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变革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美改革发展的不同路径

张晨婧

一、引言

说起中国的经济，它是经历了漫长的改革与转变才形成了现如今的体系与规模，其间党中央提出的改革举措屡遭滑铁卢，国家的经济状况曾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政府赤字严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任何决策都由政府决定，资源的分配、产品、产量全都交由政府决定。这样一种管理体系，在短期内帮助中国走出了旧时期的不良经济波动状态，稳定了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因为它高度的集权性质，可以把较为稀缺的资源运用到相对重要的项目上以发展经济，但同时这种经济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市场是具有自主调节功能的，如果强制施以过多的人为干预会起相反的作用。企业不能自主经营，政府过多的干预也会造成企业的停滞不前。个人消费也被单位管束，大大降低了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坚信不疑到出现问题，经历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直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命题，以及中国需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理念。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作出我国当时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并决定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引导国家和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终摒弃了计划经济，结束了计划经济的时代，过渡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中国正是依托改革开放的决策，坚持实事求是并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制度，才获得了现在的成功。邓小平同志（1994）曾一再强调制度才是中国迈向新时期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法制的方方面面，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超越自身的制度体系。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开始，到中国形成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过程历经磨难。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命题，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是历史和中国勤劳人民的选择，具有科学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如精神导师一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延伸出来的经济学，它是用社会主义的眼光加上政治学的方式研究经济体制和观察经济现象的学科，是与西方经济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一定区别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资本的剩余价值如何被发现并进行分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最终会走向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就一直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既是思想精神，更是被邓小平同志立为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现阶段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改革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未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思想路线。

（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抨击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闻名。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经济，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市场可以自由出清并且获得利益最大化，反对政府的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无效的。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市场会根据自身的内在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作出反应与调整。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政府实施的干预经济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整个市场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在于合理地、部分地应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采取渐进式的实施方式。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发展的奇迹是依托于市场化与民营经济发展之上，史正富（2016）曾提出新古典经济学恰好解释了市场化与民营化，并且中国在发展后期也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让政府充分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为基础，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它认为零交易费用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逻辑。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否得以维持健康、持续的发展取决于有效的制度和组织结构（苗金萍，2007）。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范畴，把产权概念引入经济活动之中并创立了寻租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承包制、政企不分家的经营模式造成了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将政府与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从股改到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明晰，这一步步改革可谓艰难推进。产权明晰给中国市场经济注入了强心剂，推动了中国经济这40年的快速增长。尽管如此，产权明晰改革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给滥用公权、掠夺财富以很多可乘之机。

（四）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有效的市场与有为政府互相结合，才是最佳的状态。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生决定性因素，只有从自身的优势条件出发，才可能获得比较优势，并逐步实现发展（林毅夫，2010，2012；付才辉，2017）。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国家，并保持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9%的速度，在这70年间是一个奇迹。根据林毅夫的分析，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在“二战”之后进行的改革，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要经历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产业的不断升级与优化才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才会取得改革的成功。国家的产业和创新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的，因此国家需要调整要素禀赋结构以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企业的转型与改革，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根据企业自生能力发挥比较优势的观点，从根本上为中国企业未来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指明了突破口。

三、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济增长与国际比较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的增长奇迹持续了40年。这40年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寻找最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实现的。只有了解并把握了中国的现有国情，才有可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方案。中国的改革政策涉及方方面面，促成了这40年经济持续的高增长。数据显示，1978—2002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转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化方面转变。2003—2018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长率维持在9%左右。与世界各大经济体GDP相比较，我国的GDP是高增长规模。如图1所示，比较发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年均GDP增长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高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美国在这40年中经济几度出现负增长状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GDP年均增长率下滑至-2.5%左右，而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太多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200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呈高速并且伴随着高波动的态势。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步入新常态。

虽然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在领先地位，但是GDP总量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图2所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从容不迫，2008年后，GDP总量开始赶超日本、德国和英国。

