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佛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 佛教的跨文化意义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原为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生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释迦牟尼的创教为当时印度宗教革新“沙门”思潮的主要发展，当时佛教与耆那教，以及哲学上的顺世论、生活派、不可知论派共同构成印度思想革新潮流，被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古代“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崛起的代表之一。释迦牟尼于29岁出家，经6年苦行，在菩提树下沉思而获“觉”，于35岁创立佛教，在恒河流域传教。“佛”即“佛陀”（浮屠、浮图、浮陀）的简称，意即“觉者”，“成佛”即“觉悟”。“觉”意味着通过求知思索的过程而达到明心见性之境，“悟”则为洞观世界及自我之“大彻大悟”，既有“渐悟”亦有“顿悟”，这种人之所获“澄明之境”是释迦牟尼在人之主体认知、主观发掘上的重大突破和杰出贡献。只有悟透自我才能实现“舍我”“忘我”之超越自我，所以人们后用“佛”作为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小乘），并扩展为亦包括一切觉行圆满者（大乘）。公元7世纪以来，大乘佛教中因有教派与印度婆罗门教混合而形成密教，其“显”“密”之境既有神秘意蕴，亦有智慧知识。自公元以来，佛教传入亚洲各国，成为东方的世界性宗教之突出代表。其知识及智慧体系由此也突破印度文化之限，展示出其跨文化跨时代的意义。
佛教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就在于其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其中最早的宗教，因而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久远广泛，并成为东方文明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而佛教的主体性信仰意向也有着最为独特的魅力，其并不明示客体意义上超然之神的存在，而强调反观自我之觉，从而超出传统宗教有关“神”之有无之辨，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非常卓越、不可取代。佛教以其信仰体系及知识结构很早就为世界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文明宗教、人文信仰的典型模式，并以其对时间观念的凸显而与关注空间之在的宗教思维迥异，其永恒轮回之论、轮回中沉沦、升华之变亦有着时间辩证法的闪光思想，形成人类信仰文明中意识到流变而注重自我修行提升的特征，对世人体悟宇宙及人生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佛教的这种认知贡献也是跨文化的，让世界都能感受到东方智慧的与众不同，体悟神秘精神独辟蹊径而对人类的奇特引导。所以，佛教对人类的意义不只是信仰层面的，同样充满着知识和睿智。最近自然科学发展中关于全息知识、量子科学之论，其对宇宙的认识已经超越以往的时空之观，而与佛教的体认似有异曲同工、所见略同之境。其实古代宗教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虽然其表述模糊、神秘，却有着对宇宙奥秘洞观的独特直觉，其中有些认知会沉寂千年而无人知晓，却说不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而重见天日。例如，中国远古宗教认识中的阴阳之道曾形成《易经》八卦的二进位演算，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人们只是把它视为算卦迷信之举而弃之一边，直到近代科学二进位发明者莱布尼兹等人注意到中国古代智慧这种阴阳推算的高深莫测、无比神奇，才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变局。殊不知今天网络时代所用电脑知识的最基本原理正是这种被尘封了数千年的阴阳变算、正负推演。所以，决不可断然否定宗教与科学之殊途同归的某种可能。仅从佛教的知识体系来审视，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绝非截然分离、毫不相干，这种情况尤其在具有整体涵容知识体系的东方值得我们要特别注意。
二 佛教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性意义
佛教的传播对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伴随着丝路之旅，中国的“西方”观念也得以不断扩展、逐渐充实完善。历史上，中国西域丝绸之路因张骞西行执行西域外交的政治使命而得以开通，这标志着丝绸之路历史的真正开端，而其实质性发展就与佛教这种宗教的文化传播直接关联。佛教在古老印度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后就开始往外传播，而佛教的东传和中国人“西天”取经，则使两千多年前的中外交通开始活跃起来，当时的匆匆过客跋山涉水，却铸就了文化历史的永恒画面、留下了再也不可磨灭的历史脚步和印痕。在中印丝绸之路的交往中，摄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安清、安玄、支娄迦谶、佛图澄、觉贤、菩提达摩等印度西域之人乃自西徂东，带来了佛教文化，深入中华文明；而蔡愔、秦景、成光子、朱士行、法显、竺法护、智猛、玄奘、义净等中国学佛之士则穿大漠、历险境，由东往西去天竺取经，从此中国人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西方”概念，而中国人印象中的这一“西方”最初就是印度。他们在那儿耳目一新，吸收到不少异于中华的各种文化元素。后来这条东来西往之路就以“丝绸之路”而著称，并成为今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及其跨界文化交流的最基本历史积淀。早期佛教传播需求而带来的丝绸之路上频繁的旅行，也是这一文明传播史上的基本内容。
