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更彻底的黑暗

简单回顾一下：这本书的论点是，我们进化出了许多心智模块，这些模块与人类行为的典型类型相关。借由安东尼，我们正探索着其中一种类型——痛苦感知者。但这些模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看到它们吗？如果能，它们在哪里？

虽然这些模块像功能分立的子单元一样运作，但请记住它们是系统。因此，它们不是手机卡或汽车火花塞那样的插件，而是可能分布在大脑里几处相互连接的区域：重要的是结构网络。如史蒂芬·平克令人难忘的比喻一样，它们看起来就像“路毙的动物”。

它们不太可能依赖单一基因，更可能与许多基因都有关联。它们不太可能完全孤立存在，更可能杂乱地与其他系统集成、重叠、连接和合并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用镊子去触碰和探测它们。然而，它们在运转，并带动我们的运转。因此，正如肉体已经进化到拥有许多为特定任务而定制的器官（眼睛用来看东西，心脏负责输送珍贵的携氧血液），大脑很可能也进化出了配合特定目的的特殊单位——为专项任务而设计。

毫不夸张地说，类似的观点曾经极具争议性，当然，近年来也一样。1616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时宣称，地球围绕静止的太阳公转的说法“在哲学上既愚蠢又荒谬，在理论上就是异端邪说，因为它在许多地方与《圣经》的含义相矛盾”。

伽利略被勒令停止传授或捍卫他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他在众人面前认罪，把自己从盲目信仰的淬火中拯救出来。据传，伽利略在被迫放弃之后低声说：“但它仍在运动啊。”我常希望这个说法是真的。达尔文最终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但如果在伽利略的时代，一些早熟的远见者胆敢说：“哦，顺便提一句，除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在无数个千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通过一个似乎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生物过程，冰冷而缓慢地演进着。”那他们一定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就像捷克牧师扬·胡斯1415年在康斯坦茨因宣扬异端而被烧死一样。我们将在第五章谈到扬·胡斯的悲惨命运。

在20世纪，另一种正统学说大行其道，这一次是在学术界。其观点是：作为智人的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本性。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盖塞特曾说过：“人没有本性，人所拥有的是历史。”中世纪哲学家（也是天主教圣徒）托马斯·阿奎那说：“没有之前的感知，智力就空无一物。”这就是“白板”理论。此论点建立在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基础上，洛克虽然从未使用过这个精确的术语，却帮助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是且只是社会学习和经验的产物。我们白板一张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们的行为源自学习，而非与生俱来的遗传。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我们的行为可能只是遗传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引起了众怒。隐喻上的私刑和学术界的火刑依然存在。

没错，我想与你们分享的观点曾被认为极具颠覆性。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当用来反对迷信、偏执、成见或简单但有破坏性的错误时，颠覆性是正当且必要的。

如今，尽管这些观点可能不被普遍接受，但在研究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它们的争议性就没那么大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安妮·韦茨和凯伦·韦恩在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天生就具有一种进化的学习机制，能够识别哪些植物可以食用。这种能力出现在“任何正规的教导之前，反映了人类祖先曾反复面临识别可食用植物资源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就在今天早上的第四电台，有一段节目讲到“挑食”和“新食物恐惧症”（拒绝吃不熟悉的食物）是如何遗传的。不管是谁，只要试图向孩子们介绍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新食物，都会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败下阵来。就像我试着说服一个孩子吃苜蓿芽时，这个孩子就说：“这种东西和草有什么区别？”第四电台的《今日》节目对1 921个有双胞胎的家庭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些双胞胎才16个月大。该研究考察了遗传和环境因素（先天和后天）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对食物的挑剔和对新食物的恐惧。

双胞胎之间的对照在揭示基因和环境的贡献方面格外有效。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基因，但如果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呢？他们各自都对花椰菜有极强的厌恶情绪吗？研究结果表明，厌恶吃某种特定食物可能显示出“相当大的遗传可能性”。然而，沮丧的父母们也看到了希望：如果营造鼓励和培养的环境，这些内在的厌恶均有望得到“克服”。后天教养可以帮助改善一些先天缺陷。研究者大胆建议，要让孩子“反复接触新食品”。祝他们好运。

所以说，基因遗传和社会学习对我们的行为都有影响。结论就是这样，有那么可怕吗？

正如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先天遗传是存在的，当然……但遗传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它。我有先天的视力缺陷，于是我就去药店买了这个……”他戴上眼镜。所以，先天遗传并不总是或不一定是最终定论。

不过先别高兴太早，因为我要把论证再推进一步。在理论1A（扩充版）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提出，人类行为的遗传成分是由大脑中各种进化的专业计算模块决定和影响的。

