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由于族际关系的复杂性，将族际关系置于不同语境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不在少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流传。从本书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既有文献的综述，主要涉及“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影响”“缅甸族际关系研究”“缅甸民族问题与国家构建和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三类。之所以分为这三类，原因如下：第一，直接追溯对族际关系研究的著作，本书将在第一章对族际理论与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部分进行具体展开。第二，研究族际关系的文章过多过泛，“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影响”这个话题仍然偏大，即便是对相关文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其如何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而非在族际关系本身的界定问题上，因为界定问题本身就有很多争议。第三，缅甸族际关系问题及其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论述，大部分文献是谈缅甸的族群问题，兼谈其对国家构建的影响，或者主要谈缅甸的国家构建，兼谈民族问题带来的消极掣肘。为此，综述把缅甸族际关系问题和缅甸国家构建问题分开，也是为了更加全方位地回顾既有文献触及的问题，进而谈本书的创新点所在。
一 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影响的综述
族际关系本身的性质及其影响是多重的，族际间关系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积极、中性和消极的方面，既有文献研究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的影响，也存在积极、中性或者消极的论调。当然，出于族际矛盾对国家构建有更加严重的影响，更多“问题”导向性的文章着重强调的是消极影响。以既有文献对相关影响的论述来看，包括以下几类导向。
（一）族际关系对国家意识生成产生的影响
就一般意义而言，族际关系的产生及发展对于国家统一与意识形态形成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因多民族间互动机制而产生的社会文化效益，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进步。同时，多民族间族际互动，有助于人类社会更加自觉地处理和消融自己的内部矛盾，从而促使民族国家的统一。
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族际关系的互动促使“族际”（inter-ethnic）形成“民族”（nation），跨越人们对原始、狭隘小团体的意识，从而促成统一理念的生成，并最终促进国家的生成。在马桑（David Mason）看来，族际关系生成的历史本身就是国家概念更新的历史，正是族际关系在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嬗变，最终出现国家意识的生成，国家一统化和稳固化成为人们向往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多元化和异质化成为人们保留在社会结构中的非主流意识形态。[5]曹瑞臣指出，族际互动促进了民族主义现代化发展，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世俗化，使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更能容纳民族主义利益的表达与诉求”[6]。在罗康隆看来，“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总是过分注意族际关系的后果，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民族的同化、分裂等这样一些不可复的族际关系结果上，并把这样的结果视为族际关系的全部内容”[7]。这样的结果，导致族际关系成为割裂的、不可持续的进程，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族际关系持续的环境下民族国家的历史能够得以向前推进。因此，只有将族际关系看作互动的过程，当事各方的民族文化在互动关系中得以长期延续，才能看到族际关系对于人类文化繁荣更新的助力。[8]这类文章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总是结果导向性良好，那么实际上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消融，进而“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族际互动肯定能给人带来积极的方面，但将其上升为国家和民族构建历史的必要因素，似乎有些过分解释。
另一方面，族际关系的互动促使人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统一政治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属性，进而通过族际政治、族际经济和族际社会互动，形成国家经济史与文明史的更新。族际关系互动模式是在演变的人类历史中生成的、变动的、有规律的演化模式。通过民族关系模式的族际互动网络，形成族际关系自身的调适模式，促使国家行为更加成熟，使人类社会更加自觉地处理和消融自己的内部矛盾。例如，乔纳森（Nadia Indra Johnson）指出，族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各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从而有利于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实现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进而推动国家构建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设。