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侯安国和侯安宗是兄弟。
他们的爹，人称“老侯”，当面称“侯掌柜”，背后也有人直呼“侯三学”。老侯是个精打细算的能干人，做了半辈子染匠，开起了自己的染坊；开不多年，又在染坊前的临街房子里开了个粮行。按照他的想法，两个儿子不能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染坊的事要交给小儿侯安宗，他看出来安宗踏实肯干能接手；大儿侯安国读私塾，不想往染坊进，他想来想去开了家粮行，让安国能打着算盘做些坐地买卖。
他常常有意无意地提醒儿子们：“亏你是住在韩城这集镇街面，要是乡下，守着庄稼地，想挣俩活钱也难！”老侯的话语中透出对一家人能生活在韩城街的庆幸和满足。
韩城街在洛阳的西边，出洛阳沿洛河前往西安的汉唐古道上，算是个大集镇。虽然千百年来就是个小镇，但韩城人一直忽视这样的现实。他们觉得小看了韩城，愧对了“韩城”这两个字，喜欢把思绪放得很遥远——这毕竟是韩国故城啊。
韩国的故城是什么样子？韩城人不去设想，但很满足韩城一直延续的繁华。都会说一句：“青龙串街，三柏一眼井，七步两孔桥，石狮子摆尾巴。”这是在炫耀韩城的古老和景色。
爱韩城不分先后和早晚，从韩城人依然保持着的生活方式中，能让你信服韩城人对人对己的尊重。你去到谁家，主人都会先沏茶以待客。韩城人问客人：“喝啥茶？”这样的说法，至少是家里不会只有一种茶。即使真的只有一种茶，韩城人去街里一转，就能让客人满足自作主张的要求。你说这是喝什么？喝的是一种骄傲，一种曾经繁华的骄傲；喝的是一种自信，韩城人对自己追求时尚的敏锐。
韩城人喝茶，据说是很早就形成的习惯，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当时，陕西和山西的商人南下经商，路过韩城这一水陆要道，都要打尖歇脚。这些抱团的西路商人有个嗜好，喜欢集资在路过的水陆重镇盖会馆，统称“山陕会馆”。韩城的“山陕会馆”算是这些西路人过黄河后的首选落脚点。客商中有不老少的茶叶商人，品茶、喝茶是这些商人中途歇脚的重头戏。关于喝茶习惯是不是这些商人带来的，韩城人模棱两可，反正是老习惯了。
老侯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而且生活得很是不赖。生意比不上大户人家，但总是比走街串巷的小贩滋润，他很满足。他在粮行的门市里也摆上茶几，生意清闲的时候，就从后面的染坊走到临街的粮行里，泡壶茶，坐着，慢慢地喝。这时候，他依然束着染匠的围裙，双手沾满了靛蓝色，一边跟过往的熟人打招呼，一边看着儿子们做生意。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有人叫声“侯掌柜”，他能让着茶把两眼笑成一条缝儿！
老侯家在韩城属于有名的本分人家，跟乡邻们能一团和气全靠着忍忍让让。他教导儿子如何做人的时候，嘴边总是挂着这样几句话，像是顺口溜：对大户敬，对小户亲；对有势人忍，对没势人让。他说：“咱家人老几辈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下辈人照着上辈人的脚印走，错了就出事。”
豫西匪患多，韩城的北山上有土匪，还不止一股；往南过洛河，被称作南山的褶褶皱皱间，杆子更是多如牛毛。防土匪靠政府不行，地方的绅士们便开始打着关老爷的旗号，组织“关帝社”。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就是一个“关帝社”，三里五村都有，相互拉扯着，慢慢形成了势力，土匪们也不敢小觑。更主要的是除了护村守寨，这些“关帝社”的成员都有了来往，十里八村的，甚至三十里五十里的，成为一个社会小阶层。
他鼓励两个儿子与人为善，要他们学会多结交朋友。年轻人喜欢交往，结义拜把子的事他从不拦着，还怂恿着孩子们加入防匪防盗的“关帝社”。
韩城的街面大、人多，寨子里有好多个“关帝社”。侯安国加入的“关帝社”在寨子的东南隅，就是自己家的生意铺子附近。常言道：光棍（牛人）大全靠朋友架。老侯坚信，只要娃儿们按着他说的做人行事，再多结善缘广交朋友，生意总有一天会做大！
侯安国的结义兄弟中，有个叫程远宣的。他为人仗义，做着私学先生，还喜欢不计得失地去帮可怜人家打官司。所以，程远宣不但是韩城的名人，也是结义兄弟中的主心骨。他和侯安国上私学时就是同窗，书生味相投，就来往得多。只要是不去私学的时间，程远宣从家里一出门，直接就是去找安国。两个在一起总有啥说，上至天文下及地理，官有政府山有土匪，一坐就是半晌。他和侯安国不在一个“关帝社”，大多数的结义兄弟也都不在一个“关帝社”，这正好让他多了闪展腾挪的地方，喜欢结交人的他到处走动，数十里内都有他的朋友。侯安国知道他好结交朋友，但好得过分就会让人看出他有想法，感觉他是想混个名声。侯安国有看法也不背他，曾几次提醒他说：
“创子哥，好交朋友不耽误你教私学吧？咱也不是活套户（指家有余财的富户），弄俩钱都花在结交上，值不值？”
程远宣岔开话题不做解释，侯安国还以为是说到了他心里。
过了一段时间，程远宣又来粮行找安国，神神秘秘地说叫给他腾借俩钱。直性子人向来不开口借钱，开口了就放不下面子，何况还是结义兄弟。侯安国问他：“要多少？”
