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及当代价值
张占斌
【作者简介】张占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后。曾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入选国家“四个一批”社科理论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承担省部级领导干部、厅局级公务员和港澳公务员等班次教学任务，入选中央组织部评选的全国干部教育优秀课程，获国家行政学院首届、二届精品课奖和教学一等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等重要委托课题30余项。参与国务院经济大督查和放管服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恩格斯是马克思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与忠实战友，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事业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们阐发这位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共同创立者的伟大贡献及当价值，以此作为对他的致敬和纪念，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一 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独特而重要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学者认为晚年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叛，鼓吹和炮制诸如“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这样的所谓“马恩对立论”观点。实际上，恩格斯不仅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贡献，而且在阐释、构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同的理论分工。在晚年期间，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投向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艰深的理论学术研究，而恩格斯更多指导了国际工人运动，他所写的著作也大部分都面向工人群众，因此在理论表达和语言风格上会有一定的差异。必须认识到，这种差异是在根本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上一致的前提下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理论的侧重点、认知结构、理论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总体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理论的侧重点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应当坚持“在差异基础上的一致”的观点，反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观点。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流派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是这样解释的：“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马克思主义虽然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但也包含了恩格斯的极大贡献。众所周知，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谦逊地将马克思称为“第一小提琴手”，把自己称为第二小提琴手，而且强调“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2]。“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这体现的是恩格斯的思想品格和崇高风范。实际上，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恩格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和传播都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二 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贡献及其当代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恩格斯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简单地作历史决定论的解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
恩格斯在回击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时指出：“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6]
晚年的恩格斯在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抨击资产阶级哲学的同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及其在人类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终结》一书，恩格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基本原理和革命性意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总结与升华。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帮助马克思克服思想上过分抽象和思辨的色彩，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
恩格斯与《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主动承担起编辑未竟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重任，这项任务最终成为恩格斯晚年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正如苏联哲学家阿多拉茨基在1935年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而出版的MEGA1版恩格斯专卷中谈到的：“尽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无疑占据首席地位，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根本就不可能写作《资本论》。”
以《资本论》第二卷为例。我们发现，恩格斯编辑第二卷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从宏观上讲，恩格斯确立了第二卷的总体内容与结构。恩格斯确立了第二卷的总体章节划分和标题设置。其中，就第一、二篇来说，由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比较完备，因此恩格斯没有作太多的章节划分和标题补充，而在第三篇中，由于手稿非常不完备，所以，几乎所有的标题（除了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章标题）都是由恩格斯补充完整的。其次，从微观上讲，恩格斯对第二卷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细致的修订与完善，包括字词的润色、译介（从英文译为德文）和修改等，使之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恩格斯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持了马克思手稿的原貌，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的手稿。
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恩格斯一直关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和各种利益关系发生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回顾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思考，不仅是科学评价恩格斯历史贡献的必要环节，对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运动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首先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1873年1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三篇，即《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中，使用了“德国科学社会主义”[7]这一名称。“‘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8]。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深刻揭示。1894年1月，意大利人朱泽培·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复朱泽培·卡内帕的信中，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坠入空想主义或者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9]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哲学的唯心史观和先验论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指导现实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指出，由于分工而导致剩余产品出现，形成所有制，使剥削成为可能，进而形成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他预言到，只有消灭了阶级及其产生的根源，国家才会自行消亡，对人的统治和人被物所奴役的状况才会被自由自觉的生产过程所代替。那么在阶级社会，只有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取政权，并逐渐消除一切阶级差别，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必须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把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已被实践证明，都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所以，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出发，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 恩格斯的贡献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阐述和启示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0]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最好说明。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和马克思一样，一贯强调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始终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来对待，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1886年11月29日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以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还在他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给维·查苏利奇的信中，还强调把正确的原理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发展的科学思想，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及此后他给《共产党宣言》各种文本所写的七篇序言中，也都有十分明确的表述，认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但并没有终结真理。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续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的论述和启示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到达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进而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晚年的12年中，倾尽毕生精力去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建立了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无产阶级中深入人心，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大众化在19世纪末达到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深入研究晚年恩格斯推进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大众化的实践和经验，对于当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启示
恩格斯的《论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的经典之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权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由联合性活动代替分散性活动的趋势是普遍规律，联合性活动的组织就不能没有权威；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取得胜利的政党要想捍卫自己的成果，就必须通过权威以武力来维护统治。领袖权威作为权威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牢牢坚持的重要原则。重新回顾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有助于为我们在思想上重新认识和深化理解权威理论，在行动上能够自觉维护领袖和中央权威，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列宁曾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11]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2]。恩格斯是伟大的，他与马克思共同努力为社会主义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无产阶级解放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以及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瞻仰。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所体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在实践基础上所凝结的弥足珍贵思想，将一直指导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将一直鼓舞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奋斗。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1—57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88页。
[1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