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问题不断凸显，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也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城乡统筹发展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实施城市反哺农村战略等。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乡差距依旧较大，城乡统筹发展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又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还有制度方面的。

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对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整体统一规划，因此，一切涉及城乡人口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都会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会促进经济发展，无效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我国制定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城乡统筹发展要想取得成功，相关的制度安排就必须合理有效，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集聚。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城乡关系之所以比较协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向农村、农民倾斜的制度，支持农村、农业的发展，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在再分配中受到“照顾”。这些制度安排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的目标一致，促进了城乡的统筹和协调发展。国外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农村提供了激励性的、宽松的社会条件，提高了人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城乡发展相关的制度，但与其他城乡关系比较协调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些制度安排对农村、农民的倾斜力度显然不够，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的目标还不相适应，不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城乡统筹发展。我国户籍制度经过不断改革，虽已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但原来不同性质户口上绑定的福利权益尚未完全剥离，户籍制度下的隐形福利权益差异与农民的阶层捆绑在一起，依然对农民自由流动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劳动就业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限制性条件使农民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农业生产也相对落后，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农村土地制度的所有权主体模糊、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等限制了土地的正常流转，延缓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城市偏向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更多向城市居民倾斜，而不是向最需要得到保障和救济的农村居民倾斜。财税制度的缺陷使得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城市，农村得到的较少，农民承担了过多的负担和责任，但享受的权益却较少。因此，必须对制约农村发展的制度安排进行革新，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城乡失衡，它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适度向农村、农民倾斜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本书作者在借鉴其他国家城乡统筹制度安排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现实出发，试图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乡统筹发展路径，具体包括：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居民迁徙权；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土地流转权益；③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促进农民就业；④拓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⑤建立城乡统筹的财税制度，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建设。本书内容可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