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茫茫禹迹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是踏在湿漉漉的河边的。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就升起在河湖的地平线上。
在地球文明的早期，人类还只是大自然怀抱中一个胆怯的孩子，既没有战胜自然的能力，更没有征服河流的野心。
在黄河中下游河谷和平原上，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华夏族群的各个部落，主要有神农氏、有熊氏、有穷氏、有莘氏、有巢氏、有扈氏、防风氏、葛天氏、无怀氏、夏后氏、斟鄩氏等，自古以来他们逐河湖而居，享受着大河带来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到了大洪水时代，他们修筑简易的围堰以阻止洪水漫溢，又通过疏导洪水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在滔天洪水和穷天究地的磨合中，大禹出现了。
大禹又名夏禹、文禹，因为功大无双，故谓之大禹；因功勋卓越而被封于嵩山之麓的夏地，故名夏禹。禹的身份是一个千古之谜。他的事迹镌刻在大河上下，流传于庙堂村野。遥望这位传奇英雄的缥缈身影，许多人顿生疑惑：他，究竟是夏代的先王，还仅仅只是一位超级大劳模？禹王治水的故事，是一部英雄史诗，还是中华民族建立王朝国家的最初版本？
大禹是悲情的。在“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的岁月里，他的父亲崇伯鲧被尧授命于危难之间，为天下平息水灾。鲧因循共工以来“水来土堙”的传统治水方法，修围堰，堆垛坝，障洪水，“作三仞之城”（《淮南子·原道训》），企图以围追堵截来降服洪水，结果不仅水位未见降低，反而因为各地纷纷溃坝而又增加了人畜死亡和难民流徙。
抗洪救灾是不相信眼泪的，到了舜执政时代，经“四岳”御前会议决定，将“九载绩用弗成”的鲧流放于羽地，最终鲧竟在流放地被祝融击杀。
大禹是无辜的。大禹时代，洪水依然是浩浩滔天，人民依然在流离失所。舜召集“四岳”商讨治水之策，没想到众元老竟异口同声推举禹来担当治水重任。舜疑惑了，你们是说那个受处分的鲧的儿子吗？子承父业？不过他老子给他留下的并不是一笔正资产哦！
当然，最终舜还是同意让禹替死去的父亲将功补过。
大禹是发愤的。在治理洪水的漫长历程中，他发誓为失败的先父挽回名誉，十三年没有回家看望妻小一眼，“左准绳，右规矩”（《史记·夏本纪》）“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史记·河渠志》）“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为美谈。“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在韩非子的叙述中，大禹率领民众治水，事事冲在前面，以致瘦骨嶙峋，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在《山海经》的叙述中，在事业最艰难的时刻，大禹甚至不惜化身为熊，显示治水的决心。而历史记载的“禹步”，也无非是大禹坚持靠前指挥，长期下沉一线，身先士卒，导致患上严重风湿病，显得步履蹒跚的样子。
大禹是睿智的。他深知为政之要，其枢在水；治水之要，其枢在政。在万国纷扰的远古，一条数千公里的大河却是没有国界的。治水的首要任务是要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各酋邦之间得到被授予的一种公共权力，通过政治、外交，甚至武力等各种手段，要让各个酋邦消除各自障水围堰，使河道能够正常泄洪，保障上下游、左右岸的共同安全。在古代，这显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甚至可能失败的使命，大禹堪当此任，或与他的血统有关，据《史记·夏本记》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本人就是因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而诞生，又因子承父志，终生致力于管控洪水而名声大噪，因此对于黄河流域上下游合作治水最具有说服力。可以说黄河既是流域命运共同体的纽带，也是上下游、左右岸利益纷争的焦点。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位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接受的人物进行统筹，就属于势所必然甚至呼之欲出了。
大禹又是谦卑的。他不是像他的父亲鲧一样，站在大自然的对立面向河流宣战，而是尊重“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高高下下，疏川导滞”,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有这么一条“水由地中行”的样板之河，于是几代人百治无功的大洪水被大禹疏导了，平息了，洪水归槽，“合通四海”。大禹不仅成为民族英雄模范，而且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治水境界。他所疏通的黄河流路被称为“禹河故道”。事实证明，这是后人永远难以企及的理想之河。就像传说中的黄金时代，永远只是人类集体记忆里的一道可望而不可及的风景线。
