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20世纪的新移民小说，主题集中于几类：一是异国场景中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二是新移民在移居地的生存窘迫、文化震撼或成功炫示等。这正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契合的。在交通成本，甚至通讯成本高昂且不够便利的当时，故乡是重洋阻隔的难以回归之地，遥远的地理距离让移民带着对亲人的浓烈思念下意识地美化着故乡：小桥流水、稻香蛙声、乡情淳朴、平和静谧，在唯美的雾霭背后那影影绰绰的故乡，有时不免有几分虚化。而第二类主题的作品则记录着从国门初开的发展中国家初抵西方最发达区域的新移民的窘迫、悲欢与文化不适。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入，不仅改变着本土国人的生活，也对全球的华人移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这种变化。他们通过回国定居、回国创业和参与同故国的经贸文化往来活动而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到故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变迁之中。这使得他们在生存状态上成为“跨国华人”。

“跨国华人”这一概念由曾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刘宏教授提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跨国主义理论。所谓跨国主义是指“由移居者建立并维持的，并将他们的祖居国和移居国社会以多种方式实时连接起来的社会过程……并因此而建立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阈”[1]。由此，移民研究中出现了“跨国移民”的概念，与传统的“叶落归根”和“落地生根”的移民模式相区别。刘宏教授据此提出了“跨国华人”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被国内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广泛使用。刘宏教授认为：“跨国华人指的是那些在跨国活动的进程中，将其移居地同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线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的华人移民形态（‘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相比，新兴的跨国华人群体代表了一种介于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之间的移民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跨国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载体，也是在东西文化融合与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第三文化的建构者。”跨国华人通过持续性的跨越国界的活动作为其生活与事业的主导方式，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实现同步嵌入。“跨国教育、工作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知识和‘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心态，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种跨国性成为他们在海外和中国的比较优势。”[2] 跨国主义理论目前主要适用在移民史、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领域多见于族裔文学的研究中。而当我们从跨国主义视角来审视新移民文学时，可以有很多新的思考。

其实，新移民文学从它诞生之日就带有一定的跨国主义特质。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起步的，很多作者的写作开始于中文网络，其原初的创作动机确实具有排遣异国孤寂、抒发个人愁绪与感慨的偶然性和无功利性。但当“留学生文学”发展到新移民文学、且开始成为内地的阅读热点、并引起研究者关注之后，这种自发性和无功利性渐趋改变。因为新移民作家虽然身在中国以外，但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大多是以中国两岸四地的华语文坛为依托的。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非中文写作者——戴思杰（法国）、山飒（法国）、哈金（美国）、李翊云（美国）、李彦（加拿大）、应晨（加拿大）等，作品一般发表和出版于所在国，但部分作品仍会以中文译本的形式回到两岸四地的华语文坛；中文写作者的作品则绝大部分是首发于华语文坛，仅有少量在国外的华人出版社出版。因此，新移民作家虽然工作、生活于海外，但通过作品的发表、出版、评奖和影视改编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事实上建构起了一个跨国社会场域。而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文坛对新移民文学研究的日益重视，各地举办的相关笔会、研讨会、评奖等文学活动日渐丰富，新移民作家群体中的很多作者与国内的互动越来越多，一些作者甚至是半年时间在国内生活，半年时间在国外生活，成为从生活上到创作上的全方位的跨国华人。这种生存状态使得新移民文学的跨国主义特质愈益显著，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作家本身的跨国环流状态。一些作家的现实生活存在着明确的回流或环流状况，比如王芫（美国），她的写作起步于国内，曾是北京市作协的签约作家，2006年移民加拿大，2012年“海归”；2015年再次移民到美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凌岚（美国）1991年赴美留学后定居美国，2010年举家“海归”，回到北京；两年后迁居香港；再两年后又返回美国。曾晓文（加拿大）1994年赴美，2003年通过技术移民再次迁移至加拿大。江岚（加拿大）在移居加拿大数年后，又转赴美国高校任教。张惠雯（美国）1995年赴新加坡留学，后留居，2010年再次移民到美国。陈思进和雪城小玲这对夫妇作家也是先移居美国，再移民至加拿大。严歌苓在留居美国后，因丈夫的工作关系而在世界多国不断迁徙，目前居住德国。施雨（美国）、庄伟杰（澳大利亚）都在出国定居多年后“反向留学”，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回归中国工作。秋尘（美国）和吕红（美国）也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陈谦（美国）2018年受聘成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年为本科生开设30 课时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施玮（美国）每年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生活在中国，在北京宋庄还有画室。少君（美国）近年虽鲜少创作，却是深度参与了故国的经济建设，2015年受聘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了清华同方的智慧城市等很多项目的研发。李彦（加拿大）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的同时，还担任了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几乎每年都组织中加作家和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往返于中加之间，这些跨国交流活动同时也成为她非虚构创作的素材之一。老作家木心，生命的最后五年，也在故乡乌镇度过。其他如王威（美国）、陈希我（日本）、陈永和（日本）等许多新移民作家也都处于一种跨国生存状态。当然，这种回流并非是新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有的新移民作家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进入跨国生存状态，如少君、薛海翔（美国）等。只是，在20世纪，这种情况为数较少。多次迁移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既丰富了创作的素材，也提供了多重视野。在作家个人回流或环流的同时，新移民文学社团也日渐增多，且与国内文坛、高校、传媒等交流十分密切。比如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日本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新移民作家笔会等都先后与中国作协、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国内官方的组织或学会联合举办了一些华文文学论坛、研讨会等文学活动。这些跨国文学活动经常得到各级侨办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显示出新移民祖籍国在移民跨国主义行动中的强大推动性。可以说，新移民作家的跨国社会场域，基本上是以国内的大中城市为节点，以文学研讨会、创作笔会等文化活动为经络来构建的。另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新移民作家跨国社会场域的构建提供了最重要的技术支持，创建于美国的“文心社”网站和诸多新移民作家微信群等都已发展成为联结海外新移民作家和国内新移民文学研究者的重要网络园地，部分新移民作家甚至是通过这些网络园地而进入国内学术视野的。

