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楚汉战争
继秦末农民起义之后，
项羽和刘邦之间为争夺封建统治而进行了四年余争夺战役。
农民战争后期，
刘邦和项羽两大反秦武装主力。
按照原来楚怀王的约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刘邦先入咸阳，
理应王关中之地，
但项羽自持功高，
企图独霸天下为之。
正月，项羽尊怀王为义帝。
并自立为西楚霸王，
王粱楚地九郡丶都彭城地。
分封十八路诸侯，
即以刘邦为汉王，
王巴丶蜀丶汉中，都南郑地；
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地；
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地；
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地；
魏豹为西魏王，都在平阳地；
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地；
韩成为韩王，都阳翟地；
司马衟为殷王，都朝歌地；
赵歇为代王，都在代地；
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地；
英布为九江王，都设六地；
吴芮为衡山王，都在邾地；
共敖为临江王，都设江陵地；
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地；
臧荼为燕王，都在蓟地；
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地；
田都为齐王，都临淄；
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地。
另封陈余三县之地，
梅钅肙为十万户侯级。
项羽进入咸阳后大肆烧杀抢掠，
加上封章邯等秦降将为王，
使他失去了关中秦民的支持；
不都关中而都彭城，
也使他失去了战略上的有利地势；
特别是关东屡经战乱，
经济残破不齐；
使他日后不可能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之地；
至于分封诸侯王，
更是项羽在政治上所犯错误的严重问题。
他贬义帝于江南，
迁刘邦于巴蜀，徙故王于恶地，
王亲信诸将于善地，
挑动和加剧了各路诸侯之间的权力纷争，
并且迅速激化了他和刘邦之间的矛盾关系。
刘邦被徒封汉王后，
本想立即发兵向楚攻击，
但是萧何等人从楚汉双方的实力出发，
主张以关中为基地，
养民招贤纳士，
安定巴蜀，然后收复三秦之地。
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
于汉元年夏四月经栈道往南郑地，
又听从张良之计，
烧绝所过栈道，
表示没有东向争夺天下之意，
以此迷惑项羽。
但三个月后，
刘邦乘田荣起兵反楚的有利时机，
决策东向，
终于爆发了楚汉战役。
项羽分封诸侯后即罢兵回归彭城而去。
不久，彭越于七月击杀济北王田安。
田荣并王三齐之地，
随后齐丶越和彭越起兵事，
对西楚构成直接威胁压力。
项羽先派萧公角将兵迎击彭越败绩，
不得不调遣主力击齐，以稳定局势。
当时辟处巴蜀的刘邦乘项羽无瑕西顾之际，
听从韩信等人的计议，
于八月出故道，
击降章邯丶司马欣和董翳之敌，
迅速还定三秦之局，
且继续向东进击，楚汉战争开始。
项羽即在战略上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他认定齐地的田荣为心腹之患，
而张良也致书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
如约即止，不敢东”去。
又以齐丶梁的反书移交项羽：
“齐欲与赵并灭楚”敌。
以致项羽无意西向击敌，
项羽虽然击杀了田荣，
复立田假为齐王称之，
但由于他在齐地烧夷城廓屋室，
虏掠老弱妇女，
激起齐民的反抗起事，
使田荣弟田横得以收散卒数万人计，
据城阳之地，
并于汉二年夏四月立荣之
子田广为王，
号令齐民抗击项羽。
楚军无法脱身丶困于齐地。
刘邦乘隙降魏王豹，虏殷王去。
是年冬十月季，
项羽密使九江
王英布等击杀义帝。
刘邦在进住洛阳后时，
为义帝发丧，并遣使告诸侯知，
指责项羽放杀义帝，
号召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之后率领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进据楚都彭城地。
项羽得此消息，
立即部署诸将击齐，
亲率精兵三万回师。
由于刘邦为轻易取得的大捷所陶醉，
加之收其宝货丶美女，
逐日置酒高会，因此，
在楚军突然袭击时，
汉军五十六万乌合之众一败涂地。
士卒过半伤死，
刘邦仅得突围数十骑。
彭城之战役，楚汉之间的军事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刘邦败退荥阳而去，
诸侯皆背汉向楚。
由于箫何及时调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和韩信的增援支持，
汉军才得以重整旗鼓。
而项羽虽将战略重点移至西线之地，
但他始终未能摆脱两线作战的境地，
无法越过荥阳丶成皋一线西击，
从此楚汉便进入了双方相持时期。
但是，从刘邦方面来说，
这种相持是积极的。
相持阶段一开始，
刘邦就组建了骑兵部队，
有效地阻挡了楚军的攻击；
与此同时，
汉军一方面坚守荥阳丶成皋阵地，
一方面在楚的后方
和側翼开辟新战区。
这一新部署打击了项羽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
汉二年八月至次年十月时期，
韩信接连平定魏丶代丶赵丶燕，
矛头直指齐地。
逐渐形成包围西楚的态势。
虽然项羽主力在汉三年夏四月丶六月再度攻克荥丶成皋，
但由于刘邦采取了“高垒深堑勿与战”的策计，
不仅保存了汉军的实力，
而且牵制了楚军的主力。
使项羽更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丶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
特别是项羽不能用人，
不但韩信丶陈平等人弃楚投汉而去，
就连他的重要谋士范增也得不到信用，
这更使他在政治上丶军事上连连失计，
使刘邦得以调兵遣将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汉三年五月时，
刘邦命彭越率兵渡过雎水，
袭杀楚将薛公死，
直接威胁彭城。
八月刘贾丶卢绾将卒两万渡河进入楚地。
彭越在汉军的协助下攻徇梁地，
连克睢阳丶外黄等十七城池，
完全截断了荥阳丶成皋一线楚军主力的后勤补绐。
于是，项羽不得不于九月命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
亲自回师夺回陈留丶雎阳丶外黄等十余城市。
但是，汉四年十月，
刘邦乘机诱使曹咎出击，
大破楚军，收复成臬地，
与此同时，
韩信也袭破齐，进据临淄，
并于十一月在滩水消灭了楚将龙且率领援齐丶号称二十万的楚军，
尽定齐地。项羽在正面和侧翼战场上接连遭到重大失败，
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陷于汉军的战略包围之绝地。
乾坤诗歌集
(第二集)之二十
笫二章西汉
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
“楚汉战争”结束后，
中国广袤的国土又复归统一于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汉朝己始。
这个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
从公元前202年开始。
至公元8年被“新莽”代替为止，
共有200余年的历史。
为了与公元25年由刘秀建立的丶定都洛阳的汉王朝相区别，
前者为“前汉”或“西汉”称之，
后者称“后汉”或“东汉”。
下面请看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刘邦称帝及初期的政权建设，
“汜水之阳”登帝，
刘邦扫除了项羽，
剩下就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头上的问题，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丶韩王信丶淮南王英布丶梁王彭越丶故衡山王吴芮丶赵王张尹敖丶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
请求刘邦称帝。
经过如此这般的表演，