由于治水成功，大禹被万民拥戴，舜将夏地封为他的领地。在天下共主交替的关键阶段，夏伯禹苦心经营，将联合治水所形成的权力体制固化下来，和他的儿子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成为部族向国家、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的里程碑，大禹被称为禹王；由于治水成功，大禹成为空前绝后的水神，被后人称为神禹，“禹河故道”被视为千年无忧的样板之河；后世还将通过河流治理、划分九州而形成的华夏行政板块称作“禹迹”。直到大禹治水之后1000多年，才有了“定王五年河徙”的记载，即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发生了有历史记录以来黄河第一次大改道。
大禹的奇迹，创造了农业文明早期“人水和谐”的典范，于是“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史记·河渠书》）历朝历代不仅尊禹为王，而且将他一步步推上道德的巅峰。随着黄河文明漫出流域，声教四海，大禹的事迹也在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广为人知，人们以建庙兴学等各种方式纪念大禹的功德，广泛传播大禹“以水为师”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治水理念。
夏商周以降，人口增多了，铁器发明了，疆域扩展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泛农时代来临了。人类需要从荒野中开拓出更多的耕地。于是越来越多的泥沙进入大河河床。在平缓辽阔的平原上，源源不断的泥沙淤积下来，迫使河流左右游荡，频繁改道。这就迈进了人力改变河流功能的时代。
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各封国已经开始各自修筑境内的堤防，以至于互相借堤坝挑水导洪，以邻为壑。后来出现了先后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称霸的“春秋五霸”，其中就有以周王室名义召集列国发起“葵丘会盟”的齐桓公。
葵丘，宋国的一个镇，现属河南兰考县或民权县，参会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国国君，“葵丘会盟”的发起者和主持者都是齐桓公。
葵丘会盟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左传》《史记》等典籍，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无曲防，二是毋遏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由于先秦列国处于黄河流域的不同位置，处于上游者常常修筑工程，使洪水顶冲对岸，给自己留出大片滩地，这就是“曲防”。“曲防”目的有二：平时导洪造地，战时以水代兵。如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曾挖开黄河河堤，使之溃决以淹没对方。
由于上述目的，“曲防”成为诸侯竞争的战略手段。齐、鲁、宋、卫、郑、许、曹等沿黄各国各自为政，尽可能运用“曲防”手段打击或削弱对手。
据《孟子》：“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显然，这里的道德管制就是最早的“政治正确”信条，不许禁止买卖粮食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只是立国通商的惯例。齐桓公最想表达的，其实只是第五条款中的“无曲防”，就是禁止各国私筑河工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显然，这正是流域统一管理体系的萌芽，也是建构大国体制的基础。
战国时代，列国堤防修筑更加普遍。齐桓公首倡“无曲防”，可是管不住子孙后代争修“曲防”以利本土、淹他国。在《汉书·沟洫志》的记载中，西汉人贾让这样描述流域列国各自为政背景下的黄河堤防：“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这种“雍防百川，各以自利”的迫厄局面，到了秦代终于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夷灭六王决川防，一统江山日月新”。随着秦并六国，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封邦建国，一条全程贯通、堪称“水上长城”的千里堤防形成了。至今河南省濮阳一带还流传着“秦始皇跑马修金堤”，以及“南修金堤挡黄水，北修长城拦大兵”的民谣。公元前215年，即秦始皇执政的第三十二年，秦始皇东临碣石，立碑记事，提出“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治河方略，即改造立足于一己之私、一地之利的不合理堤防，包括对战国时黄河两岸各国修建的以邻为壑的堤防工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整治，从而使旧有的险工段化险为夷，大大提高了黄河泄洪能力和防洪标准。
然而，绵延千里的堤防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河流的空间形态。水流被约束在容量有限的堤防之间，年复一年，本应向平原和大海运动的泥沙被滞留在河床上。河床在人的肩膀上抬升了，进而成为高高在上的地上悬河，一旦发生决口，顷刻高屋建瓴，势不可当，人或为鱼鳖。
