玩麻将牌，其结果总是使自己陷入困境，以致周围同事干脆把他的名字“楚声”侮辱性地改称作“畜生”。即使如此，作家在批判地写了主人公弱点的同时，也对他不幸的遭遇和地位寄予真诚的同情。这便使小说风格具有契诃夫式的温厚的一面。
如果以为彭家煌的小说只写批判性的人物，那是一种误解。他的有些作品写了一些新的美好的性格，写了这些性格被黑暗现实的吞噬，同样充满了诚挚、温馨的情愫。《喜期》中的静姑形象就是一例。这篇小说写兵灾，兼写封建家长造成的悲剧：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农民黄二聋准备把自己的女儿静姑提前出嫁。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未来的女婿张惠莲是个跛子，又是一字不识的傻老，这一切黄二聋都不管，他只看中张家有钱，惠莲又是独生子。然而静姑本人却不愿意出嫁，因为她心目中只有自幼青梅竹马的黄小三，如果见不到小三，她宁愿死去。但到嫁期临近，她仍没有见到小三，只好权且改变主意，答应先嫁出去，找机会再见小三，谁知这重悲剧尚未完全过去，又一重悲剧接踵而至：就在张家婚礼过程中，七八个军阀士兵持枪入村，他们赶散了众人，关起了男子，强奸了妇女。新郎被杀死了，静姑被奸污了。她于是怀着羞辱与满腔悲愤投水而死。这就是所谓的“喜期”。小说中写静姑少年时和小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友情十分动人，这是通过静姑的回忆来写的：
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她和小三在叔祖母床上。晨曦刚跃上窗纸，小三就醒了，偎在她身边，用她的头发触她的鼻孔，想作弄她打喷嚏。她本来醒了，但仍然闭着眼睛。小三急了，推着她说：“快起来啦，静姐，静姐。”她张开眼睛说：“三弟，你以为我没醒吧，我醒的时候，你还做梦呢！这样早起来干吗？”小三翻眼偏头的说：“你听，树枝上的蝉铃子叫得真好听，我想去捉几个来，我有关蛄蛄儿的笼子。”她同意了。两人起床，擦擦眼睛就到溪畔捉鸣蝉去。小三想在她面前称能干，居然轻手轻脚在一株矮树上捕了一个，惊喜的狂叫：“我拐住了一个啦，静姐，你看，你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它们在树上笑你呢！”说着，将蝉铃子放在笼里。她不失望，也不急切的定要拐住一个才甘心，她好像是为陪伴他监督他而来的。她爱溪水静静的流，微波里有自己的笑影，她说：“我不拐了，让蝉铃子在树上自由自在的叫着多好听，你看，你拐着它，它就不叫了呢！我爱溪水，……哟，三弟弟，你来看水里的小鱼呵，瞧见我就躲在水草里哪！多好玩！”小三怕她为没有拐个蝉铃子不高兴，说：“静姐，我拐个给你再来看鱼噢！”她口里说不要，头却时时转过来望，生怕小三落空。小三拐了蝉铃子在她耳后摇着叫，她微笑的接着。小三又觉着她没有笼子，慷慨的说：“我索兴连竹笼子给了你，反正有我一个蝉铃子在你的笼子里就得，好不好，静姐？”她扭一扭伶俐的身躯，歪一歪桃色的脸，口里流露出来的偏是个“不好”。
真似一首美好的诗！两个孩子活泼天真而又各有特点的神态和性格写得何等传神！正因为写出了美，才更显得这种美的毁灭是多么令人遗憾和惋惜。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作者那颗“热蓬蓬流着血的心”[7]。
彭家煌小说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具有较浓的喜剧色彩与幽默成分。这种风格不依靠外加的噱头，而是得力于内在的开掘生活的恰到好处和作者本身的风趣的个性。他的作品读起来之所以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原因正在这里。上面举到的《莫校长》《陈四爹的牛》《美的戏剧》都属于这种情形。当然，最能代表他的喜剧风格的，还是《怂恿》《活鬼》《茶杯里的风波》《节妇》等篇。
《茶杯里的风波》以生动的速写笔法，刻画了一个心胸狭窄、专爱吃醋的妇女的可笑行径。这位太太经常无端起疑心，指桑骂槐地辱骂邻居女子，并且严密地看管自己的丈夫，连他在阳台上念几行诗也要受怀疑。作品的结尾处，做丈夫的捧着一杯茶，故意大惊失色地叫道：“啊哟，不得了，不得了，茶杯里起了风波啦！”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品。