（2）从“双重边缘”到“全面内转”的文学生产。新移民文学的汉语文本从始至终都是以中国两岸四地的华语文坛为依托的，在其初期，确乎处于“双重边缘”的境地：在新移民作家生活的移居地，无论是北美、欧洲、澳洲还是日本，汉语作品都属于华裔族群内部的文学，对主流的文坛而言存在感是很低的，因为非华裔能够并且有意愿阅读汉语作品的人数是极少的，最多有个别作家能被部分高校的文学研究者作为族裔文学引入课堂，影响力仅限于学术小圈子；在中国当代文坛，新移民文学一度也被轻忽，被贬为“输出的伤痕文学”“洋插队文学”和“海外打工文学”等。严歌苓曾经颇为不平地说过：“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é。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3] 新世纪以来，这种双重边缘的境地显然已经不复当初。在国内，每年有大量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被推出，花城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都是主力。《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小说月报》《花城》《江南》等很多纯文学期刊也都发表了大量新移民文学作品。海外的华文期刊与国内部分文学研究期刊之间也存在互动交流，如美国旧金山的杂志《红杉林》就与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保持定期交流。各类文学奖项中不乏新移民作家的名字，严歌苓、李彦、陈谦、陈河、张翎、袁劲梅等都多次获奖。显然，在国内文坛，新移民文学已经成功摆脱了边缘地位，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叙事类型的建构当中。当中国当代文学在努力谋求“走出去”、获取外在世界的充分关注时，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汉语创作，却一直沿袭着相反的路径——“全面内转”。虽然经历了多元文化的洗礼，但华人第一代移民大多仍然以获得故国世界、母语文化的价值认同为精神追求，于是新移民文学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文学生产的目的性，即获取内地文坛和读者群的最大肯定，包括图书发行量、影视改编版、获奖、入排行榜、评论反响等。这使得许多作家在强烈的读者意识支配下，在叙事方式上追求脚本化、画面感，譬如虹影的新作《罗马》和孙博、曾晓文合著的《中国芯传奇》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部分作家对主题的选择也更为审慎，尽量不触碰一些争议性话题，也不乏一些追逐内地热点的情形。于是有意识地贴合某些限制性规定就成为必然，那么在写作中不可避免地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审查、自我规约、自我禁锢。而新移民文学最初引起内地文坛的关注恰恰在于其挣脱言说桎梏的表达方式。正如张福贵教授指出的：“一些海外华文作家是通过海内读者和学界而产生和发展的，即为国内——不一定只是读者——写作，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出口转内销’。这甚至成为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因此，在写作中许多作家必然极力去适应国内的价值尺度，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块文学‘飞地’。”[4] 至于在移居国的边缘状态，对于汉语文本可能是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的。华裔族群要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反抗遮蔽”“抵制遗忘”或者是“文化协商”，恐怕还是应该借助于获得语书写。因为以获得语写作的作家在移居国能够凭借无障碍的文学表达获得主流文坛的关注，哈金、李翊云、李彦、应晨、山飒等都获得过所在国的主流文学奖项。他们的部分作品以中译本回流至国内后，也受到了国内文坛和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实现了双重的文化融入。