中国人有着时空整体的古老观念，其空间想象则是天圆地方，中国则居中，但随着丝绸之路把中国人引出国门，其视域也大大开放，在思想观念上则有着根本性拓展。“西出阳关无故人”，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正是佛教的传入，中国人的比较文化观得以形成，以我为中、夜郎自大的封闭得以打破。丝绸之路带来了动人故事，也创构了神话想象，而唯识思维、因明逻辑也活跃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使宗教与哲学有缘，也使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达到深层次的交汇融合。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佛教在中国是哲理性宗教，是洞观世界奥秘的宇宙观，甚至感到其思辨要大于其神秘，所谓客观认知上的有神、无神之论在佛教中并不重要，其更多强调的是人之主体的心、性之觉，因此佛教的本质并非神道而乃悟道。而佛教经典的翻译，进而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佛教传播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在这种静态的经典辨识过程中则升华为思想沟通的精神桥梁。而且，陆上丝绸之路后又扩大发展出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传播者及其取经者乃陆海兼程，其知识观、世界观都得以拓展、深化。
值得指出的是，起因于佛教传播交流的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从中印文化扩大到中阿文化、中西文化，中国人最早乃通过印度宗教文化而间接认识到古希腊文化，由此也传入了真正西方（欧洲）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中国人的“西行”则超出“天竺”之界而到了“大食”“大秦”，不仅认识了东西方，而且在不断超越东西方。由于佛教的东传，早在古代就打破了哲学认知、思想信仰上的东西之别，而有着亚欧等洲的神奇关联。
三 佛教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佛教约于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其在西域地区则有着更早的传播，内地佛教在南北朝（3—6世纪）时期得到发展，并且完成了由“佛法为至上法”（印度佛教）到“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中国化”转变：佛教在唐初达到鼎盛发展，并且开始出现根本不同于其印度本土的中国文化特色。在其组织建构及社会结构上，佛教在中国则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等，由此与印度原始佛教渐行渐远。
佛教在中国促成了中国地域板块不同宗教色彩或教派文化的发展。在佛教的中国传播中，其北传佛教（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进而以其中国宗教文化特点而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其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则传入中国傣族地区（云南），从而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形成上座部佛教的特殊关联。而其藏传佛教（“喇嘛教”）则传入中国西藏、内蒙古等地，亦构成与北传佛教、藏区本土苯波教和尼泊尔佛教的多重结合，在中国藏区的佛教于14、15世纪出现了宗喀巴“黄教”革新，随之形成达赖（始于1578年，至今为十四世）、班禅（始于1645年，至今为十一世）等活佛转世的传承。佛教不仅在华独树一帜，而且在对外交往上在近现代又与传入欧美地区的佛教相联系，佛教1899年传入美国、1906年传入英国，1913年传入德国、1929年传入法国，今天这些国家中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并形成与基督教及西方文化的密切对话。可以说，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世界视域，也在其世界传播中注入了中国元素。
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其根深蒂固的发展，而且目前仍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有1亿多佛教徒或受其影响者；现有佛寺1.3万余座，出家僧尼20多万人，包括藏语系佛教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多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当代中国佛教的影响还走出了国门，形成世界范围的“中国风”，中国佛教界自2006年起在中国组织了多次“世界佛教论坛”，提出“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和谐社会，众缘和合”等深入人心的口号和理念。而其观音文化、禅宗文化等则成为非常重要的中国本土民俗文化。
