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问题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碰到的第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问题小说”的兴起和繁荣。问题小说只是文学现象，它本身并不构成流派，但要讲小说流派，必须从这里开始。

“问题小说”是中国过去所没有而到五四时期才产生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终于与封建时代告别，开始跨入世界现代进步文学的行列。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过去只有“教训小说”，却没有“问题小说”。^[1]只是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播为背景，“问题小说”才随着一批新小说作者的出现而兴盛起来。从《新青年》上的鲁迅起，到《新潮》上的罗家伦、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晨报》上的冰心，《每周评论》上的胡适，《星期评论》上的沈玄庐，再到稍后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一些作家像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孙俍工等，他们都写了“问题小说”。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他之所以要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提出的就是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这样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以后的《药》，又提出革命者的血如果只能成为于群众毫无益处的“药”，那将是多么悲哀的问题；……胡适很少写小说，但写的有限的几篇却几乎都是“问题小说”。刊载在《新生活》杂志1919年第二期上的《差不多先生传》，就专门揭露、批判了中国人什么都马马虎虎这种“国民劣根性”。小说主人公把各种不同的事物都看成“差不多”，得了病不请医生而请兽医，终于导致自己的死亡。同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小说《一个问题》，尽管技巧十分幼稚，也还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新潮》上的小说，像汪敬熙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连题目都带着问号。冰心在1919年、1920年最初两年里写的也几乎全部是“问题小说”，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最后的安息》等。这些作品中，有不少在当时引起过较大的反响。我们且不说吴虞曾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写过《吃人与礼教》的专文，《新潮》上也有受《狂人日记》影响而写得颇有情趣的《新婚前后七日记》；单就冰心的一些“问题小说”而言，《斯人独憔悴》发表后不久，就被学生剧团搬上话剧舞台，《去国》在《晨报》刊出以后，有人评论说：“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他是一篇小说，我以为他简直是研究人材问题的一个引子。”^[2]可见这些小说在读者心目中具有何等分量了。尽管作者本身对社会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有的作品连答案都提不出来，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题材、主题相当广泛，它们从各种角度接触到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透露出“五四”前后特有的时代气息。如《斯人独憔悴》通过“五四”爱国运动中父子两代方兴未艾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封建当权势力的极端专横腐朽，表现了青年一代爱国意识与民主思想的觉醒。虽然官僚父亲与顽固校长相勾结，软禁了颖铭、颖石兄弟，使之报国无门，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本身也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淫威之下，不免染上了精神软骨病。然而，时代的阳光既已照临这个墓穴般阴森的封建家庭，新的一代的觉醒和走向反抗最终将是不可遏阻的。作品用洗练的笔墨和讲究的构思，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特定角度，表现了时代潮流的有力激荡。《去国》则写了主人公英士怀抱科学救国之志学成归国，却面对封建军阀统治下极其污浊、混乱的社会，无法施展其报国之才，终于痛心离去，显示了当时的黑暗政局已到了扼杀一切生机的地步。这些小说中的矛盾冲突虽未能充分展开，而提出的问题本身，却还是相当尖锐并富有时代色彩的。

综观这个时期的“问题小说”，写得较多的大致有这样四类：

第一类，表现下层人民受压迫的悲惨境遇，提出要改变劳动者命运的问题。杨振声的《渔家》《一个兵的家》，汪敬熙的《雪夜》，叶绍钧的《低能儿》《苦菜》，冰心的《还乡》《三儿》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共同表现了现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其中，《低能儿》通过对阿菊及其家庭环境的描写，比较真切地揭示了造成所谓“低能儿”的真正原因是社会，《三儿》写了贫家孩子为拾弹壳进入靶场以致被打死的惨剧，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不一般之处。叶绍钧的《苦菜》，则通过农民福堂因苦于交租而致厌恶种地的经历，提出了消灭寄生虫、消灭剥削制的问题，表明了作者实际上所受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类，提出妇女问题的小说也相当多。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冰心的《两个家庭》《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孙俍工的《家风》，黎锦明的《社交问题》，等等，这些作品分别提出了妇女受残酷虐待、缺乏教育、与男子不平等以及如何破除旧道德观念束缚、实现妇女人格独立、经济自立等各方面的问题。《家风》提出的问题尤为重要：一个二十几岁起就守寡的妇女，在她儿媳失去丈夫时仍不许儿媳自由恋爱；压迫妇女的制度恰恰由受尽痛苦的妇女本身维护着，这难道不值得深思么？《这也是一个人？》用平静的语气叙述一个农妇牛马般的一生：她因不能忍受丈夫与婆婆的毒打，逃到外面当用人，但在丈夫死后仍被押回来卖给别的人家，尽她最后一番义务——用自己的身价充当丈夫葬殓的费用。叙述的语气越平静，控诉的意味就越强烈。叶绍钧在发表这篇小说的前一期《新潮》上，还曾刊出过一篇论文《女子人格问题》，可见在他来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并进的，这实在是很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一种现象。

