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外在的道德承担到内在的个体尊严

在华人移民文学的发展中，回归主题先后呈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早期回归主题，凸显的是留学生或移民在个人生活的选择与国家、民族的需要之间的犹疑。

这类作品在移民文学发展的早期诞生，作品的主角多是即将学成毕业的留学生，他们在“留学”与“学留”之间的转换上矛盾挣扎。在这一阶段，回归与否，是关乎道德的承担，因而无论学子们如何选择，都流露着沉痛的精神挣扎。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国家百废待兴，对各个领域的高端人才需之若渴，相应的，国家在留学政策制定、政治宣传等方面，格外强调海外学子要通过学成归国来表达个体的爱国情感。而存在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科技水平的差距，又使得归国者毫无疑问面临可能丧失个人事业发展上的重要机遇和失去某些经济利益的风险。因此，这一时期面临着回归选择的学子们，他们选择的做出，是在个体命运与报效祖国之间的非此即彼，很难兼顾。譬如在苏炜的短篇集《远行人》中，《柏华利山庄之夜》一篇，就是通过三个留学生苏菲、安邦和赵博的静夜对谈，呈现出留学生在“归”与“留”之间的痛苦挣扎。安邦在美国学的是建筑，虽也想毕业后报效国家，但是担心回国后与国内的设计观念完全不同，个人事业前途迷茫。同时由于家境困难，回国后，他很难忍受与继母和异母弟妹们一起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赵博是自费留学，当初为了办出国护照和签证，受尽委屈，如今面临回归，不免踌躇。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的刘芳诚，是满腔爱国热情的归国华侨，赴美留学、完成学业后，他毫不迟疑地再次回到祖国，奉献自己的热血。他在赵博出国前，一再地叮嘱他要“学成归国”，使赵博无言以对。在安邦和赵博的痛苦挣扎中，叙事突然峰回路转，苏菲拿出父亲的家信，说刘芳诚因工作问题正在考虑再次出国。叙事至此戛然而止。于是，这番关于“归”与“留”的探讨，终于没有结论。但刘芳诚两次“归来”与“离开”，无疑会对三个留学生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类回归主题的作品，反映了在留学大潮的初期，赴外留学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们虽然多少都背负一些精神的创伤，但在国内几十年主流教育的影响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意识很强，个体的每一个抉择，都会与国家、民族利益勾连起来。在国家需要面前，对个人前途利益的考量，会使他们不自觉地有一种羞愧，甚至是负罪感。因此，在《柏华利山庄之夜》中，自费出国留学的赵博，虽然曾经受尽刁难，但依然会为了是否回国效力而挣扎。《远行人》中《墓园》一篇，主人公方祖恒在参加论文答辩时，美国教授与他的对话明晰地解说了这一代留学者做出回归选择的动因——教授疑惑他作为一个非宗教信仰者远渡重洋学习梵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的价值，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祖国一定需要它”。教授不解：“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要背着一个沉重的——‘中国’？”“这是有必要和愉快的吗？”方祖恒的答案是：“并不全是愉快的，却是有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法摆脱的。”“有人甚至是被这个背负所压垮了的；可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仍然心甘情愿地背负着，同时也愉快地站立着、行走着，虽然愉快中也常常显得过于沉重。”[2] 文中在美国去世的老高、吕大智，便是被这种个体，吕大智的墓碑上刻着的遗言，是“也思归去听秋声”。同样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则以主人公的无尽悲哀为她的滞留美国涂上了道德自我谴责的色彩。主人公当年辞别恋人D 意气风发奔赴美国找寻“伟大的发现”，但岁月如流，她获得的只有“生存的某种空洞隔膜”，失落的却是“某种理想与精神”。D在临别时对她说过：“你将来就是爬着回来，也是我的英雄。”[3] 可她最终滞留美国，而D在大西北生死不明。在她赴美找寻“伟大的发现”的征途上，她永远地失落了爱人D，也失落了自己满怀理想的生存可能性，绝望地面对着空虚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涉及回归主题的作品，大多较为个人化，其中归与不归的冲突，一般不会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而是更多地考虑个体的尊严与心理的平衡。1996年出版的阎真的《曾在天涯》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历史学硕士高力伟，作为妻子林思文的陪读到了加拿大。由于语言障碍，生活、工作处处碰壁，凡事都要依靠姿态强势的妻子，心理严重失衡，最终夫妇二人劳燕分飞。在与林思文由分歧走向分离的过程中，以及离婚后与情人张小禾相爱但无法结合的情感折磨中，高力伟始终挣扎在男性脆弱的自尊和现实的严酷之间。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使这个曾以研究历史为业的知识分子思索出移民生活的荒诞、生命的短暂，无法找到生活的基点。林思文、张小禾在困境中拼命挣扎，不肯回国，是怕失去了在加拿大生根的机会。而高力伟更留恋在中国的生活，更看重在中国的根。于是，高力伟最终放弃了等待加拿大绿卡，只身返回了中国。

