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讨论中国宗教问题、展开中国宗教研究，首先就会面对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中国有无宗教”？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等人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至今余音缭绕、回响巨大，这直接影响到当今中国学界的宗教研究。二是“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也直接涉及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无“宗教性”的质疑和诘问，因此亦使中国当代学术界极为纠结。这些看法不只是限于学术界，而且还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于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在世界范围内遂明显地与众不同，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将决定中国人的宗教理解，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意向及走向。也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其巨大分歧导致中国宗教研究领域极为复杂，几乎处处是“雷区”，时时出“险象”。其发展的跌宕起伏也就属于极为自然的现象了。

就第一个问题“中国有无宗教”而言，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众民族中“唯一”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不存宗教传统的民族，而且这还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优杰”。于是，道教等中国原创、本土的传统信仰在他们眼里就根本不属于“宗教”，不过只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迷信”“巫术”而已；至于佛教等明显具有“体系”“建构”的宗教，则被认为是来自域外、不属中华文化之“本色”的外来宗教，其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属性毫无关系。所以，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存的真正宗教乃“外来宗教”，故此有学者提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宗教之论，而且这一看法在社会上还颇有人认同，有着较强的共鸣及舆论场。这样，他们非常“骄傲”地宣称中国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特例”，其“无宗教性”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充满宗教性”形成鲜明对比和对照。但“骄傲”之余，是否也许考虑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信仰关系及精神沟通问题，也必须意识到故此而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彼此之间会有着潜在且巨大的张力。而这种“骄傲”是否在深层次的交往中导致我们在世界存在中的“精神孤立”？或许我们站位很高，但要意识到“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必须承认，这种“中国无宗教”的看法颇为普遍，在许多中国民众的心理中有着潜移默化甚至根深蒂固的存在。但在世界舆论中，中国则可能会被看作“没有宗教信仰”，至少是轻看或贬低宗教的另类国家。甚至一些与我们走得较近、在其他领域与我们合作比较密切的国度，在涉及宗教问题时则要么有着明显分歧、要么以保持沉默来回避这一敏感话题。事实上，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宗教存在，而且宗教在国家大事中还被看得很高，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否则《左传》中就不会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样的记载了。而祭祀恰好就是宗教中的重要活动，是最典型的宗教表达行为之一。所以，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有更广的视域、更多的思考。

就第二个问题“儒教是不是宗教”所论，自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就认为“儒教不是宗教”，但他是觉得“儒教”还没有达到“宗教”的高度、与非常“成熟”的基督教相比故非宗教，而仅为与中国民众比较贴近的“人生观”“社会伦理观”。这种否定儒教是宗教的外国人，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立场或标准来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其对中国传统宗教甚至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明显的轻蔑，流露出不屑一顾的文化傲慢。只是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宗教学兴起以来，西方学者在重新审视中国宗教传统中才出现把儒教视为“自然宗教”或“人文宗教”的看法，认为其“究天人之际”有着“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或称“普遍性”）的关怀。然而，同样是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也同样是梁启超那样的中国知识精英，曾坚决反对把“儒教”（孔教）视为宗教，但其理由则与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认为“贵信”的宗教远不如“贵疑”的中国思想文化，故而把中国的精神思维看作远远“高出”外国宗教的“哲学”；这样，与黑格尔的观点截然相反，中国人乃是充满文化“自信”、有着高出外国宗教信仰而讲究哲理思维的民族。不过，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代中国，对儒教、对孔子的评价一直没有找到准确且公认的定位，并没有出现“高看”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大势。与“新文化运动”相关联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也有着“打倒孔家店”的强大伴音。而现代中国社会的“批孔”亦余音不断，孔子思想如浮云游魂一般而不能踏实地回落故土。所以，中国传统思想精神实际上并没有梁启超等人所想象的那样高的地位。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本以为任继愈先生的“儒教是教”论，及其弟子对之论证的大部头中国“儒教”史已经解决了这一思想史难题，没想到时隔不久就有了孔子及其儒家乃“无神论”的声音，而且在其音响场域甚至可以看到任先生弟子的身影。如果认同儒家的“无神论”思想及其历史定位，那中国还有“儒教史”吗？其变化之快让人匪夷所思、难以反应，也基本跟不上这种学术观点流变的速度。其结果，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甚至中国古代儒佛道“三教”并称时，大概没有人在意或做出区分，认为儒教是“教化”，佛道才是“宗教”吧？实际上，其事实本身在客观上并没有任何本质性变化，但人的认知、见解却可能、亦可以发生重大变化。于是，真实与观念的关系问题在此就值得我们仔细观察与认真思考。因此，不根本解决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我们也很难找到或宣称我们的文化自知、自觉和自信。