顺便提及（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重要但悬而未决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这些模块中哪些是主要的进化适应，哪些是二级的连带效应。展开激烈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进化心理学家，另一方则是警惕“适应主义”（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一种适应的谬论）的学者，后者代表人物是史蒂芬·杰伊·古尔德。那么何为适应呢？简而言之，适应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进化特征，可能带来了功能改善或生存优势。关键在于差异性的成功：在下一代中留下更多基因的趋势。

举例来说，人类对上帝、对精神世界的信仰或宗教实践本身（无论何种形式）属于进化适应吗？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宗教是麻痹大众的鸦片，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完整的引语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这样吗？当然，宗教可以是社会控制形式，又能提供生存优势。或者，如古尔德所称，宗教只是一种“拱肩”（spandrel），是另一种适应的副产品？在理查德·道金斯看来，宗教情感可能是其他心理系统的“失灵”。另一些人则认为，宗教可能是群体偏好和（或）联盟行为的一个变体分支。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解决宗教问题，这点你放心。但它巧妙地阐明了学术上的争论。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都是备受争议的主张。在学术界内部，所有的书籍都围绕着这种有局限却吸引人的复杂事物写就，但本书不是这样。事实上，本章我们正在研究一种被众多学者视为在进化上有利的适应特征，即我们感知痛苦的能力。尤其是我们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毕竟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让我们开始探讨吧。为着手了解这些想法，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湖里溺水的问题。

假设你有1 000英镑要捐给慈善机构。你可以把它捐给一个声誉良好的非政府组织，这笔钱将为罗马尼亚两名孤儿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你有机会在物质上改善两个弱势儿童的生活，这一切似乎合情合理。不过，让我提出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

方案就是：把这些钱捐给一个同样声誉良好的慈善机构，为一名孤儿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怎么样？不同之处在于：这名孤儿就身处你的家乡。

你会怎么选择？让两个外国孩子受益，还是让一个家乡孩子受益？

研究表明，你很难会选择把这笔钱捐给罗马尼亚的慈善机构。即使这样做了，你也不得不对抗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反对把钱捐给远方的孩子，哪怕你要帮助的人数是当地的两倍。为什么会这样？

再想想湖泊的问题。如果是你的家人在水里挣扎，你一定会去救；如果是一个朋友，一个你认识的人，你也会去救。但如果是陌生人呢？

当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加时，干预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个问题是由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提出的，当时他试图分析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初，世人对发生在东孟加拉（今孟加拉国）的那次灾难性饥荒的反应如此漠然。虽然估计数字不尽相同，但死于饥荒的人数可能超过100万。辛格的观点是，虽然远方的人与我们认识和爱的人在道德层面上是平等的，但我们并不会依此行事。换句话说，本能引导着我们把钱捐给本地的而非罗马尼亚的慈善机构。

辛格通过一个小女孩在湖中溺水的思想实验，提出了这一困境。你可以去救小女孩。这会毁了你的鞋子和衣服，耗费你几百美元，但你将救下一个孩子，一个近在眼前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做。而用同样的钱（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更少），你就可以拯救南半球一个患病的孩子，那里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疟疾、麻疹和腹泻等可预防性疾病。但是，我们不会或很少去捐款。为什么？这与痛苦感知者和我们的大脑构成又有什么关系？

在第一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研究一些概念，以便深入了解我们在湖边所面临的困境。它们就是痛苦的三个原则。

首先是情绪盲视原则——即使我们看不见，我们也能看得到。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与我们所有的直觉相悖，是一种由进化构建的机制，使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痛苦，即使我们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

其次是有效隐形定律——我们如何让看得到的东西变隐形。我们将考察大脑受到严重损伤后，一些中风患者如何对世界上的半数事物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漠，即使他们都看在眼里。我们将探究该现象如何帮助理解我们的如下行为，即面对他人的痛苦和苦难时表现得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

最后，我们将研究同情的认知成本，审视一个被普遍误解的概念。我们将探究向他人敞开心扉和富有同情心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

结合这些认知，我们就有能力剖析面对溺水男孩的困境：我们头脑中可能上演的活动，以及我们在下述另一种情境中的反应。因为我要带你们去一个我最近去过的地方，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之一 ——沃尔特湖。我将向你们介绍我遇到的一些孩子，他们每天都真实地面临溺水的危险。安东尼和迈克尔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来理解这个心智模块，这种类型，就是住在我们大脑中的痛苦感知者。

这位志愿者（我们姑且称他为病人甲）在实验开始时保持着警觉和专注。他是一名医生，各项能力正值巅峰，惯用右手。不过，保持警觉并不等于能够看到。实验前不到6个月时，52岁的他中风了。36天之内，病情又一次发作，悄无声息地撕裂了他的大脑。结果是灾难性的。