[9]罗康隆指出，在处理族际关系的过程中，各族群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优势和不足，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弱，以便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也可对他族的行动提出忠告。[10]甚至还有学者指出，民族分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从而为社会的民主化发展奠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运动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在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阶层的民族代表参与政治，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立、国家民主化的转型，从而实现民主化的制度要求。[11]这一类观点总体来说，用族际良性互动掩盖了其他恶性互动，族际互动模式在人类历史中的生成，并不是为了让人类更自觉地处理族际关系这个问题本身，而是由于族际关系本身出现了问题，才让人类在其发展历史中更加自觉地处理这些问题。
（二）族际关系对国家形态塑造的影响
族际关系对国家形态塑造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首先，族际关系塑造了国家的地域互动规范。周平指出，族际关系互动是国际关系互动的前身。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分界意识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对于自身的利益认识也越来越清晰。[12]因此，以主动性为特征的族际互动越来越多，族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并逐步由开始时的同一地域范围内相邻民族间的族际互动朝着跨地域的族际互动发展。[13]其次，族际关系直接塑造国家间或国际关系的版图，这与历史上数次族际关系的互动，或通过谈判分离、统一，或通过武装统一、分裂，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次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国际会议，苏联解体前后众多国家剧变等。马桑（David Mason）等提出，族际关系纵使不是国家整合的罪魁祸首，也是国家整合的工具，不管这是良性还是恶性，由于族际关系的存在，国家间的疆域无法确保永恒，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14]。最后，族际关系促进了国家构建中功能性要素发挥作用。此类观点认为，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主义要素通过族际关系来发挥功能性要素，这些要素是可拣选的、潜在有利的，即便可能是零和的，但也是发挥有效作用的。其主要观点包括：其一，族际关系拥有一些构成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这些要素即便可能存在民族主义的对峙，但正是这种对峙促使国家构建中功能性作用的发挥。其二，族际关系中的认知要素，在族际关系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5]其三，族际政治与公共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通过探讨族际关系与国家构建（尤其是政治构建）的兼容性来强调其功能性。[16]这类文章比较中肯地强调了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必然存在影响”这个功能性事实，不过由于其出发点在于客观的功能机制，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似乎不加以关注，这导致整个系统出现中断危机。一旦族际关系问题蔓延扩散化，中立性的功能机制并不能提供对策和解决方案。
（三）族际关系对国家的消极影响
这主要从国家内部、国家间和全人类的维度进行区分。在国家内部，族际关系所产生的危机表现为族群分裂对国家产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民族国家出现族群分裂主义，各族群之间纷纷展开独立运动，导致民族国家政局混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民族理论的三个矛盾，其中一个便是“民族传统性主观性与现代性客观性构成矛盾”，包含对国家构建现代民主政体的否定。[17]这类观点有三个出发点：从国家构建的政治基础出发，认为族际关系具有排他性，国家构建必须有包容性；从国家构建经济基础出发，认为市场经济讲究对外贸易，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共性，而族际关系彼此排斥，讲求个性；从国家构建的社会基础出发，认为强调公民自治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呼吁对国家忠诚的国家（民族）主义存在矛盾。[18]
在国家间，其影响主要表现为族际关系中的强烈认同性和异质性。一个国家中，若以某一民族为典型代表，此种情况并不利于民族国家区域一体化，也不利于国家之间平等地位的构建。跨境族际冲突的存在，必然导致相邻国家的外交危机，进而酿成跨境族群冲突，最终导致国际政治的悲剧。[19]一方面，族际关系的跨境属性一旦成为跨境认同，其必然存在跨境主权重构的问题。这类问题触及各国的主权底线，必然会导致“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的对立，最终形成类似于库尔德建国问题这样的悲剧。[20]另一方面，族际关系的跨境属性有时会因承认问题对某个族群的承认产生分歧，进而因为外部大国干预，酿成国家主权的悲剧，缅甸罗兴亚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悲剧。[21]
从全人类维度来看，族际关系因其不合理性，如其因权力地位不对等产生的“非对称结构”，促使人类更习惯以“族”群分，相互博弈，为了自身利益（有时候这些利益是切身的安全利益），相互剥夺对方资源或者挤占资源，进行资源战、生态战甚至人口战。族际激烈互动，尤其是族际竞争、族际冲突和族际战争，极大地消磨着人类共同的生存空间，进而形成对人类的“家园威胁”。孔斯（Karns）指出，现存的不断分化的族群冲突，实际上体现出人类社会对自身环境的破坏与侵蚀，由于种族清洗、族群屠杀等问题，总是让国家和政府失去理性决策的空间。一旦其民众遭受这一类苦难，国家治理就完全谈不上了。[22]与之类似，罗康隆指出，族际关系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和线性思维导致族际关系制约人类的发展，这一点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23]