于是在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
举行了简单的登级仪式。
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了汉王朝的皇帝。
公元前202年在
“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的这一套“劝进”程序，
很具有典型性质。
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中，
凡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笫－代皇帝，
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
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独特现象，
刘邦由“汉王”改称“皇帝”，
也就是定于一尊的地位确立，
成为了全国最高的统治者，
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程序。
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之地。
汉的国都原在栎阳，
汉王定局实现全国统一，
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时，
刘邦定都洛阳。
其意义不难看出乃袭东周旧制，
雄居“天下”“中心”之地。
后经娄敬提议张良支持，
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敌，”
而关中不仅险要地势，
乃物产丰富，“左殽函，右陇蜀，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
北有胡苑之利”，
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
“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
西给京师，
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也”。张良的分析，
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之地。
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甘时，
始具规模，从此首都从洛阳迁往长
安地，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地。
以后的事实证明，
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
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
而且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
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
成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城市。
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
再说刘邦称帝后，
其左右的文臣武将均为开国元勋职吏，
有更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任职。
在推翻秦王朝丶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
多系秦代社会的下层人士，
如刘邦就是出身于“泗水亭长”的一个基层小官吏。
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
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
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
属于贵族子弟；
其次是张苍，曾任秦御史。
叔孙通曾为秦待招博士，
属于秦代上层官僚职吏，
傅宽为骑将，申屠嘉为材官职，
均是士卒出身或小官吏。
还有周勃在参加起义军前“以屠狗为事”，
灌婴曾以贩缯为主。
此外的有陈平丶王陵丶陆贾丶郦商丶
夏侯婴丶申食其，这些都是当过手工业者丶小官吏，
或中小地主及出身社会下层的平民群体，
在刚刚建立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是和秦统治集团的不同之一。
其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
刘邦原籍沛县丰邑的，
在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
也多系关东人士。
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
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
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
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
则全部来自关东地区。
这在客观止有利于消除舂秋战国几
百年中丶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问题。
入汉以后这种矛盾已经消除，
不能说与统治集团成份变化不无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政权的建立，
确实是促进中国进一步统一的标志。
其次由于西汉统治集团不少成员出身下层一级，
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
汉初对农民的压榨丶剥削有一定的减轻，
对劳动人民施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方式。
这也是秦末农民战争取得的成果，
但也能不看到西汉统治集团成分变化的影响关系。
如“复双爵田它”令统治集团的更新，
只是稳定西汉政权上层的措施。
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发布的“复故爵田宅”令，
则是针对全国广大臣民······包括地主和农民······而采取的安抚措施，
以稳定整个社会局势。
一方面恢复了地主阶级的地位及财产。与此同时，
实行五筹爵级；
军功在大夫以上者，
分别增加级，
使一大一批有军功的卒吏，
成为了地主阶级。
这些军功地主是汉朝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
其次诏令也有保护自耕农的作用，
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大计。
自耕农的发展是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笫三本诏令对“民以饥饿自买卖为人奴婢者”
宣布“皆兔为庶人”待遇。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时，
汉王刘邦就曾宣布，
废除秦代苛法繁仪。
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
从此西汉就使用新的朝议，
话说到了楚汉进入了最后阶段，
项羽日益狐立，
求和划鸿沟为界地，
项羽率兵东归，以为已无战事，
而刘邦采纳张良丶陈平之计，
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
并调令韩信丶彭越等人围歼项羽，
命刘贾包围寿春，次年十二月时，
项羽被困于垓下，汉军四面楚歌，
楚军已无斗志；
项羽至乌江自刎而死。
笫二节西汉年的“休养生息”
一丶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经过四年多的楚汉战争时期，
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社会经济凋敝。
农民大量流亡异乡，卖儿鬻女，
卖妻鬻子，
城市人囗减少，市场混乱不止。
投机商囤积居奇，
有米一石值万钱，
马一匹价百金之市。
西汉政府财政困难，府库空虚。