2001年出版的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阳光西海岸》聚焦的是美国高校和研究所中各个实验室里的华人“科技苦力”的生活悲欢。与大量的赴外留学生一样，访问学者也是中国出国人群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理工科背景的访问学者出国后多半在各个高校、科研机构的实验室中工作，听上去体面，实质上却是廉价的“科技苦力”。他们拿着比当地人低一半的薪水，却付出双倍的劳动，为老板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科研数据，是“用智慧在建造一条美国的高速公路”。主人公刘志翔与妻子宁静因为在国内的大学无法获得满意的物质生活和事业发展，倾尽家产举债赴美，希望在美国实现有房有车的美国梦，同时获得学术上的进益。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们虽然拿到了绿卡，实现了最初的物质梦想，却是“以放弃自我、放弃追求、放弃社会地位和作为主人的尊严为代价的”[4]，辛苦取得的所有科研成果都是归属老板的，他们沦为异国的高级打工仔。得失之间，他们有着无法排解的心理失衡。这使得他们不断思索自己的出国选择是否正确，留在美国是否值得。终于，在经历一场婚变危机后，他们选择了回国发展。作品中与他们经历相似的路明、老严等学者，也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在关于留与归的书写中，还有一类聚焦失意者的文本，主人公多是那些本属于知识阶层、甚至是权力阶层，却由于专业背景、语言能力等种种问题，在移居国沦入蓝领阶层、甚至底层的群体。2001年出版的树明的《暗痛——两个中国男人在美国》，主人公就是两个陪读丈夫。陈宏志本是某国家机关的处长，赴美探亲，在妻子的压力下逾期未归，被单位撤职除名。哲学专业的陈宏志，无法像妻子那样实现“美国梦”，沦落为搬运工、小摊贩。妻儿以他为耻，他自己心理失衡，只能不断在梦中体味着升迁的喜悦。董克永本是科研所的骨干，为了陪读，逾期未归，被开除。1989年，他被裹挟着成为绿卡持有者，自感成为祖国的罪人，再也没脸回国，沦落为荒废了专业的蓝领工人，实验动物饲养员，最后身染艾滋病，几乎客死异乡。可以说，他们的移民是被动的，是妻子“美国梦”的牺牲品。而曾经与他们同病相怜的王彼得，在决然回国后，受到单位重用和赏识，一路春风得意，最后作为国家战略研究机构派驻美国的高级官员，风光回到美国。这使本已麻木的陈宏志再次痛切地体味到自己没有回国的悲哀。这类表现人生失意者的文本中，隐含着作者的某种训诫之意。作者将主人公置于精神失落的生存困境之中，以其“苦”和“悔”来昭示一种对祖国的象征性“背叛”的惩罚。这种训诫极其切合部分读者的心态，当然也可能是某些移民失意者群体真实心态的映照。

高力伟、刘志翔等人的回归，并非关涉太多崇高的理想与道德，而主要是无法在异国他乡确立起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回归与苏炜、查建英笔下的回归相比，少了悲情，多了平实，淡化了政治色彩，回避了道德承担，凸显的是寻常的芸芸众生在“留”与“归”的选择上所经历的精神窘迫与现实考量。这从一个侧面见证出，中国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处在金钱带来的躁动和焦虑中，这种躁动和焦虑使得原本在象牙塔中清高度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心理严重失衡，试图通过出国谋职、凭借知识技能快速改变个体和家庭的生存状况。这种侧重物质欲望满足的出发点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初赴外留学群体更重视理想和责任的情形有了较大的区别。当然，这种情形也同时说明，随着国家的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空间趋于宽松，民众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动辄将个人的生活选择涂抹太多的政治色彩，个体生活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社会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