《节妇》叙述前清一位候补道大人家里的故事，这位候补道大人在自己六十多岁、子孙满堂时，将一个有点姿色的丫鬟收为填房。老官僚死后，儿子、孙子坚持要她守节，然而就在所谓“守节”的名义下，儿、孙两代又分别实现着对她的玩弄和占有。
《活鬼》写一家有五六百亩田产的富农，因为人丁不旺，放纵媳妇偷汉，又给十三四岁的孙子娶了二十多岁的孙媳妇，以致全家“阴盛阳衰”，不断“闹鬼”。这“鬼”，就出在小学里那个经常向学生讲鬼故事又能“勇敢”驱鬼的厨子身上。作品通过这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揭露和嘲讽了旧中国某些农村中流行的那类小孩子娶大媳妇的陈规陋习，写得诙谐含蓄，妙趣横生。
这些作品的故事内容本身就很有笑料的意味。加上作者叙述描写时采用的以庄寓谐的语气，轻松揶揄的笔调，幽默风趣的插话，这就构成了一部分小说的浓烈的喜剧风格。
然而，彭家煌小说的喜剧色彩还有另一种构成法：作品内容本是悲剧，经过作者富有个性特色的艺术处理，却呈现出相当多的喜剧气氛，或者成了悲愤与妙趣交融的悲喜剧。作者有一种本领，使人在悲哀时也能破涕而笑。小小说《一只鸡》写的是生活中的小悲剧：二房东老板娘丢失一只母鸡，小女孩于是遭到残酷的毒打。作品的结尾是：“这以后，我每天早晨不再听到‘个个个个大’的声音，也不再听见小女孩的欢笑声，假使小女孩也能每天生一个蛋，也许情形会好起来吧。”使人不禁展颜。另一篇可以称为小小说的《隔壁人家》，写邻居一男子和“我”一样在夜晚十一时许低声下气敲家门，原来是外出借钱没借到，被其妻痛骂；“当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忽然我的头发被人拉住了”，也受到妻子同样的训斥。全文充满贫困者同病相怜之情，又在紧要处杂以谐趣。在这方面，最出色的是《我们的犯罪》《怂恿》诸篇。
《我们的犯罪》讲的是“四一二事变”后一个令人悲愤甚至使人愤怒的故事：“我”和青年朋友到一个陈设简陋、服务热诚的图书馆（确切一点说是书报阅览处）去借书和捐书，突然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特务逮捕，成了“罪人”。作者叙述故事时，却采用了幽默、谦恭的口吻，如写到受审时说：
我是第三个受审的，走上楼，区长和党部诸公围着办公桌坐着，好象有八九个。我想一个审一个也够分派的，他们，大概要三辆汽车才能装来呀。真是，图书馆出了大乱子，他们忙着啦，这样的劳师动众！清闲的我，真觉得有些赧然的。
这种谦恭、从容，产生了幽默风趣和喜剧色彩，并由此而增强了反讽意味。口吻越是幽默、谦恭，便越是加重着悲愤的效果。
《怂恿》写了封建乡绅牛七利用家族势力与冯姓财主斗法而将族内名叫政屏的一对老实夫妇做牺牲品的故事。这起纠纷，对于政屏夫妇尤其对受害最深的二娘子来说，实在是一场灾难，一场很大的悲剧。从二娘子身上，我们看到了旧中国妇女尤其农村妇女命运的极其悲惨，她们竟可以被族人操纵，受丈夫支配，为两头死猪去殉葬（不是猪为人殉葬，而是人为猪殉葬！），可见她们的实际地位连动物都不如。喜剧色彩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悲剧内容。但对于一手策划这场风波、妄图浑水摸鱼的恶讼师牛七来说，它又是一场喜剧。斗争的结果，原先周密策划过的一切，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到冯家上吊，不久就被发现，并采用所谓“上下通气”的方法救活了，没有栽到人家的赃，反而自己出了丑；借娘家人来大打出手，也没有奏效。牛七再次落了个败局，陷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困境。作品的喜剧性，正是通过这个恶霸地头蛇阴谋的失败，非常辛辣地显示出来的。悲剧与喜剧的成功结合，使《怂恿》成为彭家煌风格代表作之一。正像茅盾指出的那样：“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就已经很圆熟。……他写出朴质善良而无知的一对夫妇夹在‘土财主’和‘破靴党’之间，怎样被播弄而串了一出悲喜剧。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个评价是很公道的。
精巧、隽妙的结构