第三类，提出青年恋爱婚姻问题，其中包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倡导自由恋爱以及探讨对待爱情的态度。这类作品的数量更多，在“五四”后短短三四年间恐怕就数以百计。^[3]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这篇小说很有代表性地写了当时青年一方面“有爱情而不得爱”，另一方面又被迫“强不爱以为爱”的苦痛，提出婚姻的原则究竟是“礼教”还是“人性”的问题。叶绍钧的《两封回信》，则切实地提出了男女相互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爱情：既不要把女子当作笼子里的画眉，也不要把女子看成主宰男子的“超人”。一直到几年以后鲁迅的《伤逝》，实际上也是这类题材中更深刻的意义上的“问题小说”。

第四类，探讨人生的目的、意义问题。这类小说的流行，也是五四时期一个特有的现象。其中最早的当推胡适的《一个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三十刚出头就白了头发，“面上很有老态”，背也有点驼了。为了使老婆、孩子能有口饭吃，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那情形比我们现在从《人到中年》中看到的，当然要远为严重。结尾时主人公发问道：“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作者避开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因，而将问题单纯归结到主观的人生态度上，这种认识却未免过于肤浅了。叶绍钧的《一个朋友》也是探讨人生意义的，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从朋友的儿子当天举行婚礼的情形，回想到朋友本人当年举行婚礼的情形，鞭挞了那种把结婚、生儿育女当作最大“福分”的庸俗无聊的人生态度。结尾一段说：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传》，应当怎样地叙述？有了！简简括括只有一句话：“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揿在自己的模型里。”

作者实际上讽刺了“威福、子女、玉帛”这套封建性的人生理想，有促人猛省的作用。然而这些作品对人生究竟是什么并不作正面解答。企图作正面解答的，是冰心、庐隐、孙俍工和许地山等人的小说，而答案又很不一样：冰心认为人生应该是“爱”；庐隐认为人生就是“灰暗与苦闷”，因而在《海滨故人》等作品中主张恨世、厌世；孙俍工在《海的渴慕者》中对人生的答案是悲观、虚无的，与庐隐有点相似；许地山小说对人生的答案既不是“爱”，也不是“恨”，而是主张我行我素，听其自然，他的《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作品被茅盾称为“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小说。这一类探讨“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作品，今天的读者也许不大感兴趣，但在“五四”当时，却确实激动过不少知识青年的心。

此外，反映教育问题、儿童问题、劳工问题、军阀混战带来的战祸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小说，也有一定数量。比较不一般的，还有像朴园的《两孝子》那样提出了什么才是应该有的对待父母的“孝道”的问题。这篇小说的好处，是没有在当时高涨的反对旧礼教的声浪中把传统道德问题简单化，也没有用人为的逻辑去代替生活的逻辑。尽管人物形象不丰满，作品却通过两种行为的对比，提出了“社会所认为‘孝’的儿子只是‘形式的虚伪的’，而社会所认为‘不孝’的儿子却实在真懂得怎样去‘孝’”^[4]。张纯朴实诚恳，不务虚名，敢于在父亲想去户外活动时让他随意活动，敢于在母亲生病时违抗母命，不请巫婆而请医生，结果却因为母亲终于去世而落了个“不孝”的罪名，被世人议论，尽管他本人毫不在乎。另一个孝子刘文，非常谨小慎微，总觉得人言可畏，一切按照父母的旧思想和周围的世俗观念去做，明知不该请巫婆治病却还是请了巫婆，倒也碰巧，父亲的病后来真好了，于是到处受到村里人夸奖。这两个人谁的行为合理，小说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做。作品没有排除生活中偶然性的作用：让巫婆治病的人后来好了起来，让医生看病的反倒一命呜呼。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把究竟哪一种行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了。这篇小说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地对待长辈、对待领导，甚至也还会有启发意义。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呢？是不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一到五四时期突然多了起来？当然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种种问题，其实早就堆积在那里了，堆积如山，非常严重。但“五四”以前，觉醒的人少，用近代民主主义观点思考的人少，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没有引起大家注意，也没有人用文艺作品来加以反映。到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原先关在封建“铁屋子”里的知识青年大批地觉醒过来，他们睁眼看社会现实，思索并探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国民性改造问题，人生目的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一直到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等。所以，“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知识青年、文艺青年大批地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冰心1920年有篇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它的主人公彬君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五四”青年的心理状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小说”的盛行与青年们思想觉醒的关系。一个觉醒的时代，总是会把传统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加以检验和审查，正像鲁迅通过狂人之口说的：“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就会带来“问题小说”和“问题戏剧”的大发展。五四时期如此，“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1978年到1980年间也是一样，这可以说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是“问题小说”，说明小说是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紧密结合着的，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光荣。

