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维度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六大维度构成，各个维度对总指数来说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各维度来考察其变化趋势。六大维度得分如图3-2所示。

图3-2　1952—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六大维度得分

由图3-2可知，各个维度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各有不同的变动路径，本章将其总结如下。

3.2.1　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变动路径：在波动中有所提升

经济增长效率维度的变动趋势与总指数有一定的相似性，呈现出前期大幅振荡、后期平稳上升态势，据此也可把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的变化分成两个阶段：1952—1998年的振荡期和1999—2018年的平稳期。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的异常时期依然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1962年，在这4年期间，效率维度的3个指标均在连年下降，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更是降至历史最低。从各指标具体来看，本维度得分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良好表现，尤其是前者的稳定增加，从1952年328元／人的历史最低点一路升至2018年的15254元／人；但与之相反，资本生产率却在不断下降，2018年成为表现最差的一年。这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资本存量相当匮乏，GDP是在仅拥有少量资本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此时的资本生产率反而较高，随后资本存量迅速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加速度，这就拉低了资本生产率，也说明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在不断下降。

3.2.2　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变动路径：在波动中不断上升

经济增长结构维度的变动趋势与总指数也是相似的。其异常时期发生于1958—1962年，这5年时间经历了剧烈的先上升后下降。先是1958年得分大幅上升，为上年的2.08倍，随后又迅速下滑，1962年降至历史最低点，与1958年相差4.23倍，这不得不说也是受“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工业化率、投资率、消费率、进出口总额/GDP和二元对比系数指标连续减小，其中1962年投资率和消费率指标为历年最小值。从各指标具体来看，除工业化率和存贷款余额/GDP外，本维度其余指标并非简单地随时间逐渐增加，而是呈现出不同特征：产业高级化指数的变化大致呈“U”形，最高点在1952年，最低点在1980年。当然，这一指标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的三次产业构成中，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占比很低，导致此阶段的高级化指数反而很高；随后中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第二产业增加值迅速增加，反映在高级化指数上就表现为该指数的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逐渐摒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更加注重产业间协调发展，第三产业开始发力，带动高级化指数又开始上升。投资率和消费率指标的变化波动频繁，两者最大值分别出现在1989年和1996年。进出口总额/GDP的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放缓甚至减少，导致此指标呈下降态势。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也十分频繁，这主要由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引起，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基本在稳定下降。

3.2.3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变动路径：提升有限，波动剧烈

总体来看，长达67年的时间经济增长稳定性维度的提升却相当有限，仅从1952年的1.4659升至2018年的1.5446，中间更是波折不断并存在两个明显的动荡期，分别为呈“V”形的1959—1966年时期和呈“W”形的1986—1998年时期，其中1961年为历史最低值。但究其原因，两个动荡时期形成的缘由却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前的第一个动荡期主要由产出波动引起，其中1961年GDP指数仅有72.7，大大偏离长期趋势；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动荡期主要是由价格波动引起，其间先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后又转为通货紧缩。2012年之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变化趋于平稳。从各指标具体来看，产出波动指标和价格波动指标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表现截然不同：前者在改革开放前波动偏大，改革开放后则趋于稳定；后者正好相反。这也恰恰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结构性偏差：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物价实行管控，因而价格少有波动。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国家规划的失准不当和频繁变动，导致产出波动剧烈。改革开放后，中国转而全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让中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快速稳定增长道路。但市场经济意味着物价更多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相比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价格波动无疑会更大。

3.2.4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变动路径：大体呈先升后降再升的三次函数形

本维度的变化趋势为三次函数形，因而可相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2—1961年的总体上升期，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居民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GDP在1961年前后也表现异常，达历史最高值，因此虽然基尼系数在扩大，总体维度依然保持上升态势；第二阶段为1962—2003年的长期下降期，在这一阶段，尽管福利变化指标在稳步提升，但衡量初次分配的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GDP和衡量总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在朝着相反方向下滑，致使总体维度得分下降；第三阶段为2004—2018年，总体维度得分再次转为快速上升趋势，至2018年达历史峰值，这得益于福利变化和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GDP指标的快速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稳定了下来，2004年的0.473与2018年的0.474相比仅有微小变化。从各指标具体来看，本维度两类指标的表现分明：一边为快速稳定增长的收入、消费等福利指标，一边为呈总体下降态势的成果分配指标，总体维度的变动方向取决于两类指标相互“较劲”的作用力孰大孰小。可以说，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状况一直是经济增长质量的负作用力。

3.2.5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变动路径：稳步提升态势

由于本维度中环境污染类指标前期缺失严重，我们主要分析1985—2018年的变动趋势，在此期间本维度得分呈稳步提升态势。2018年，本维度得分为1.6664，为历史最高值，也是各维度对质量指数贡献最大的一个，由此可见本维度对总指数的重要性。从各指标具体来看，1953—2018年单位GDP能耗得分呈“W”形变化，历史最低值出现在1960年；而1989—2018年的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1985—2017年的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和1986—2017年的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得分均在较为稳定地上升。由此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生产利用资源的效率有了大幅改进，造成的生态环境代价也大大降低了。

3.2.6　国民经济素质维度变动路径：较为稳定地增长，提升巨大

本维度的变动态势表现为较为稳定地不断增长，67年间变化巨大，从1952年的0.0097到2018年的1.4419。其间也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期，即1961—1970年时期，这主要是受“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影响，信息化素质和能力素质指标出现下降。2018年，本维度也出现了小幅下降，主要是由信息化素质指标的下降引起的。从各指标具体来看，基础素质两指标均在快速稳定增加，其余指标则有不同：信息化素质的邮政营业网点数指标在1952—2009年变化并不明显，主要在2010—2018年增长迅猛；每万人电信交换机容量指标在1952—1992年也几乎没有变化，自1993年开始迅速增加，2007年达历史峰值，随后又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本指标主要衡量的是固定电话用户人数，随着近十几年移动通信的发展，这一指标随之出现了下降；能力素质的两指标都呈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下降期均为1961—1970年，这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能力素质水平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