河水是越来越浑浊了。“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汉书·沟洫志》）这条位居“百水之首”“四渎之宗”的大河，到了西汉，索性就叫了“黄河”。此前，它只是——河。从河到黄河，中华文明从此有了一个主色调。（《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当然，“河”自西汉以来改称“黄河”，还不仅仅是因为含沙量过高而河水呈现浑浊的黄色，其人文缘起或与中华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讲的就是黄帝怎样修德振兵以合万国，“（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虽然历朝历代倾其国力加高和修筑堤防，但堤高水涨，水涨堤高，随着河床逐年淤高，人类防御洪水的能力反而降低了，导致河流频繁决口、改道，从西汉年间至1949年，2000多年间，共发生1500多次决口，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从洛阳回长安途中来到著名的三门峡砥柱山，但见壁立千仞，涛声如雷。根据地质资料，160万年前，古三门湖水就是从这里冲出峡谷，奔腾东去，形成外流型大黄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摇篮。而在神话传说中，是大禹从上游疏导河水一路走来，劈开人门、神门、鬼门，让壅塞的巨浪喷射而出，顺流而下，直达东海。李世民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吟出四句千古传诵的《砥柱铭》：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
显然，面对凶险的黄河峡谷以及下游河道的危情，李世民想到了大禹，他在内心呼唤神禹再世，永葆黄河安澜，国运久长。据历史资料统计，隋唐年间黄河下游因行河年代久远，已迈入河道寿命晚期，河患屡屡发生。从唐贞观十一年起，到乾宁三年，近260年间有明文记载的河患、河决年份21年，约等于10年一决口。
据《旧唐书·五行志》和《新唐书·五行志》记载，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到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除河决、河溢以外，240年中，共有29年沿河各州发生大水，其中仅开元年间记有大水的即达7次之多。不少大水灾情是惊人的：如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甚众”（《新唐书·五行志》）；永隆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坏民居十万余家”（《新唐书·五行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秋，天下州六十三大水，害稼及居人庐舍，河北尤甚”（《新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 “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新唐书·五行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 “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旧唐书·德宗下》）；开成四年（公元839年）, “秋，西川、沧景、淄青大雨，水，害稼及民庐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新唐书·五行志》）等。这些遍及大河南北的大水，其中必然有一部分和黄河水灾有关。
“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宋史·河渠志》）这是饱受黄河泛滥、决口改道之苦的宋人的悲叹。北宋黄河，原向东流，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濮阳商胡决口，改而北上，形成二股河入海，遂引发朝中大臣主张河复“东流”还是顺势“北流”之争，这一争论就是几十年。其间为了防御契丹人南下侵掠，中央政府曾经三次试图挽河东流，均告失败。直到公元1118年，开封太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侵，命人在滑县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掉头南下长达737年。计有宋一代，仅澶州横陇改道至北宋南迁，不足百年就决口、漫溢、改道达35次，每次洪水灾害过后，“庐舍尽毁、漂没无数”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伴随宋都南迁、黄河南泛，天朝的国运也从此衰变。随着王朝更替，国都迁徙由东西向次第更迭变为南北轴上下移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向这块黄帝、大禹们开拓的衣冠古国缓缓迫近。
是的，随着黄河大堤与河床比着往上长，人们时不时怀念起那条由大禹所打造的样板之河，呼唤“神禹”再生。但时过境迁，大河与它养育的华夏民族，都没办法回到过去了。人们有时甚至把身边这条母亲之河看作“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