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驾车，
将相有时只好乘牛车出门办事面对这种残破局势，
汉高祖刘邦不得不把恢复生产丶稳定生产秩序，
放到重要位置，
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如（1）兵士罢归家乡。
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
免十二年徭役，
回关东的免六年徭役。
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进爵为大夫级，
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
并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斌税徭役。
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
也就是军功大小，给予田宅地。
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土地，
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是汉初稳定农村秩序丶恢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
并恢复故爵丶田宅土地。
以利于“休养生息”。
（3）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
一律免为庶人待遇。
抑制商人措施，
不许他们做官丶乘车骑马丶穿衣丝丶操兵器，
采取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等措施，
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5）减轻一田租，十五稅一。
汉高祖还命丞相肃何取秦法加以损益，
制定《九章律》，
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还命陆贾著书论说找出秦失天下的原因；
指出秦代事功越烦时，
天下越乱之；
法禁越多，奸宄越盛起；
兵马越众时，敌人越多之。
并说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
但秦朝崩溃，正是由于太暴举措，
用刑太过所引起。
从陆贾所揭示使汉初统治者以认识，
只有薄赋慎刑轻徭役，
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
巩固自己的统治。
二丶文景之治
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
是惠帝丶吕后时期（前194～前180）。
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措施，
在这十五年中，
很少兴动大役。
景帝时修筑长安城，
每次发民不过一月期，
而且是在冬闭时。
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
吕后元年（前187），
又废除夷三族罪和以过误之语为妖言而加以重责的所谓“妖言令”条律。
重新确定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和边境戌卒一岁一更的兵役制。
文帝丶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
继续“与民休息”，
社会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汉武帝刘恒重视农业种植，
屡诫百官守令农桑事事。
文帝十三年(前167)诏免田租:
景帝元年(前156)复收田租之半，
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
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征发一次，
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
四十钱计。
长期减免田租傜赋，
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兴起。
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
小的五六百户计:
到了文.景之世，
流民归还田园时，
戸口大规模地增长，
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之，
小的封国也戸口倍增数字，
而且比过去富实。
户口繁息，
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证实。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
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
商业也活跃兴起。
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过关用传(一种由官府颁发的关律的凭证)制，
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动各地。
文帝弛山泽之禁示，
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
农民有山泽得以漁樵，有利于生产生活计。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
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即大大膨胀了大商人势力，
侵蚀农民兄弟，
部分农民破产流亡外地。
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
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趋势。
为了提高谷价，
缓和谷饯伤农贸易，
晁错向文帝提出了“人粟拜爵”的建议，
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
按所输多少授爵级。
输粟达六百石者爵上造(爵二级)，
达四千石者爵五大夫(爵九级)，
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
(十八爵级)，按照秦汉制度，
爵级可以累计，
高爵者可以得相应的特别权力。
晁错又建议，
入粟输边实行后，如果边境粟够用五年时，
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地，
使郡县也有积粟屯积：
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
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收取。
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
使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转机。
文帝统治期间里，
宫室苑囿，车骑服御，
都无所增益。
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
这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靡风气，
起到一些制约限制。
文帝废除了汉律中的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令律，
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
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
减轻了笞刑处治。这个时期，
官吏不滥用刑罚，断狱但责大指，
不求细苛；定刑可下者从轻处理。
但是文景时期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
对地主、商人更有利。
例如减免田赋，地主最大获利；
入粟拜爵制，
也有助于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社会矛盾加剧，
助长兼并势力。