彭家煌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是结构精巧而又自然，艺术上很讲究，却没有多少斧凿的痕迹。用“隽妙”二字来形容，我以为是确当的。读这些作品，就像在看有趣的生活本身一样。之所以如此，不仅由于作者精心体察着生活的韵味，同时由于他精心选取最适当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小说大多有精致的艺术构思，连题目也都花费过一番心血。我们看：明明写的是兵灾、悲剧，小说的标题却是《喜期》；这就构成强有力的反衬，用表面的“喜”来反衬实际的悲。明明写的是陈四爹的一位看牛倌，小说的标题却是《陈四爹的牛》；这不是由于作家的随便和粗心，而正说明作家颇费匠心，使作品变得意味深长，它暗示这位看牛倌本身就是一头牛，比牛还像牛，其地位甚至连牛都不如。《活鬼》把含义完全相反的两个字组合到一起，很令人注目，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也含蓄地透露了故事的秘密或者说谜底在哪里。至于《美的戏剧》，这个标题也是双关的，从主人公秋茄子的角度说，他不但美美地白看到了一场戏，而且还美美地白吃到了一顿饭，当然使他感到美满与快活；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通过作品的描绘，我们不但看到了黑头演的戏，还看到了真正的天才演员——秋茄子所表演的一场更精彩的戏，可以说是“戏外有戏”。这些题目都很有令人回味之处。这就是标题的艺术，是彭家煌作品不一般的地方。
彭家煌的小说尤其讲究结尾含蓄，留有韵味。《活鬼》在《小说世界》发表时，最末的一段是：“荷生的灵魂，那几天差不多又侵入恐慌中了，满盼着咸亲来家，商量对付之法，但是等待着，等待着，仍是音信渺然。荷生便走到学校去，想将当日的情形，报告他的良友。可是到校一看，厨子的职务已有人在代理。好友咸亲，听说是于几日前被人用枪打伤，现在用白布裹着头，卧在医院里。”这是一种比较直露的写法。收入短篇集《怂恿》时，作者作了修改，并删去最后一句，这就显得含蓄而耐人寻味了。
在彭家煌那里，没有粗制滥造的现象，作品往往要经过多次修改才拿去发表。这些小说尝试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手法、体制：有的以活泼的白描写实取胜，有的以精妙的心理刻画见长，有的采用着书信体，有的尝试着日记体，有的则是速写，几乎每篇都有自己的创造。无论哪种体式，简洁都是他追求的目标。名篇像《茶杯里的风波》，只有一千六百字；《隔壁人家》更短。这些都称得上是小小说。他在艺术创造上的这种严谨态度，大约得力于契诃夫、鲁迅的影响。
彭家煌从加入“左联”到逝世，时间仅约两年。他在左翼作家的道路上来不及走较长的途程。但是，思想立场的变化毕竟在小说创作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这从《垃圾》《喜讯》乃至《两个灵魂》等都可以看出来。
《垃圾》大约是彭家煌成为左翼作家之初写的一篇小说，1933年发表在《无名文艺》月刊上。据汪雪湄悼文《痛苦的回忆》所说，“这是两年前的旧作”。作品写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排长经历上级的压迫、失明的痛苦后的逐步觉醒。这个排长有劳动者的淳厚气质，有豪爽而比较正直的性格，平时不满于军官扣压士兵饷银等行为，与受压迫深的士兵们感情较为接近，因而遭到连长和其他军官的排挤、打击。他患眼病竟至双目失明以后，更被团部开革除名，像“垃圾”一样被扫走。经过这番折磨，他终于懂得了过去所走道路的错误，懂得了国民党所谓的“革命”“没有革出什么，只是反而多革出一些贫民”，觉悟到大伙应该“往光明的路上走”，不再听从“魔鬼的命令”。他肉体上失明了，精神上却明白了许多。这篇小说虽有某些理想主义成分，但仍具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主人公性格和若干场面的描画也富有感染力。