提倡“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是自觉地进行的。胡适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公开要求文学作品描写“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一年以后，他自己也试做一些小说来实践他的主张。周作人在1918年写的《人的文学》中，就主张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到1919年2月发表的《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则进一步说：“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不大关心，又素以小说为闲书，这种小说自然难以发生。”而当前则应当提倡。他认为“问题小说”和传统的“教训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有时也说出解决的方法，但与教训小说截然不同。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是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一个是重申旧说，一个是特创新例，大不相同。”周作人把问题小说同未来的新道德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见地的，他点出了问题小说的灵魂所在，生命所在。其他一些作者也有相似的说法，像一开始就写问题小说的冰心，在1919年11月11日《晨报》上发表的《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中说：“我做小说的目的，只是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才能想去改良。”1921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载过沈雁冰、刘大白、李达、陈望道四人共同编写的《文学小辞典》的不少条文，其中就有“问题小说”“问题剧”的专门条目。由陈望道撰写的回答什么叫“问题小说”的那条说：“以劳工问题、女子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问题中或一问题为中心的小说。”回答什么叫“问题剧”的那条说：“以社会上种种问题为题材的戏剧。”这样自觉地从理论上倡导“问题小说”“问题剧”，说明我们的新小说和新文学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性质，一开始就站在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密切关心着现实人生问题。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流行，也和当时新文学接受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有关，特别同接受俄国文学、东欧文学、北欧文学的影响有关。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的序言中说：“在现代，我们知道文学之所以能活着，是在它能够提供问题这一点上的。”这话可以说概括了整个欧洲进步文学的传统。给予中国新文学很大影响的俄国文学，就是以能够提出种种社会问题为特点的。高尔基曾经在《俄国文学史·序言》中，称俄罗斯文学为“提出问题的文学”，甚至自豪地说：“没有一个问题是它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去解答的。”这个判断确实很深刻。近代俄国正是问题文学繁荣的地方，像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列宁谈到列夫·托尔斯泰时也说：“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5]中国现代小说从“问题小说”开始，这是同俄国文学的影响有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易卜生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倡导人一开始就介绍挪威作家易卜生，《新青年》为此出过专号，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沈雁冰在“五四”当时写的一篇文章《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6]中说：“文学中讨论到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1920年1月发表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也开列了要翻译的一批欧洲问题小说与问题剧书目。后来他回顾“五四”新文学时还说：在俄国文学与易卜生作品的影响下，“那时我也是‘问题小说’的热心人”^[7]。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也有自己的局限和弱点，这就是不少作品思想胜过形象，提出了问题而艺术没有跟上去，有的还缺少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出现图解观念的现象。用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的一句话来说：“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为什么会这样？除了艺术修养不足之外，关键在于有些作者接受新思潮、新观念之后没有来得及同自己的生活实践融合起来，没有化为有血有肉、比较深切的实际生活感受。有些作者“太热心于‘提出问题’”了。所以我赞成茅盾的说法：“要点不在一位作家是不是应该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问题’，而在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问题’来艺术形象化。”^[8]（虽然这个说法也多少有点简单。）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被那些由于观察生活而产生的问题所强烈的激发，而他又赋有艺术才能的话，他的作品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企图，想要对他感兴趣的现象作出生动的判断……就会为有思想的人提出或解决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9]五四时期有些问题小说恰好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观念（当然是新的观念）出发。就拿茅盾认为“那时候比较成功的作品”^[10]——朴园的《两孝子》来说，虽然确实有某些突出的优点，但照我看也有不容忽视的弱点：过于单纯。一篇作品如果单纯到了只想提出问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那就过于急功近利了，那就容易使作品干巴，失去生活的新鲜和光泽，失去刚从生活之树上采摘时的露珠和香味。成功的问题小说，总是既作为问题小说，又不单纯是问题小说，它比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小说要丰富得多。鲁迅的问题小说，以及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去国》，叶绍钧的《一个朋友》《低能儿》等，就属于这种情形。《斯人独憔悴》通过封建大官僚家庭内部父与子的交锋，不仅写活了四个各有性格的人物，而且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读者从这篇六千字左右的小说中，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群众焚烧日货的热烈场面，听到了学生街头讲演时激昂慷慨的声音，还仿佛目睹了青年反抗军阀武装镇压的浴血战斗，并从化卿先生口里领教了北洋军阀政府大臣们那套反动逻辑和卖国嘴脸。连大官僚家庭内部都出现了颖铭、颖石这样的热血青年，足见“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已汹涌激荡到何等程度。小说作者撷取这个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表现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因而就能触发人们联想和思考许多东西。鲁迅说得好：“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11]太单纯，太热心于提问题，太急功近利了，实际上就会使问题小说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也算是一点经验教训吧。