病人甲的情况是：第一次中风破坏了其大脑左侧的主要视觉区域，第二次中风摧毁了大脑右侧的相同部位，破坏了右枕叶，使他的视野尽失。结果令人遗憾，他失明了。

中风对他的视觉皮层造成了严重的损伤，以至于他无法察觉颜色和移动的物体，也无法看到直射到眼睛里的低强度聚光灯。如果你给他看各种形状的图片（三角形或一堆圆形，甚至多达200个），无论图形大小，他都无法分辨。就像弥尔顿描写自己失明时所说的那样，病人甲的“光明已经耗尽”。很遗憾，但考虑到中风的严重程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病人甲彻底的皮质性眼盲并非故事的最后结局，让他的医生艾伦·佩格纳感到困惑的还有另一件事。

佩格纳是一个极为和蔼可亲的人，面部轮廓柔和，令人安心，与他那舒缓的声音很相配。他有无限的热情，正是你理想中的那类医生。当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他的想法和兴趣时，你会被吸引住，感到振奋。而病人甲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此，因为那天，佩格纳一反常态地安静。佩格纳对大脑有深入的思考，并对大脑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这一问题有非常前沿的想法。

“在我十几岁时，我就梦想着问一些当时鲜有人问的问题。我开始对生物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感兴趣，关于大脑如何决定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世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始终让我感到惊奇。”

更令佩格纳震惊的是，有一天，指向其研究生涯中某个最深刻发现的实体证据突然间就出现在他眼前。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诊室，查看这位病人。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当时在想着别的事，就没打招呼，只是冲他微笑着点点头。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病人也对着我点头和微笑。他和我同时点头，并在我微笑后不到一秒钟就对我回以微笑，但他明明是失明的。我问道：‘你为什么这样？你怎么做到的？’病人回答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告诉他，他刚才对我微笑，说明视力肯定有所恢复，因为他肯定看到了我。病人表示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眼前一片漆黑。’可我想说，他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会回应我的微笑呢？他是怎么‘看到’的呢？”

科学上的意外发现有着漫长而非凡的历史。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正在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育实验，这是他流感研究的一部分。8月，他去度假了，但在9月回到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时，弗莱明注意到培养皿中长出了一种罕见的霉菌。“真稀奇！”他说。更奇怪的是，霉菌周围的细菌都已死亡，原来是这个“不速之客”杀死了它们。弗莱明就这样发现了青霉素。

1964年，罗伯特·威尔逊和阿诺·彭齐亚斯正在使用一种射电望远镜从新泽西州的霍姆德尔扫描天空，当时有一种讨厌的嗡嗡声在不停地响，无论怎样都无法消除。但嗡嗡声并不是系统出了问题，而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嗡嗡声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辅射，它是宇宙诞生时穿越时空的热辐射，是大爆炸的残余。

就在21世纪刚来临之际，艾伦·佩格纳医生正在检查他的一位临床病人，这位病人罹患皮质性眼盲，也就是完全看不见东西。意外就在此刻来临，佩格纳迎来了他的“真稀奇”时刻。他逐渐意识到，病人不知何故“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佩格纳立即决定测试这个奇怪的现象。“科学上的意外发现”还有另一种运作方式：一系列复杂而巧合的事件使得病人甲来到日内瓦的观察室里，而主治医生碰巧还是神经学研究的开拓者。

当佩格纳开始研究解剖学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时，导师曾告诉他，情绪是无法测量的，它太主观了，并不属于真正的科学。然而佩格纳没有放弃，时间（以及技术）证实了他的直觉。

病人甲来自非洲中部大湖区的布隆迪共和国，也是乍得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医生。他在乍得患了严重的中风，由于当时他刚好在联合国卫生协调机构工作，因此被送到日内瓦接受治疗。

但是，如果没有遭受第二次中风，病人甲也不会表现出这种不寻常的症状。巧合的是，第二次中风导致的大脑受损区与第一次的几乎相同，恰好在相对的一侧。我称之为巧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种程度的对称性破坏实属罕见。尽管双侧损伤导致彻底的皮质性眼盲，但同样意外的是，他的大脑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位仍然完好无损，功能健全，正是那部分改变了一切。

最后，当病人甲在日内瓦大学医院里无意识地效仿临床医生的微笑时，站在他面前的恰好是艾伦·佩格纳医生，后者的另一重身份是研究员，尤其注重探索人脑的秘密通道。有时，科学发现就是这样一系列偶然事件的集合。

“我眼前真的一片漆黑，”病人甲对佩格纳说，“我看不见你。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感觉你在微笑。”

一个盲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出于“某种”原因？那是何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