《喜讯》借一个在穷困中等待儿子好消息的老父亲的境遇和感受，揭露了30年代严重的白色恐怖。年近七十、欠下许多债务的拔老爹，眼巴巴盼望外出十多年的儿子岛西带回好消息，以便减轻家庭压力。儿子却许久没有家信。这天黄昏，族人从城里捎回了岛西的家信。老人认定它是“喜讯”，兴冲冲地读了起来，方知岛西竟因政治嫌疑被捕，判了十年徒刑。不等把信读完，拔老爹便往后倒了下去，叫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失声痛哭起来。小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控诉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政策，而其倾向性又完全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显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后，赢得了文学界的好评。《喜讯》不但是彭家煌小说创作上一个突出成果，而且代表了当时左翼文学的较高水平。
然而，前进的道路绝不可能是笔直的。彭家煌成为左翼作家后，创作上也走过弯路。《两个灵魂》的出现，就是显著的例子。这篇小说写反动的世家子弟邹建存从花天酒地、不可一世转变到同情革命乃至投身革命的过程。意在显示人们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也可以相应发生变化，由此暗示革命力量的壮大。这个作品多少体现了当时流行的那种先让人破产，然后迫使他革命的理论主张。作者选取的人物并不合适，他从一个反革命分子转变为革命者的历程完全出于空想，缺少起码的生活逻辑。作者自己显然也曾为此苦恼，“搁下了几天笔，（经过）几番催促，他才写成”[8]。彭家煌成为左翼作家后经历的这一曲折，表明：思想并不一定能决定艺术；即使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脱离真切的实际生活感受，不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仅仅具有良好的政治愿望，也照样会导致创作的失败。
看来，写《两个灵魂》所走的弯路启发了彭家煌。此后，他不再勉强自己去完成这类目标，而坚定地转向写熟悉的题材。这就有了《明天》《认错》《隔壁人家》《一只鸡》等小小说或者速写的产生。这些作品发挥了彭家煌的传统优势，写得亲切活泼，具有明显的长处。在左翼文学的道路上，他本该有远大的发展。但是，敌人的摧残和疾病的折磨，终于夺去了这位年轻、正直、有才华的作家的生命，使他饮恨九泉。
彭家煌是一位做人和作文都值得尊敬的作家。他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原载《彭家煌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本文是《彭家煌小说选》的前言，原标题为《论彭家煌的小说》，此次收录有修订。
[2]据笔者所知，40年代以来，至少有四种书都把彭家煌说成就是彭芳草：1947年北平普爱堂出版的《文艺月旦》，在《作家小传·彭家煌》中“首创”了这种说法；随后，1948年北平怀仁学会出版的英文本《一千五百种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作品提要》（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所收的《当代作家小传》，前几年香港出版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也先后重复了这种错误。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书信注释，由于未查原始材料，又沿用了这一不正确的说法。
[3]引自何揆《“活不下去”》一文，载《矛盾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11月。
[4]《新文艺》第3期《编辑的话》，1929年11月。
[5]黎君亮（黎锦明）：《纪念彭家煌君》，载《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6]同上。
[7]惕若（茅盾）：《彭家煌的〈喜讯〉》，载《文学》第2卷第4号，1934年4月。
[8]汪雪湄：《痛苦的回忆》，载《矛盾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