新移民文学的这种发展现状，应该说间接地对陈思和教授与徐学清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争论给出了一种回答。

新移民文学中的华文作品，大多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被解读，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定义，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学科建构的基本理论性问题。以陈思和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新移民文学——主要是华语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认为：“活跃在北美、欧洲的华语作家，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地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华语写作，创作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作品的刊物和出版社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两岸。这一类旅外作家的创作，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的活动场所转移到了海外。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创作群落，应该把他们的创作视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频繁交流过程中的一脉支流，即我称之为旅外华语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中的有机构成。”当然，他也指出：“应该强调的是，我所指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之‘中国’，不是具体的国家政权的意义，它更是象征了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播与延续，国籍只是一种人为的标签，在文化解读上并不重要，对于文化传统还是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的理解。”[5] 而刘登翰教授则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应当归属移居国文学中的少数族裔文学。他在《华文文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移居海外并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华子民，其身份已不再是中国人，而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将他们的华文创作放在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进行讨论是可以的，但将他们的创作再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仅不妥，还可能引起某些不必要的政治纠葛（此类事情曾经发生过）。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新移民文学的讨论中。确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分活跃的新移民文学，其作者虽移居海外并大多取得了移居国的国籍身份，但其文化认同并未改变。他们最初的文化养成是在母国获得的，其跨越两地的人生经历使其创作题材往往是从海外回眸母国的社会人生，是一种双重经验的跨域写作；由于海外的华文阅读市场相对狭窄，其大多数作品都寻求回到母国（大陆、台湾、香港）发表和出版，主要的读者群也在母国。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并不奇怪。但能否因此就将其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被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呢？文学史是一种区域性的国别叙述，创作主体的国籍身份是界定的首要标准。今天许多所谓的‘新’移民，不少已有了三四十年甚至更长的移居历史，许多也都取得了移居国的公民身份，宣誓效忠于移居国，严格地说他们是移居国的华裔文学；他们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必须分清的。”[6]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华人学者徐学清教授也认为新移民的华文创作是移居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大叙事之外的华语文学”，因为海外华人作家“共享有离散、客居、移民的经历，经验着在多种文化冲突的夹缝里的彷徨和徘徊，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努力，在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之间的抗争和斡旋，以及在抵制和被同化之间的挣扎。这种移民的心态和创作来源，国内作家是不具有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加之，这样的生活经历必然给作家带来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变化，和从单一到多向的视角的变位”[7]。黄万华教授则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时借鉴程抱一的“第三元”概念提出：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文化与移居地文学、文化之间的“第三元”，认为不能“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尺度对待海外华文文学。对于中国内地的研究者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过程发生在‘双重跨文化’（所谓‘双重跨文化’是指作家的创作产生于跨文化语境中，而中国内地的研究者对其的解读又发生于跨文化语境中，这种‘双重跨文化’阅读会增加研究的难度，包括误读的程度）阅读中，而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第三元’更应该成为我们展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重要视角”[8]。张福贵教授则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具有先天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特性，中国文学和文化面对世界时所具有的诸多问题和现象都首先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体现出来。所以说，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转型和世界化过程的试验场。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和主体体验，经过当地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首先成为促进世界文化融合交流的先行者，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9]

学者们的观点各有其立场，主要是就海外华文文学来谈的，就新移民文学来说，如果要容纳哈金、李翊云、裘小龙、应晨等以获得语写作的新移民作家，那么或许只有海外华人文学的大框架最具容纳性。当然，辨析这个问题并非本研究的宗旨。笔者个人倾向于认为新移民文学的汉语写作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局部。