三、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
是社会经济从凋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
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时，
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
屈、景氏和怀氏，还有燕、赵、韩、魏之后裔，
仍然是最强大的地方势力。
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
豪杰名家”十余万户计，
迁到长安附近地区。
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
据说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
野泽无兼并之民”系，
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的分裂活动基本得以控制。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
这就是汉高祖在此战争年代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的诸侯势力。
汉五年(前302)时，
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
梁王彭城、淮南王英布、韩王信、
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
芮、史称异姓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
大体相当于六国故地。
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
是统一的隐患阻力。
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措施，
来消灭异姓诸王势力。
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
立卢綰为燕王称之。
从六年到十二年时，
又连续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
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属僻远之地，
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区，
可以起缓冲的作用，
所以直到文帝时才以无后而国除之。
这时，汉高祖既沒有直接控制全国之力，
又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
所以在异姓王的旧地陆续分封了自己的子弟，
用以藩屏汉室，
史称同姓诸侯王。
当时同姓王国有九，封地犬牙相制，
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
对抗朝廷，看起来西汉统治非常牢固。
汉高祖还与群臣共誓，
“非刘姓不王”，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
如齐国辖六郡七十三县地，
代.、吴两国各三郡五十三县，
楚国三郡三十六县地，与此同时，
中央直辖土地不过十五郡，
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秦国面积，
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封国和公主“汤沐邑”。
这种局面，依旧是干弱枝强之势。
为了控制诸侯王国，
汉政府规定派太傅辅王，
派丞相统王国众事，
并重申无皇帝虎符不得发兵。
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
自征租赋，自铸货币，
自集军队，实际仍处于半独立。
吕后统治时期，
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
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残余势力，
迎接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时期同姓王的势力更发展。
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当时形势是中央弱而王国强，
像肿病患者一样的，
不能屈伸肢体和手指。
他说，天子的近属有的并无封地以为藩屏，
而天子的疏属有的却拥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实力。
他认为，要使天下治安无虑，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诸侯国小弱力，
产生邪心不易，天子便于控制。
这样，天子治理天下，就能指挥如意，
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进去，
但是贾谊死后四年时，
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时，
文帝分齐国为六国之地，
分淮南国为三国分之。实际上就是贾谊
“众建诸侯”的建议得以实施。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
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计。
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
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景帝三年时，
用晁错之策计，
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地，
以次削夺，将及吴国等地。
景帝三年(前154)芙王濞就联络
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势力，
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
史为“七国之乱”称之。
七国之乱起事，
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爆发。叛乱初起，
汉景帝刘启诛晁错以谢吴王，
但吴王并不息兵停事。
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领汉军的进击，
叛乱在三月內被平息。
七国之乱以后时期景帝巩固削藩成果，
损黜王国官制及其权职，降低诸侯王权力，
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
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趋势，
中央集权走向巩固，
国家统一显著加强得力。
四、对匈奴的亲和
对南越的安抚
秦汉之际，
匈奴越过河套，
向南入蒙恬所取“河南地”。
汉初时，与匈奴大体上相持于今兰州、
固原、橫山、榆林、托克托一线的你边寨地区。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
其封国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势力，
有的勾结匈奴内侵，
高祖于七年(200)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
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
以后时，匈奴常常寇边，掳掠人畜。
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
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
厚备奁资，
每年馈赠酒食，
以缓和匈奴的侵袭。
娄敬说，冒顿单于在世，
是汉家的女婿；死后儿子做单于，
是汉家的外孙，
外孙自然不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
高祖用娄敬之议，
取“家人子”为公主，
与匈奴结和亲事，
并开放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文景时期，