他说：“能多给就尽着多给。”
侯安国心里纳闷，多问了一句：“是不是家里遇到啥倒不开手的事？”
他说：“家里没啥事，是别人的事。”
侯安国迟疑了，说：“创子哥，俺咋看不透你是在弄啥事嘞？劝你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吧？”
在结义兄弟之间，侯安国的沉稳是程远宣最佩服的。他跟侯安国说话没有背藏，许多时候还习惯找侯安国拿主意。他说：“子君要去南方，本来说好俺也一起去的，可你知道俺走不开。他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娃子，又没有啥手艺，俺想给他准备点儿盘缠。”
程远宣说的“子君”叫张自安，是他的姑舅表弟，也是侯安国的结义兄弟。张自安家在北山上的桃村，从小是在韩城程家住舅家长大的。他们几个人都在一个私塾先生门下上学，虽然年龄上差着六七岁，但关系甚好。前段时间，几个人在粮行里闲聊，书是读了不少，可看不到多少出路，都是一肚子的郁闷。说起南方的革命，却十分兴奋，相互怂恿着要一起去闯闯。侯安国守着粮行的生意，说说算是嘴痛快一会儿，心里压根儿没当回事，却不知道程远宣和张自安动了真格。程远宣跟家里商量说去南方，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父母竟然以死相逼让他脱不了身。表弟兄俩一合计，竟然想出了个办法，由表哥资助表弟先去，摸清楚了南方的情况，表哥再南下。
这事似乎跟侯安国也有一层关系，所以他不但不能劝阻，还不能不为张自安的这次南下出力。他说：“给俺两天时间，能弄多少弄多少，不会叫子君小看！”他背着父亲，从生意流水中左挪右补周转出几十元钱，赶紧给程远宣送去。他对程远宣说：“本是说着过嘴瘾，一当真，这事就与俺也有了牵连。这钱不是借，算是做兄弟的情分。”
侯安国天天守在街面上做生意，啥样的人，他都能见着，有留着小辫子的大清遗老、挨家挨户搜裹脚布解放妇女的官家和洋学生，还有打土匪的枪兵，也有装神弄鬼的会道门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虽然从这些人嘴里听到的“革命”都不一样，对“革命”一词他不算陌生，但究竟“革命”是什么，他没有仔细斟酌过，觉得“革命”就是造反。“革命”把男人的辫子剪了，把女人缠的小脚放开了；“革命”让大街上乱贴标语，让人打来斗去。可归根到底一看，穷人还是穷得穿不上裤子，活套户还是冬穿皮袄夏穿衫子，民国好像跟大清就是少条辫子和裹脚布。传说是南方的革命闹得很厉害，从程远宣嘴里知道，读书人都在往那里跑。具体革的是啥命？整天在爹的眼皮下忙前忙后的他觉得，跟自己做的小买卖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当他为张自安，他认为也是为“革命”，偷偷花出去自己一辈子出手最大的一笔钱时，他从内心里开始感觉到震动！“革命”就像是张自安和程远宣，离自己那么近；“革命”的样子也像是张自安要去闯荡的南方山水，那山水模模糊糊地扑面而来！这不能不使他在心里开始琢磨“革命”。
程远宣送走张自安，就去洛阳私学教书去了。侯安国趁着往洛阳贩粮食的机会，去看望过程远宣几次。每次去都有一个不便说明的心思，想摸摸程远宣的底儿，也是摸摸“革命”的底儿。
他从程远宣那里了解到，张自安去南方闯荡半年就回来了，连面也没见，就又跑到了黄河北石友三的部队当兵。他说：“来了一封信，也不提‘革命’半个字，估计是没有找着‘革命’，又不想回来，才去吃粮当兵的！”
侯安国说张自安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找不着‘革命’就回来，帮着俺去贩粮食也比当兵强。”他还想说当兵是死了没人埋，觉得说出来不吉利，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程远宣嘲笑他说：“你嘴上长毛了？他十七，你才二十呀！”
侯安国说：“二十咋了？比他大三岁。你不是才比俺大三岁嘛，整天说话也高俺一码子！”
程远宣笑笑说：“那就算他嘴上无毛吧。他不是你，读书读迷了，心再也拉不回来了！”
侯安国说：“读的啥书竟读迷了？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还迷人？”
程远宣说：“不是《三国演义》，也不是《水浒传》，但谁读谁迷，比它们还吸引人！”
侯安国问：“你读迷没有？”
程远宣说：“俺迷不迷俺自己知道，你读你也迷。”
侯安国想知道那究竟是啥样的书，就缠着程远宣，说：“你找来让俺也读读，看看俺会迷不会？”
程远宣说被张自安带走了，但他给了另一本叫《新青年》的书，解释说：“俺说子君是心再也拉不回来，就是因为他揣着那本书。”
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聊到半夜，就谈“革命”，可程远宣也是挠着头说不出一个明白道道。只说是有个党叫“共产党”，还叫“布尔什维克”，许多人都信了他们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