佛教在中国独立发展且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禅宗、净土宗等，特别是禅宗的辐射面广，深入人心。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禅修而闻名。禅宗主流比较主张顿悟法，要达到“见性成佛”之境，据传自其初祖菩提达摩祖师于6世纪始传，其特点是皆指人心，不拘修行。禅宗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其信仰的主旨，既有哲理、更有心理，完善了中国文化思维中大于脑、具有整全意义的“心”观念，故此亦称佛心宗。传说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之久，使少林寺有着禅宗祖庭之说。“时人有传，达摩面壁九年为坐禅修定，所以得道”，虽然考证各种佛教传记或历史记载并无明证，仅得“面壁九年”这四个字，却有着口传之深信。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开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真正的中国禅宗由此在历史上浮现。
若北南相比，北宗神秀是按其以往传统以“坐禅观定法”为依归，主张渐进禅法，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渐修菩提，故被称为“渐悟”。神秀之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为其生动写照。但南宗惠能大师却一反常规，主张“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以此为依归而不拘泥“坐禅”“观定”与否，以这种直通方式而即成佛道，故有“顿悟”之称。他针对神秀之偈而认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佛经载有两首惠能偈语：一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二为“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二者文字表述不同，但境界如一。这样，禅宗于此而有“南顿北渐”之分。惠能的弟子将其说教汇编为《六祖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思想的经典会聚。惠能后来回到韶州曹溪宝林寺（宋初赐名南华禅寺，故亦有禅宗祖庭之说）弘扬禅法，享有禅宗六祖之称。
这种禅宗在中国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观念革命和思维革命，也使中国的养身修心之学获得实质性进展。“禅”以其超然、洒脱之境而成为真正的“养心”之学。禅在动、静之间呈现思绪流涌、心灵平定之境，人们以观禅、习禅而见世界、明自我，从局部把握整体，由瞬间洞见永恒，用禅之道而涵括、统摄大千世界、整全寰宇，从而让人因惊讶而感叹，由洞观而心定，朗现悟禅之态。这样，禅定、禅意就给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信仰观带来了新的睿智、豁达、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化为例而生动、深入地描述了宗教文化交流的意义，指出佛教的“传入”与“传出”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其所推动的则是充满积极意义的文化交流：“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1]当然，佛教不是被动地为中华文化所吸纳，而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得到了创造性、创新性的重生，从而得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禅、净等宗，涌现出像惠能那样的高僧大德、思想导师、文化名人。显而易见，佛教传入中国乃是一种“双赢”，既给中华文化带来活力，也使自身得以更新。
四 佛教以其中国化而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
显然，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逐渐磨合及最终融合中实现了一种再创造，这不仅使佛教自我升华、新生，而且使中国化的佛教得以更广远地影响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之曾总结说，“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2]此时走向世界的佛教已经充满中华文化元素。
这种佛教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较为典型之例，就是少林寺的当代发展及其作为。少林寺有南北少林之说，其中达到广远影响的是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的北少林，因其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有“少林寺”之名。该寺据记载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是孝文帝当时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因此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少林寺作为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原初乃因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9年之传说而被视为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鉴于历代少林武僧研创和发展出的少林功夫，以及历史上少林武僧与中国政治的关联，遂使之名气颇大。而其“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的盛名，使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少林功夫”的方式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开设少林武馆。而人们在修炼少林武功的同时，佛教信仰、“少林禅学”亦得以相应的跟进。我这次是从登封直接而来贵定，看到我们会场外写着北有少林寺、南有阳宝山之对比，这带给我们的启迪是，佛教地方文化的发掘、弘扬、传播，其魅力无限、潜力巨大。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讨阳宝山佛教文化的重要意蕴之所在。