再有，人们常常要求问题小说解答问题，有的作者也果真这样做。这种要求和想法其实未必合理。有些问题小说就毁在勉强解答问题这一点上。契诃夫在给阿·谢·苏沃陵的信中，就认为“解决狭小的专门问题不是艺术家的事”。他说：

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正确的提出问题。只有后者才是艺术家必须担承的。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在《奥涅金》里，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然而这些作品还是充分使您感到满足，这只是因为书中所有的问题都提得正确罢了。^[12]

契诃夫的这个见解，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属于什么性质？它既然那么关切着现实的人生，是否就属于现实主义的呢？诚然，不少“问题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就多数情况说，“问题小说”与现实主义之间确乎存在一定的联系。然而，文学类别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又远不是这样简单的。从现实生活里提出的问题，不一定采取现实主义方法来表现。例如俞平伯的小说《花匠》，就借盆景工人任意修剪、使花木畸形发展，提出了这种违反自然、违反本性的培养方法是否应该的问题，其手法是象征性、暗喻性的。鲁迅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像《狂人日记》提出了那么重大问题的小说却有很多象征主义成分，可以说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兼而有之。至于其他一些作家的“问题小说”，有些大体上是现实主义的，有些却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特别是当一些作品提出问题之后再开药方的时候，开的往往是空想色彩很浓的浪漫主义的药方。例如冰心的小说《超人》与《悟》，就开出了用“母爱”或“博爱”来沟通人间隔阂、救治“冷心肠”青年的药方；王统照的《沉思》《微笑》等小说，也同样把“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处方。《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在狱中因为女犯人的一次“微笑”就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这岂不在渲染“爱”的近乎神秘的魔力吗？叶绍钧早年也有与此相似的小说，《潜隐的爱》写一个尝尽苦痛的寡妇，“命运和愚蠢使伊成为一个没人经心的人。伊仿佛阶前一个小的水泡，浮着也好，灭了也好，谁还加以注意呢？”然而她从邻居一个可爱的孩子身上获得精神寄托，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爱”，使她看到了“四围何等地光明！何等地洁净！”同样蒙着一层虚幻的色彩。可见，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尽管提倡现实主义，但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不一定就属于这种创作方法。真要写现实主义作品，必须有相应的生活经验，有对生活比较深入的观察和感受。而这一点，对当时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作者来说，是较为困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文学研究会作家总体上倾向于现实主义，但并不一定开头就写起现实主义的小说。有的作家，像许地山，较多作品甚至还是浪漫主义的，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才转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

这种情况也告诉我们：“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的一种文学风尚，却并未构成一个统一的小说流派。真正现实主义的小说流派要到1924年前后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出现时才开始形成。

注释：

[1]《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载《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

[2]《晨报》，1919年10月4日。

[3]据郎损（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的统计，仅1921年4—6月，全国报刊发表的一百二十多篇小说中，98%是写恋爱的，其中有不少“问题小说”，可见当时风靡的程度。

[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5]《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

[6]见《中国文学变迁史》，新文化书社1921年版。

[7]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8]同上。

[9]《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10]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1]《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12]契诃夫1888年10月27日致阿·谢·苏沃陵的信，《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