除了以上文章外，还有部分文章认为，族际关系对国家构建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族际关系与国家构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后来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是一种“应激—回应型”，即“它的发展的强度直接取决于外力的压迫所造成危机的深度，并与这种外来压力成正比……这就决定了……未来现代化过程中的族际关系影响强度将会是相对有限的”[24]。“在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功能已经退出之后……以关注社会与国家政治整合为任……精英们从族际关系中汲取国家凝聚力资源是无可厚非的。”[25]其观点主要表现为：其一，族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互动关系，与国家构建并非同一层面的意义；其二，族际关系本身不存在褒贬，但国家构建却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一种积极向上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只有特定历史情况下才将族际关系纳入国家构建的积极进程”[26]。
二 缅甸族际关系研究的综述
对缅甸族际关系研究，从题材来看上目前主要分为历史比较类、现状形势类、专题分析类（问题导向类）。这些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就缅甸族际关系的起源、历史、演变、转折、现状、问题、发展和趋势等进行剖析，相对来说比较全面。
（一）历史比较类
这类文章以分析“民族问题”的历史脉络为导向，在研究中也比较受欢迎。从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永远站在第一位，因为历史是认识一个国家的首要根基，也是认识一个国家存在问题，尤其是民族、宗教及认同文化的基础。在缅甸族际关系这个话题上，永远不乏对缅甸古代史、缅甸近代史、缅甸建国后现代史和缅甸当代史的分类。
就缅甸古代和近代的族际关系而言，学者比较认可缅甸复杂的族际关系中存在融合与分散的辩证统一。例如，何平指出，藏缅语民族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骠人与缅人的族际构建，其中既有族际分散，也有族际融合。虽然骠人被认为缅族之前的同支（藏缅语族），但实际上其应当有自己的历史。[27]钟智翔、李晨阳则指出，古代缅甸历史上，族际互动促进了缅甸光辉历史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独立以来，但由于受历史、地域分布、域外力量等因素影响，各族际的纷争时有爆发现象，缅甸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分离现象依旧存在。[28]此外，近代缅族精英们虽然认可族际平等和建设多民族的国家，但仍然或多或少地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有中央集权形式、一党制的国家。[29]
就缅甸建国后的族际关系研究而言，大部分学者认可“吴努时期（多党民主制时期）—奈温军政府时期（社会主义纲领党时期）—新军人政权时期（恢复与发展委员会—治安与建设委员会时期）—转型时期（巩发党执政与民盟执政时期）”的分类。对于这段时期的族际关系变动，典型的认知如钟贵峰提出的：吴努时期，族际关系治理由于忽视了治理路径的运用而归于失败；奈温政府时期，军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对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缺失治理路径的运用，族际关系治理非常失败，最终导致各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造成族际关系更进一步恶化；丹瑞执政时期对族际关系治理路径做了很大的调整……民族性、现代性、法制性和整体性治理路径综合运用尤为明显，族际关系治理很大程度上对影响族际关系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采取了整体性治理的路径；新政府上台后的族际关系治理路径充分体现了主权性、民族性、现代性、法制性和整体性路径的综合运用。[30]刘务则认为，新军人政府时期缅甸族际关系出现调和形态。他指出新政府采取现实的民族政策，一定程度上承认少数民族武装所要求的包括武装自治在内的民族自治权，使得众多的反政府武装承认其作为联邦国家的一部分。新军人政府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力度，推动国家经济整合，既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经济与市场，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侵蚀少数民族武装存在的基础。[31]
（二）现状形势类
这类文献倾向于解决现实问题。其实，关于现实问题的内容，大部分都与历史有关联。阿什利在介绍缅甸转型的新兴政治模式时，重点提到了民族共同体问题。他指出，民族问题在社会与政治转型中可能是最为复杂的挑战，这考验着缅甸的执政者。[32]沃尔顿则认为，在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差别待遇，指出大缅族主义对于缅甸的民族国家构建有非常大的影响。[33]
（三）专题研究类（问题导向类）
顾名思义，这类文献的主要研究导向是缅甸族际关系问题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题。例如，丹蒙（Ardeth Maung Thawnghmung）重点谈到克伦民族在缅甸的发展历程，并谈到克伦族群与缅甸族群发生离散的历史与现实，剖析其中存在的原因。他指出，即便克伦民族联盟想要停火，但其停火战略和坚持的政治原则超出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能够容忍的情状，从而导致克伦与缅族群互动中战略信誉缺失。[34]闫德华则重点提到若开问题对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他认为，在缅甸政治社会转型和若开邦地缘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若开邦族群间的新一轮冲突呈现持续、扩散的特点，并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安全等影响。[35]