四、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展。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模式，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建设稳定、繁荣、和谐的金融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混乱、制度多变的阶段，在此期间还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拨乱反正”时期，这些时期给金融市场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导致当时的金融市场受到巨大冲击。1978—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银行制度框架重新确立，国有商业银行也形成规模，股票市场开始兴起，保险业也重新开始运作。1985—1993年，这段时期的金融发展为我国经济后续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几年间金融行业的制度体系得到逐步完善，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建立，业务的种类与规模逐渐扩大。1990年11月，中国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并在次年1月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也宣告成立。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1994—2001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制度与法制规范加强，金融分化更加深化。新型金融产品得到发展，期货期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体系迈出的第一步，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2002—2008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金融行业的改革加速。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成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工监管模式初步形成。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这是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2008年，全世界各个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无疑是金融自由化的一次集中体现，也对中国金融行业敲响了警钟。中国提出宏观审慎的监管，由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个体稳健并不代表整体处于安全状态。2009年中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启动。当全球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时，中国的金融业已开始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并且资本市场帮助中国完成了金融改革。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起步晚，但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成为现在可以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未来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我们需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发挥市场作用，打稳市场根基，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美国的金融发达程度不论是产品的创新还是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可谓是全世界的“领头羊”。美国的改革始于独立战争之后。1783年，美国正式独立。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背负着独立战争时期的巨额负债。美国通过修订宪法，成立联邦政府，设立铸币厂，建立了国债融资机制，并决定由联邦政府承担一切债务。直至1835年，独立战争时期的债务才基本还清。1837年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当时美国就已经开始通过发行国债与外国建立经济联系。由于债务经济模式的初步建立，企业得到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崭露头角。

1861—190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这次内战诱发美国通过立法和政策行为重新设立美国的金融制度体系。1863年，美国颁布《国家银行法》，成立了以联邦政府为主的国家商业银行体系。但是当时的银行大多是州立、单一制的银行，只提供支付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融资负债的功能。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企业壮大需要资金，于是投资银行应运而生。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私人投资银行已经初具规模。投资银行是在内战时期兴起的，因为国家要为战争筹款。国家发债，投资银行销售国债。之后也有因为美国大力发展铁路建设，所以大量发行铁路债券为基础建设筹集资金。投资银行存在的意义又一次凸显出来，这是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一次合作，对美国经济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内战结束后，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金融最为主流的债券，当时JP摩根因为拥有大量的铁路债券得以发家。1929年，投资银行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1900—1933年的30多年期间，美国卷入多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1907年和1929年经历两次经济危机。但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为这几次战争和金融危机一蹶不振，反而越挫越勇。1907年的金融危机因为银行业的大范围运营，信托公司的增加，金融产业过度发展，再加上当时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行业内乱象丛生，最后由JP摩根以一己之力挽救美国的金融行业。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做出反思并提出“中央银行制度计划”，准备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重新建立金融体系，认为国家的危机不应该依赖并交由私人银行处置。1929年，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推出“百日新政”，对金融业做出了重大变革，改变了美国金融由大银行家主导的尴尬局面；并废除了金本位制，固定美元汇率，严格监管金融行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失业者提供直接救济，大量举债进行基础公共事业的建设，最终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在这几次战争中，为了向战争提供资本，政府运用金融手段，大量发行国债为战争筹集资金。美国运用国债这一金融手段完成了工业化的发展，打赢了多次战争，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稳定了民生，可以说国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有美国特色。