（3）跨国华人形象的增多。新移民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对华人移民的回流和环流现象的描写，表现出了移民回流或者环流对于移民群体现实生活的深度冲击，相应的跨国华人形象也日渐增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与人才在各国间越来越自由地穿梭，形成一股涌动不息的生机之流。而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在中国与他国之间的资本和人才流动也是这股生机之流中的重要一束。在新移民小说中，这种跨国流动通常被叙述为高科技人才的“海归”创业或者是被称为“海鸥”的跨国生存。对于已经在移居国落地生根的华人新移民来说，“海归”意味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上的再次冲击。黄宗之、朱雪梅（美国）的《平静生活》、陈谦的《无穷镜》、二湘的《暗涌》、曾晓文的《捞人》、秋尘的《盲点》、尧尧的《你来，我走》等许多作品中都对跨国华人是否回归母国、回归后的二次文化冲击以及“海鸥”式生存所带来的家庭分隔两国造成的亲情、爱情的耗损等问题进行了思考。“移民的跨国流动也带来了其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他们被认为是嵌入在一种变动的领域中，其身份认同越来越具有跨文化的特征。”“要理解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文化的变迁，需要重新审视甚至突破传统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方法和理论，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整体的视角来探究跨国流动性对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的影响。”[10] 对于跨国华人而言，他们构建的跨国社会场域联结着两端，移居国与母国，这两端通过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着紧密的关联，产生着某些越来越趋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元素，但它们毕竟是两个建基于不同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作为穿行于两端的跨国移民，既有对双重情境的切身体认，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双向情感疏离，因而他们一方面能够较为客观地认知、深度地比较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使得这种双向开放的场域，成为移居国文化与母国之间的第三文化空间。当然，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双向的情感疏离，他们在心理上的国族归属感也可能有所弱化。这种弱化或可视作跨国移民在精神上蜕变为“世界公民”的一种必然表现。

这些因素必然使得新移民小说创作产生新变。因此，在跨国主义视角下审视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的小说创作，其在主题上的深度嬗变、在华人移民形象塑造上的多重突破，都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思考。学者杨剑龙把这种变化概括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变化，可以说是从‘边缘人’转向‘两栖人’的生活与心态的描写，从类自传体转向历史或现实描写，从情绪性写作向思想性写作转换。”[11] 这种概括是比较恰切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新移民小说的新变可能只是存在于一部分作品之中。因为在新移民小说繁荣的另一面，是其芜杂性。新移民小说虽然在数量上不断攀升，但精品仍是少数，还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属于通俗的婚恋小说，充满着一见钟情、艳遇、出轨等习见情节。这些小说如果不是有一个故事发生的异国背景的话，与国内的通俗文学别无二致。作者虽然身体嵌入到了新的国度，但精神上也许没有，因为在他们的写作中对移居国的呈现是表层的和肤浅的，“无法以一种有穿透性的视点切入其中”[12]。移居国在他们的叙事中始终只是一个僵硬的布景。也有一些作品，从技巧层面看，圆熟、精致，但却缺少叙事的真诚和移民生活的烟火气，只满足于讲述传奇故事，像流水线上生产的无瑕疵商品，虽然是合格的阅读物，却未免缺少了几分心灵的冲击力。因此有学者认为部分新移民作家的写作“远离新移民血肉征战的沙场，在‘象牙塔’闭门造车，批量出产国内历史传奇和当代都市传奇。……移民文学最常见的身份意识、文化困惑等已被她们抛弃”[13]。认为新移民文学一定要书写何种类型的主题或许是一种苛求，但新移民文学从诞生之初就被视为具有“跨国性”“跨民族性”“跨文化性”“双重经验”的写作，如果无法体现这些特性，那么是否可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也是值得讨论的。

不过，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在评点新世纪十年的长篇小说时所指出的：“‘佳作难觅’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俯拾即是，怎么可能是佳作？”但是，寻常之作“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和氛围，也就不会有‘佳作’从中脱颖而出”[14]。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的张红军教授也认为一些影响力仅限于小圈子的“无名状态的写作”“实际上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写作的一种常态。从这个角度讲，追问这种写作状态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就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写作状态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假若思考文学写作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时，完全把眼光局限在极少数的精英作家与顶尖作品的产生上，把这当成一个时代文学写作的全部目的，不仅仍然意味着对无数无名写作者的忽视，而且还将一个时代文学写作者的心态引到急功近利的方向之上，最终使文学写作失去其作为艺术创作活动应当给写作者本人带来的精神乐趣，甚至把整个文坛变成追名逐利的竞技场，最终是不利于一个时代文学的进步的。”[15]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在语言与技巧的精致、圆熟上有所逊色的作品，以及欠缺一些心灵冲击力的作品，都是在新移民文学的底色之中的，亦有值得关注的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