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
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进击，
每次入寨时，
都要毁坏庄稼，抢走人畜。
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
游骑迫近长安地区。
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
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寨下地，
垦田筑城，加强防御。
晁错所倡人粟边寨得以拜爵的办法，
正是在匈奴威胁严重的时候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地。
秦末，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
占据岭南地区，
绝道聚兵自守，
自立为南越王称之。
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势力，
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
进行统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条理，
秦时由中原谪徙岭南的居民，
在战乱中得以少受损害侵袭，
而越人各部彼此攻击的习俗，
也大有改变。
在一定的时期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关系。
高帝十一年(196)时，
派陆贾出使南越地，
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
使他“和集百越”。
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封号，愿为藩辅尽力，
吕后统治时期，
严边防之禁，
不许把铜、铁、农具和母畜运往南越地区。
赵佗反对这项政策，
一度自称南越武帝，
与汉朝皇帝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地，
控制闽越、西瓯等地，
使南越成为“东西万余里”的大国。
吕后派周灶率军出征南越地，
军未逾泠而罢。
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于世，
汉武帝时期
加强中央集权制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
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改革了一些制度，
力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目的。
一、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汉武帝时期，
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
但是商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
地方千里，
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元朔二年(前127)，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
颁布“推恩令”，
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
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给子弟为列侯级，
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
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管理，
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折为侯国位置，
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扩大直接管理。
推恩诏下后时，
王国纷请分邑子弟，
于是诸侯王府的支度多得以受封为列侯，
西汉王朝不用黜陟的办法而使王国缩小辖地。
武帝以后时，
每一王国辖地不过数县，
其地位相当于郡级。
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
就进一步解决了。诸侯王解决问题，
全国还有列侯百余。
汉制每年八月时，
举行饮酎典礼，
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
元鼎五年（前 112时汉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
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级。
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陆续失去爵级。
不过此后仍不断有功臣侯、恩泽侯之封示，
列侯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汉族贵族养土的盛行风气，
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
其中有文学之士，
有孺生、方士，
还有纵横沦辩之士。
诸侯王策划反汉时，
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得力助手，
所以武帝力加压制。
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
武帝于元狩元年（前 122）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
牵连致死的据说达数万人计。
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律，
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职，
以示歧视，
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
从此以后时，
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
其中支脉远的人，
就与一般富室无异。
二、建立太学
实行察举制
汉朝初年时，
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的，
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
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非商人的人，
自备衣马之饰，
也可以候选为郎，
为“赀选”称之。
郎是皇帝的侍从，有议郎、中郎、郎中等职，
内守门户，出充车骑。
郎署娴习“汉家故事”，
以备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时，
地主阶级子弟为郎，
是他们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
在这种选官制度下，
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
以财富为标准选郎吏，
未必都能得人，
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
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悌力田”制，
复免这些人的徭伇，
让他们“导率”乡里。
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人士，
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选拔。
无论举贤良方正或孝悌力田制，
都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正规实施。
汉武帝初年时，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
