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移民文学研究的推进是伴随着对它命名的争议进行的。很多学者认为这一命名不够严谨，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譬如潘凯雄《热热闹闹背后的长长短短：关于“新移民文学”的再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季仲《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1 期）、吴奕钅奇《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刘俊《经典化的条件及可能——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创作优势分析》（《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曹惠民《华人移民文学的身份与价值实现——兼谈所谓“新移民文学”》（《华文文学》2007年第2 期）、朱崇科《“新移民文学”：“新”的悖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等文都对这一概念提出了看法或者质疑。时至今日，“新移民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华人移民文学”“离散华文书写”等概念仍然存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交混。在拙著《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我曾经梳理过此问题，至今，我的看法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为了便于论说，我想有必要重申一下我在本研究中对新移民文学的认定。

“新移民”本来的含义是指第一代移民，但在国内文学研究界，“新移民”的概念则有特指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内地出现了赴外留学的出国潮，其热度持续到现在。在这些留学生中，毕业后选择定居者就由“留学生”身份转换为移民身份。由于他们都是高学历群体，定居后在就业、居住区域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都有别于传统的聚居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为了表示区分，他们称早期出国的、定居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为“老侨”，称自己则为“新移民”。在其隐含的意义上，“老侨”多是通过劳务、投亲、甚至偷渡等渠道实现移民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从事的职业多为传统的餐饮、洗衣、制衣、货运等服务性工作。“新移民”则是通过留学、访学、技术、投资等渠道实现移民的，大多属于所在国的专业人士，职业声誉和生活境况整体较好。而目前从事文学创作的华人作家绝大多数属于“新移民”群体，绝少见到出身“唐人街”的劳工群体。当“新移民”与文学研究界所指称的“新移民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新移民”的身份进一步限定在由中国内地——不包括由港、澳、台地区或东南亚国家等其他区域移居出去的华人群体。据研究者统计，这一群体已经超过800万人，分布上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由此，“新移民文学”就是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自中国内地移居到其他国家、目前已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华人群体所创作并发表、出版于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或其他国家的作品，语言可以是汉语，也可以是英语、法语等获得语。本研究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的主题嬗变，所涉及的主要是中文文本，使用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则采用其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