另外，还有学者从国家认同角度对缅甸族际关系进行解读。叶江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类型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缅甸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民间是否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上存在分歧，致使民族认同建构的上下错位，从而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形成强大的张力，国家认同被实质性弱化。[36]从中央推行民族政策角度来分析，刘务认为主体民族忽视了少数民族在民族认同上的原生情感，剥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因而使民族构建陷入困境。[37]梅英等则从少数民族角度分析国家认同，认为主体民族排斥和军事打压是当前民族认同“游离”于国家认同的根本原因。[38]一些学者认可新军人政府时期缅甸族际关系的调和形态。
三 缅甸民族问题与国家构建的综述
在缅甸，民族问题与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缅甸族际关系现实状况、国家构建实际情况、国家转型实际条件等一系列复杂变量进行总体性观察。
首先，由于缅甸议题大多涉及国内族群关系问题，其涉及国家构建中的族际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国家政府对族际关系的管理问题。当然，罗兴亚问题除外，后文将单独分析。从该角度出发，一些文章从族际治理的角度分析缅甸国家构建与族际关系的关系。钟贵峰（2015）指出，族际关系治理有主权性、民族性、现代性、法制性和整体性等具体治理路径。吴努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始终坚持主权性路径，但由于策略欠妥，缅甸民族国家主权始终受到内部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严重挑战。而且，由于忽视或忽略民族性、现代性、法制性和整体性等路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族际关系治理相当失败。[39]
其次，国家构建问题中的政治问题，与缅甸族际关系最有关联。阿什利指出，缅甸转型最主要的关注点是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策略性问题富有争议，在各类反对团体包括反对党与少数民族组织的抵抗中，民主化的互动得以往前推进。[40]马丁·史密斯指出，缅甸转型的问题在于复合政治问题的纠葛，这一切在历史的政治参与及现实转型十年的瓶颈中得以看出。[41]
再次，国家构建中的外交问题，与国家改革及民族问题的互动。这是属于关注缅甸转型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因素，其中涉及一些外部对缅甸的干预要素。典型的代表是何立仁（Ian Holliday）的两篇文章。何立仁指出，缅甸在朝着正常化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公共管理和司法管理依旧不变，实际上，很大的施压对于缅甸来说只是一小部分改观。但他提出，族际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两极分化，一部分有了很大的改善，另一部分则出现了恶化。[42]另外，何立仁还指出，东盟在缅甸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方面是施压促进昂山素季的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施压民族问题的解决。缅甸改革能够在2010年取得突破，实际上与2007—2008年东盟国家和缅甸在相关问题上的互动离不开。[43]
最后，不少文章分析罗兴亚人问题对缅甸国家构建的影响时，直接或见接地点到了其中存在的族际关系问题。缅甸罗兴亚人问题对地区安全影响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如吴勒曼（U Le Maung）在1973年《缅甸政治史》中提到了20世纪50—70年代若开穆斯林族群（罗兴亚人前身）的政治运动对周边安全的影响。一是内部互动造成的危机外溢，是罗兴亚群体不被缅国内接纳、大批难民流动和滞留导致的长期性周边安全问题。卡里姆（Karim）在《罗兴亚人：历史与文化简况》和奇斯曼（Cheesman）在《缅甸“国家族种”如何抹除罗兴亚人公民身份的》中，以历史现实的角度对罗兴亚人的政治境遇进行阐述，均认为罗兴亚人外逃后造成各类族际关系危机。二是由内外互动所引发的危机扩散，是由于缅甸与其周边国家及西方就罗兴亚人问题消极互动，促使罗兴亚危机爆发而产生的突发性安全问题。林锡星在《缅孟边界危机缘何而起》与拉扎克（Razzaq）在《难民传言：孟加拉的罗兴亚人》中均提出，罗兴亚人问题导致缅甸边界冲突，受国际制裁，安全危机给缅甸国家构建带来法律、政治“双风险”。
对罗兴亚人问题所涉及的族际关系风险，各类文章存在分歧。一类文章认为，罗兴亚人问题更多地影响缅甸国家安全，是缅甸国内危机引发了族际关系危机。敏登（Min Thein）在《缅甸若开邦“罗兴伽人”研究》中指出，“罗兴亚”是编造出来的词，该群体影响缅甸国内安全稳定，引发缅甸外交危机。帕尼尼（Parnini）在《缅孟边境非传统安全与罗兴亚人问题》与苏塔娜（Sultana）在《21世纪孟缅经济关系的转型：前景与挑战》中均提到，罗兴亚危机加剧，致使缅孟两国裂痕加深。另有文章认为，罗兴亚人问题导致东盟出现内部分歧，影响东南亚地区稳定和缅甸的国家信誉。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缅甸极端佛教徒与罗兴亚群体发生恶性冲突，尤其是2016年10月和2017年8月两次“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组织袭击缅若开边境哨营事件后，有关研究更为关注缅甸国家构建中的非传统安全危机。戴永红等在《罗兴伽人问题的产生、影响及解决前景》和卢光盛等在《“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态势、影响及应对》中均谈道，伊斯兰国恐将利用罗兴亚极端分子，将缅甸列入自己版图扩张的一部分，这对缅甸国家构建来说产生了新的压力。巴塔克里（A.hattacherjee）则在《罗兴亚危机：政策选择与分析》中指出，恐怖主义、腐败主义和难民危机已成为罗兴亚人问题衍生的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对缅甸国家构建来说已经成为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