提出了使列侯郡二千石出支，
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
岁贡两人计，
以给宿卫的主张权力。
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
对象有民有吏，
在制度上比文帝时期的诏举较为完备。
元光元年（前134）时，
武帝初令郡举孝、廉各一。
从此以后时，
郡国岁举孝廉制度就确立成制。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里，
郡国执行不力，
有的郡不荐一人，
武帝为了督促察举制度的实施，
规定二千石如果不举孝，
就是不奉行诏令指示，
应当以不敬论罪处治；
不举廉，就是不胜任，应当免职。
武帝以后时，
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之一，
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
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
或外迁县令长丞尉，
再迁为太守、刺史。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士，
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
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殊性质，
并不经常举行。此外，
还有献策上书郎职，射策田科为郎职，
陇西等六郡良家子为郎等选官途径。
武帝时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达千人计，
其中当有以此得官者，
高寝郎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为大鸿胪，
数月即超迁丞相职。
武帝在长安城外地区，
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
名为太学称之，
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
共五十名博士弟子，
由太常选择民年十八以上仪壮端正者充当，
入学后免除本人税赋。
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
由郡县择人充当其职。
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录用按等第。
武帝还令天下郡国旨立学校官职，
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
太学和郡国学生是培养封建官僚府地，
但是在传播文化知识，
也起了重要作用关系。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制，
大官僚和大豪富子弟嗣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
－般地主子弟有了较宽门径入仕，
少数出自社会下层的人，
也得到机会入仕。
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
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
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皇权统治，
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关系。
三、削减丞相权力
西汉初年的官制，
基本上沿秦旧制，
没有大的改变。
汉高祖以功臣封侯者为丞相职，
丞相位望甚隆，
对于皇帝敢于直言不讳，
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语。
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
惠帝托参子曹？婉转进言，
曹参不改进自己，
反而要求皇帝跟他一个样的，
垂拱无为之。
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时，
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是：
陛下幸爱群臣，可以给他们富贵，
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
由于丞相权重一时，
皇帝与丞相之间，
出现矛盾容易。景帝时，
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之子受封于列侯级，
继为丞相职，
丞相位望有所削弱，但是皇帝与丞相在权力问题上仍然潜伏着矛盾问题。
武帝时丞相田？骄横一时，
他所荐举的人士，
有的一开始就被授与二千石的官位级职，
侵犯皇帝的用人权力。
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已尽末？
吾亦欲除吏”。因此，
削弱丞相权力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
元朔五年（前124）时，
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职，
然后才封平津侯级。
公孙弘自“布衣”，
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诸诸，
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时，
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
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手里。
居职“充位”而已。
他们动辄得咎，自杀或下狱。
公孙贾有鉴于此，
拜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
不得已始起而视事。
几年以后时，公孙贺也被灭族系。
武帝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的人以及现任官当中，
先后拔用了文才出众的严助、
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士，
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进级，
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
顺问应对，参与大政事宜。
武帝曾经令严助等内侍腹心之臣与朝廷公卿大夫辩论政事，
彼此以义理之文相对答，
公卿大夫屡屡诎服称是，
尊贵臣僚如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䃅，
皆加侍中职，
其中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职，
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
权势超过丞相职。
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职，
掌尚书（少府属官）之职，
侍从禁省，出纳文书事宜。
这种人日在皇帝左右，
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为“中朝”或“内朝”称之，
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
皇帝依靠中朝职吏，加强统治：
中朝则恃皇帝之重，
凌驾外朝头里。
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
武帝临死前时，
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将军。
后来霍光又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辅任昭帝，
权倾内外朝里。
昭帝死后时，霍光拟废继立的邑王贺职，
百官自丞相以下皆唯唯从命，
而领衔上奏的仍然是丞相杨敞。
这说明丞相虽还有一定的位望权职，
但实际职权已微不足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