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报告2019》聚焦新中国70年城乡关系问题。除导论外，分为三部分共12章，按照“水平评价→历史总结与分析→未来展望”的总体研究思路展开。第一部分“中国城乡融合现状——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按照“中国省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评价和分维度评价的静态分析→总体评价和分维度评价的动态分析”的思路进行写作。第二部分“中国城乡发展70年”，按照“历史阶段划分→经验总结→提出建议”的思路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中国城乡关系展望”，按照“明确城乡未来发展内容或重点→提出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

第一部分——“中国城乡融合现状——城乡融合水平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明确城乡融合的含义及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省域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水平评价方法。通过计算城乡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融合的得分与权重，得出各省城乡融合水平得分，进而分析2017年中国省域城乡融合的整体情况，分维度分析中国省域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融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第二，进一步进行纵向对比，由静态分析转为动态分析。纵向对比分为稳定省份、小幅波动省份、大幅波动省份、排名上升省份和排名下降省份五类。通过分析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¹³⁾的省域城乡融合水平排名的变动情况，把握各个省份在推进城乡融合建设的工作中不同的侧重点和地方特色。

第二部分——“中国城乡发展70年”，主要包括以下8个方面内容：

第一，新中国70年城乡关系演进。勾勒70年来我国城乡关系演进的整体图景，并以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为标准，分阶段审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关系演进的具体过程。分析改变城乡关系状态、促进城乡关系发展的制度性动因。提炼我国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经验。

第二，新中国70年城乡劳动力流动。以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为依据，将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划分为起步、大规模流动、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以及劳动力市场规范发展4个阶段。而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可分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社会因素包括户籍制度、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状态的变化。

第三，新中国70年城乡土地制度演变。我国农村与城市在土地制度演进过程中走过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农村土地制度演变分为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两权统一”阶段、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置”阶段，以及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三权分置”阶段。城市土地制度演变分为土地无偿使用阶段和有偿使用阶段。在此演进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独有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对我国城乡关系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新中国70年城乡金融制度改革。我国的金融改革历程可分为农村金融内生于城市金融的计划经济时期、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独立农村金融体系形成时期和21世纪以来着力构建城乡金融均衡发展体系时期。在金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国资本要素演进呈现出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变迁、由金融抑制到均衡发展和由“机构观”到“功能观”的特点。通过梳理历史，提出促进城乡金融融合发展要从坚持金融改革市场化方向、优化农村金融需求环境、提升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和建立城乡金融融合机制4个方面着手。

第五，新中国70年城乡流通关系演变。我国城乡流通关系演变的历史分为初始时期、改革初期、改革发展时期、改革深化时期和全面开放时期5个阶段。在70年的城乡流通发展历史中，我国形成了市场作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传统流通业态与现代流通形式有机结合、注重城乡流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金融支持是城乡流通体系形成的有力举措和“数字流通”五条建设经验。为进一步优化城乡流通体系，我国应从市场网络体系、物流体系、电子商务体系、人才队伍支撑体系和商贸管理体系5个方面努力。

第六，中国农业现代化70年。7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农业发展恢复期、粮食生产安全实现期、农业现代化萌芽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起步期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期5个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浙江安吉模式、江西赣州模式、武功模式和辽宁沈阳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应从政府宏观调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户籍和就业、农地经营和农业教育6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七，新中国70年扶贫的道路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扶贫道路经历了从救济性扶贫到小康性扶贫再到共富性扶贫的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其特征表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区域发展战略带动扶贫、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扶贫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和扶贫对象瞄准日益精准6个方面。70年来，我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但还面临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载体提供的自生能力不足、“菜单式”考核抑制政策创新和生计能力的可持续性与贫困的转移风险等问题。2020年后，我国的贫困现象还将呈现出3个二重性并存的特征。

第八，新中国70年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演进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承包经营背景下和税费改革之后4个阶段。通过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变迁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存在不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3个方面的“城市偏向”政策。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步提升。为进一步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应从提高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水平、构建多元化筹资机制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3个方面努力。

第三部分——“中国城乡关系展望”，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对迈向城乡融合的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展望。针对我国城乡关系现状，新时代的城乡发展应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5个方面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应实现城市、乡村两个空间范围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多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群体物质与精神的一体化3个方面的发展目标，遵循人民性、系统性、协同性、制度性、差异性和可行性6个原则，应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为路径，并通过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基础奠定期（2012—2022年）、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期（2023—2035年）和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系统完善期（2036—2050年）“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实现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见图0-1）。

图0-1　《报告2019》的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第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城乡贫困问题进行展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届时，我国城乡反贫困将呈现出农村贫困仍不容忽视、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和贫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趋势明显3个特点，反贫困的难点具体表现在如何划定新贫困标准、如何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如何优化完善城市反贫困体系和如何将农民工贫困治理纳入我国反贫困体系中4个方面。为此，我们需从贫困标准的制定、反贫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反贫困体系的建立、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4个方面，继续推进扶贫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