佛教在中国结合中华文化而发展为一种宗教“心学”，其糅合哲学与心理分析而在“治心”上另辟蹊径、颇有建树，给人们提供了“放得下”的台阶，以“佛”理心，悟透尘世，为人之轮回提供了破恶之方、解脱之法。这种禅境的佛教颇得中国精英及下层民众的欢迎，不少人开始参禅，进行禅修，追求禅定。佛教传入后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只因佛教的传入中国方有成熟的宗教，而近现代转型之际曾否定中国具有或需要宗教的著名文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后来都曾向中国人信仰需求上主张、推荐过佛教。胡适在开始研究佛教时甚至曾有过“中国文化之印度化”的感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曾有过“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社会精神分工主张，儒佛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本体，其中也只有佛教本是外来的，随之却能与本土的儒道平分秋色，其优杰、独特之处故乃显而易见。
佛教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比较深入地了解世界文化、认识到自我的局限，并真正深刻感受到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生活，入其堂奥之中而有觉有悟、游刃自如。在中外宗教交流历史上，佛教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结合最为自觉的，也是最为成功的，这虽然与佛教在其母土的隳沉有所关联，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其面对中华文化时能自觉放下身段，故此使之迄今仍是中国社会中信众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一大宗教。在社会政治层面，佛教强调“依国主”“敬王者”；在宗教发展层面，佛教以“创禅宗”“传净土”等接地气的方式在中国改变自我、华丽转身；在认识论及世界观层面，佛教在空间之维的形而上之本体论层面，有着悟透天地本原之“梵”这一印度元素的发挥，在时间之维的主体认识论层面则有心性觉悟之“佛”和超越生死之“涅槃”，而其民俗、社会实践之道德层面还将这种时间理解发挥到极致，自我修炼而不拘一格，以死为界而面向积极的轮回，以此生不够而轮回的超越来确定生活的质量、生命的意义，为义舍生，在轮回中新生，从而将死亡哲学与生命哲学有机相连，在生活禅、人间佛上达到永恒，在面对复杂人生时有弥勒之大度和看破红尘之轻松，虽“难得糊涂”却洞察一切。此外，佛教在超越自我上也还有普度众生的菩萨之“慈悲”，彰显其大乘之成。
佛教以这种永恒轮回的时间整体观与中国传统的空间整体观有机结合，由此克服了西方思维、基督教信仰在绝对与相对、整体与局部、永恒与此生的分裂，在政治、文化、思维、民俗等方面使其适应在中国社会及文化中的生存，并参与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在这种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培育中，则也见证了佛教在相关本土的文化多样性及创建创新性。由此，代表中国宗教形象的佛教也是多姿多彩、入乡随俗的，为地域文化特色、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多种表达及留存。佛教在中国处境中真正发展成为具有跨民族、跨文化性的世界宗教，而且在融入、体现中华文明中不再与中国文化剥离，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这里，佛教在中国不仅体现出物质文明的价值，更是充盈着精神文明的价值。
总之。代表世界宗教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佛教是中外交通的有机桥梁和平坦大道。佛教在中国代表了中国的开拓性、开创性和开明性，其在结合儒、道等中华本土文化时充实了自我，走向了世界。有着频繁且密切的交流及融合，这种儒、佛、道三教的圆融使中国文化成为多层次、全范围的有机共构，由此拓展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深化了中国思想的哲理底蕴，提升了中国人信仰生活的灵性境界。虽然宗教在以往的文明冲突或文明对话中曾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仍然需要洞观现实、与时俱进。从中国佛教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宗教的多层面交流都应该以文会友，以化入世。这种意义及价值，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续珍惜。而中华佛教文化的弘扬，则在于我们接地气、展特色，以独特的风采、与众不同的气质、浓郁的本土气息来感染世界、感动世人。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众多学者得以共聚贵定，同来阳宝山探宝审美。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以使中华佛教文化价值得以透彻体悟、积极弘扬。
（本文为2016年9月25日在贵定“阳宝山佛教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1]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此为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稿。见《求是》2019年第9期。
[2]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