1933—1990年，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为投资银行带来了新生。随着经济政策的改革，投资银行调整了管理政策，创造出许多金融衍生工具，如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使私人银行在体制外寻求更多的金融创新。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美国的金融自由化越发明显，政府也开始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但是过度的自由化必然导致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银行破产，归根结底是因为过度投资房地产，造成了房地产泡沫。1990年至今，美国进入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阶段，金融业成为其支柱产业，国家开始倾向于金融化发展。所谓金融化就是将所有交易都变成金融交易，使基金、银行和股票行业飞速发展。金融化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涨后，经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改革的产物。但是金融业过度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最终的结果就是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对比来看，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开放相差了大概200百年之久。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地方总结有三点：其一，美国利用发行国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还清了负债，但现今同样面临国债危机。高度的金融自由化，发达的金融衍生品行业一度助推美国的经济进入鼎盛时期，但同时在美国的发展道路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直伴随在侧。任何可以带来正面效果的政策措施一旦使用过度，结果一定都是与预期背道而驰（陈志宏，2017）。这是中国应该从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的教训。其二，反观美国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但最后都在一步步的政策调整中回到了正轨。因此，面对危机美国可以积极地应对并迅速作出调整，出台加强和完善的监管制度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其三，美国金融业发展期间，金融创新从未停止过，不论是制度上的创新还是产品创新。因此，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创新，如何将金融创新融合到我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创新体系，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五、财税改革

在我国40年的改革历程中，财税改革始终是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财税体制大致经历了五个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阶段，改革的意义在于更加适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么财税体制改革也应朝着经济市场化及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推进。

1978—1994年，是中国财税改革的初始阶段，最初以“放权让利”作为实施准则，目的是激励各个部门的改革积极性，减少集中的控制权，将权力下放到各个阶层，实行分级包干、复税制和减税让利等多种措施。这项举措可以说是之后各项措施的基石。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措施基本都是建立在财政收入减收和增加支出之上，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财政支出持续增加，运行乱象丛生。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到难以调控的局面，很快国家意识到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基调是不适合我国发展的。1994—1998年，中国财税体制踏上了革新、创新的道路。根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基本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税务征收体系。1994年的财税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改革，提出了增值税改革，建立了分税管理体制，并且彻底废除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承包制模式。1998—2003年，继1994年一系列重大财税制度革新之后，虽然有了新的气象，但依然有很多留存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费大于税。税和费都是政府收入的一种形式，两者不可相互替换，税是以政府的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收入，它是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费是以国家提供直接性服务来收取费用，作为政府收入的形式。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的收入中费远远超过税。朱镕基1998年曾发表讲话，强调减轻人民的负担，必须对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的各种费用进行整顿和改革。1998年12月15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见。2003—2012年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阶段，其间先后提出了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扩大税基、实行综合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取消农业税等。这些改革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规范财税机制奠定了基础。201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新的阶段，部署了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在稳定税负的目标下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政府的税收收入结构；提出了营改增，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同时，加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改革，优化预算管理。2018年8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个人所得税修改方案，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此次个税改革将进一步便民、惠民、利民。

美国自独立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对正处于税制改革的中国而言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美国联邦和各大州共征收80多个税种，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约占35%，社会保障税约占30%，公司所得税占7%左右，其他税占7%左右。美国是以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我国则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美国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主要是为了鼓励竞争及企业的自由贸易，它可以有效地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美国采用降低所得税税率来激励企业，而中国大多采用减免优惠政策进行鼓励。美国降低税率是对税收本身的调控，而中国的减免税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行政手段，在实施与运作上会出现一定的扭曲现象，最终会给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税务代理管理还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越权管理税收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在税制改革的道路上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如税收的调控方式、税收的征管监督模式以及后续的税收制度完善工作。