最近看到一位民间学术名家讲演的视频，他认为中国古代语言的最初、也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单音”“单意”，一个字就只有一个含义，将之复合起来则不成立且相互矛盾，故而为了表达复杂的思想则可“假借”。但中国文化的奇迹就是“对立统一”“合二为一”，甚至“多元一体”！其后来的发展就正是把本来相互矛盾、根本对立或各不相干的词、意，竟然组合在了一起，而且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看不到任何张力或不妥；如意义本来矛盾或毫不相干的单字“朋”与“友”组成了“朋友”一词，而“荣”与“华”、“富”与“贵”本来相互矛盾的词组则合成了“荣华富贵”的共在，这种组合被后人视为天衣无缝、理所当然，而且后人对之用得也极为自然、简直乃得心应手。这一思维奇迹也启发了笔者不得不来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存在。君不见，我们本来“无”宗教处境的文化空间，在历史上竟然充满了宗教的存在！故此成为笔者有勇气且可能讨论“中国宗教”这一敏感问题的理由。按照一些人的思维逻辑，中国本无宗教，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宗教；既然“无神”存在，故也没有必要研究“神学”！如果出现了这类研究，则自然就会被归入批判之列。所以近些年一些针对宗教和宗教学的批判似乎就“顺理成章”了。那么，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多种多样且强大久远的信仰现象是否还值得探究呢？笔者认为这一回答必须是肯定的；至于这里涉及的精神现象究竟是否为“宗教”，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保留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其客观事实显然是一致的，但对其的体认、评说却明显是不一致的。显然，只要不以基督教或佛教等某一种宗教作为审视“宗教”的绝对标准，那么大家商榷、讨论的空间则自然会非常巨大，至少可以提出来对此加以科学研讨。其实，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状况并不与世界其他民族在本质上根本迥异，其区别仍然是在主观认知上的，这就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宗教现象学上的名言：所谓“现象”既是关涉主体的客体，亦是关涉客体的主体。中国社会对其“宗教现象”的认识和评价，恰好就是这种主体与客体的不解共构。

宗教学研究若要体现出特色，则值得我们在中国宗教研究上有所思考、有所开拓，在大家关心且存有分歧的问题上深入发掘，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清相关难题。笔者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员，受同事的鼓励也经常“跨界”，超出本人基督教研究的专业范围也会涉猎，甚至“客串”其他宗教研究领域，尤其是涉及许多中国宗教的研究，并时常被要求而不得不以相关领域的“局外人”身份来发言。这样，在中国宗教问题上，自己也遇到过一些碰撞，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因而在本卷中想尝试对此加以必要的梳理和反省。鉴于在本文丛中笔者对基督教已有很多专题论述，故在本卷不再专门讨论基督教问题，而仅在触及耶儒对话、宗教比较以及宗教中国化等问题时稍会谈到基督教的内容。本卷前四编会具体论及笔者对儒教、佛教、道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的见解，但因为对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信仰的特征在其他书卷中已经论及，故此这里主要是针对相关问题笔者的思考来展开，所展示的并非这些宗教的系统性知识，而是笔者对这些宗教观察的视域、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第五编则会讨论中国宗教的文化建设及其“中国化”发展方向问题。在不少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宗教”被习惯性地作为贬义词来对待或运用，且往往会在无意中不知不觉地用宗教来比喻某些不好的东西或现象；其对待宗教研究者也通常会带着一种似有“原罪”的鄙视感觉来接触，对此笔者及业内同仁深有感触也颇觉无奈。好在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文化及文明、习惯及习俗的视角来看待宗教，逐渐形成对宗教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尊重。由此而概观，本卷只是笔者接触到中国宗教问题的一些断想，多有文化审视，仅为“一家之言”，希望能够在更大范围的讨论中碰出一些火花，梳理一下路径，以便能够顺利走出这一领域探究的“雷区”，达到“化险为夷”之效。

在今天人们强调要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时，笔者也常常思考中国宗教学的原端、“元典”是否在中国本土的问题。如果回答“是”，那么就需要组织学术力量寻根溯源，在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或无神论批判的资料中寻找中国宗教学的发轫及其研究模式和方法，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构想，但任重而道远，不可在其探究的开端就轻易地下结论。宗教学作为其学科的开端在西方，习以“西方宗教学”为其“第一篇章”，这在业内似乎已成为“常识”，故而另辟蹊径谈何容易。但颇为奇特的发展是，在一些人否定中国有宗教存在的同时，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究、分析中外科学、哲学的发展后，认为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代智慧思维更能体现宗教信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答西方当代科学发展和哲学思辨传统所无法回答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宇宙、生命、意识、精神、信仰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等；由此，这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反而更接近于宗教，可能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更有发言权。现在中国社会关于宗教、信仰、科学、哲学等各种思潮在会聚，不同观点在博弈，给人一种热闹却混乱的印象。当前这些思考也给笔者的认知及分析带来了许多困扰，自己迫切希望能够尽早捋出一些思路、走出认知困境。而其最佳办法，则是首先踏实研究好中国人自己的宗教，摸清中国传统信仰文化核心内容的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