六、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实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过程。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依靠的是国家分配。在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及票证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大量劳动力剩余，社会生产劳动率低下。在城市，就业绝大多数都是国家分配进入国有企业，而不是竞争上岗，更不会考虑工资问题，很多企业都存在冗员现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城乡就业是被严格分隔开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理论得以应用，同时国家也在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改革涵盖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工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是实现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1984—1996年，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初步形成的阶段。国家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特别是在用人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选择人才的权利。但是在1989年我国发生了通货膨胀，直至1992年，我国的经济几乎处于停滞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也处于搁置状态。1993年，国家提出推行劳动合同制的意见，199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随后确定了工资指导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法规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1996年，劳动力市场改革开始关注劳动力存量并进行积极的改革，不再单一地配合国有企业改革。1997—2002年，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初具雏形的阶段，中央政府提出要形成和谐统一、开放自由、井然有序的全国性市场，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化理论得到进一步推进。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大批职工面临失业下岗。1997年，国务院召开再就业会议，安排指导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5年间我国的劳动力中介市场、法律法规和与之相对应的协调机制初步建成，劳动力资源也日趋市场化。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这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推动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高速增长，兑现了人口红利（Cai，Du, 2011）。兑现人口红利意味着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转化为生产率。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全面完善阶段。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对改进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布局和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现象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非农产业就业规模的扩大致使我国的就业规模结构也在不断变化。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我国劳动力资源从充足转为短缺，而这恰恰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水平。中央政府在这个转折点，加大了劳动力再分配体制改革的力度，尽力做到就业的公平化，使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改革中变得更加协调、更具包容性。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联邦政府在就业市场方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而是将目光放在改革教育上，认为普及科技教育是重中之重，于是开始对高校进行扶持。这对之后的人力资源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推行过供给改革，劳动力市场开始受到重视。罗斯福和里根政府时期，劳动力就业市场被纳入重点项目，政府开始积极干预，美联邦政府意识到保障就业对于经济发展、稳定民生的意义重大（沙一贝、福克纳，1976）。但此后美国经济动荡起伏，先后经历了滞胀、战争以及经济危机，导致美国政府一直在不断调整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这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看到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应一直被放在政府改革的中心，就业问题始终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应该寻求的是制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来积极扩大公共就业，为人民提供平等绿色的就业环境。

七、农村经济体系改革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角度阐述，实质上就是农村和农民的改革。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集体产权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核心。农村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并壮大集体经济。农村体制及乡镇企业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历经五个阶段。

1978—1984年，我国农村主要实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初始点是将大包干转化为城乡融合发展，将低效率的集体公有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了上缴国家、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1985—1990年，主要是调整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产业体制。在农产品流通方面，加快对农产品调控转化的速度。1991年与1986年相比，在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国家减少了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国家定价的产品由17种减少到9种，销售价格由国家定价的农产品从14种减少到7种。由于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这段时间农业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47%，并且乡镇企业得以发展。1991—1995年，我国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处于治理整顿状态，发展基本停滞，几乎没有较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政策余温也被消耗殆尽。1996—2003年，政府提出实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再一次将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向高潮。这次税费改革主要将重点放在实行统一、合理、规范的税费管理。2003年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初见成效，涉及农业人口约6.2亿人。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家将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视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2003年至今，持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和补贴，并在2006年宣布完全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负担。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齐头并进。此外，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土地的确权、产权不够明晰等问题也多次被提出需要重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因为只有农民心里踏实，改革发展才有可能持续进行。农业现代化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粮食有效供给。只有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才能够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田可园，2016）。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保到2020年解决区域性的农村贫困问题。农村的金融改革命题也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核心之一，在这40年的改革历程中，农村的金融改革历经艰难。农村合作基金会从建立以来，其发展及经营管理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而是被地方政府控制。2000年底，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正式关闭。所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构建多元化、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中国农村改革道路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国的农村经济主要是以家庭农场为生产单位。罗斯福新政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以应对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政策主要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进建议以及对农产品价格的直接补助。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农民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1865年之后，美国进入全面工业化和都市化时期，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到1890年，农业机械化设备比1860年增加了两倍之多。农业机械化无疑为美国解放了农业劳动力，增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但过度的机械化带来了生产过剩问题，使其成为19世纪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促使了美国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升级，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并消除了生产过剩带来的问题。美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而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左右。与美国相比，我国农产品生产效率有待提高。此外，中国农民的负担较重，一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旧落后，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收入不高，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要实现现代化发达的农业是不可能的，我国的农村改革任重而道远。

八、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改革开放这40年里，中国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有目共睹，是全党和人民共同携手努力干出来的。我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论是从贸易结构还是生产结构，相关政策都需要进一步调整，应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适应改革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力求绿色可持续发展，更多关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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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张晨婧，金融学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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