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郝立新
【作者简介】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学校科研处处长，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现兼任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理论。发表论文二百多篇。近著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新时代中国发展观研究》《当代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等。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是因为马克思是最主要的创立者，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担任了“第一提琴手”的作用。恩格斯称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仅是“能手”[1]。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与马克思并肩工作四十年的时间里，还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间，恩格斯都为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可是长期以来，在一部分人那里，恩格斯的贡献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视甚至曲解。自从命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战友毕生共同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就是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了解恩格斯必须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同样，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也必须要了解恩格斯的学说。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恩格斯不单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具有科学性，而整体性是科学性的一个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正确地揭示了世界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它的科学性的重要内容。要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必须从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其一，从其主要构成部分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创立者表述的“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二，从其基本原理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反映或揭示这三方面的规律的科学理论；其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特征看，它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决定性和选择性、最终决定因素和相互作用因素、历史根本动力和历史合力等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或辩证特性；其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每一个基本原理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是一块“整钢”，需要加以整体性的理解或解读；其五，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各个阶段，呈现出相互联系、整体推进的过程。突出地表现在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学思想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进程是分不开的。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回溯他的思想轨迹，重温他的理论贡献，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上的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对以往旧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整体性超越，以及对新世界观形成的整体性推进；二是通过对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建构；三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现实和思想理论的变化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要的补充完善。
一 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独特发展轨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他和恩格斯最初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深刻共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及在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恩格斯所走的“独特道路”：“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者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2]
那么，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是怎样的？马克思所说的恩格斯得出的“同我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世界观的一致。一方面，相同的大的时代背景对他们思想产生的影响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具体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又致使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带有不同的鲜明的特点。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曾一度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生活在虔诚主义盛行的巴门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家庭的恩格斯，曾经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但是当他辍学经商，广泛接触和了解社会，并受到先进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后，很快就产生了对宗教信仰的动摇和厌恶。后来在施特劳斯思想的影响下，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他把黑格尔哲学比作一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烟雾的凶龙”，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1841年至次年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恩格斯成为柏林大学的旁听生，并直接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普鲁士王国实行的是与神学联姻的政治制度，需要抬出谢林的“天启哲学”为其辩护。恩格斯站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前列，写下了著名的反对谢林的三篇论文，揭露了他维护基督教，把理性贬为信仰的奴婢的企图。恩格斯指出：“基督教的全部基本原则以至迄今为止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绝对观念要求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3]
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辩证的态度。虽然他总体上是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基础的，但又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方面，而欣赏其“深邃的非静止的辩证法”[4]。与黑格尔把君主政体视为历史发展的极限的观点不同，恩格斯把历史比作螺旋式上升并且越升越快的发展过程。他明确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象堤坝一样拦蓄从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5]黑格尔“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忽略了使自己摆脱他那个时代——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复辟的时代——的偏见”[6]。这些论述深刻指出了黑格尔思想中这种矛盾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显示出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超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在德国，几乎所有有志于社会改造者都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恩格斯和马克思虽然都是通过费尔巴哈思想这一中间环节转变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但他们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又各带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恩格斯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别是英国的现实的接触比马克思更为直接，而受黑格尔哲学的熏陶没有马克思那么深，所以他较容易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束缚，不像马克思那样经历了艰难而痛苦的理论批判过程。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帮助恩格斯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恩格斯进一步产生了对黑格尔哲学思辨特点的反感。在1842年6月所写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中，恩格斯嘲笑了脱离实际、坐在屋里啃笔杆，完全把头埋到书堆里反复咀嚼概念的荣克先生，主张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反对他把“个别事物归入黑格尔学说的范畴”[7]。这些思想明显地区别于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在英国所进行的社会考察和理论著述，表明了他已坚持原则服从于现实，从现实中总结出理论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侧重于理论的批判和论证，比较多地显示出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及《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等文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施以道德的批判，但更侧重于对现实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直接分析，而较少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概念来论证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恩格斯通过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并进行深入的理论批判和思考，突破和超越了费尔巴哈。当马克思通过研究大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哲学，解剖市民社会，从而逐渐超越费尔巴哈、接近唯物史观时，恩格斯则通过亲自考察英国的机器大工业和无产阶级状况，克服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也逐渐超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并达到与马克思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达到了与马克思通过考察德国农民生活和参加林木盗窃法辩论等在物质利益问题上的相同见解。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状况对历史和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国家”[8]。恩格斯关注“支持英国社会政治成就的整个人工大厦”的基础，发现物质利益是人们言行围绕的中心，物质利益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取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9]。他还发现，在围绕谷物法展开的斗争中，土地贵族同反谷物法同盟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由于无产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劣，特别是饥饿，会迫使他们使用暴力“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10]。恩格斯还从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出发，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社会集团和阶层。
其次，恩格斯通过对英国政治生活的考察，得出了与马克思通过考察德国出版自由等问题而得出的在国家和法律的阶级本质问题上相同的结论。恩格斯在目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人悲惨境地的同时，深受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及思潮的影响，他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他接受了像欧文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消灭私有制的思想，赞赏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抨击。他认为，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是理解社会政治状况的一个关键；国家的统治实质上是财产的统治，即占有最大量财产的资产阶级对无产者进行的统治；“普遍选举”对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只是一句空话，议院的大门实际上对穷人是关闭的。由于“财产统治一切……穷人、贱民、无产者都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11]。这实际上表达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的观点。
再次，恩格斯主要通过对英国经济生活的考察，获得了与马克思通过解剖市民社会而得到的关于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相同的认识。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使恩格斯清晰地看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2]。产业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发展会出现尖锐化，进而会导致社会革命。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比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13]。
1843年春夏，恩格斯在考察和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同时，在广泛认真研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写下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以前独立撰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在这篇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任务、目的和最终会走向庸俗化的发展趋势，并对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和竞争等基本范畴进行了初步的唯物主义分析。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孕育并必然会导致社会革命，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正如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880年法文版序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在“《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大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著作在《德法年鉴》发表后，马克思给予高度重视并作了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了《大纲》的观点。从时间上看，恩格斯早于马克思撰写专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的重要体现。
继《大纲》之后，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又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他依据自己在英国21个月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地观察和亲身体验，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4]。他指出，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它必然会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相结合。这部著作不愧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
二 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对新思想形成的整体性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整体性推进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整体性推进，是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过程中，其内在的理论组成部分并非独立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以往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分析和扬弃中，对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中，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剖析和超越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超越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同时是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批判、继承、超越的过程；同时，也是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而非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对旧哲学的继承和批判的结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对以往经济学的继承和批判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仅仅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批判的结果。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不仅限于以往的哲学，而且受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成果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完善，也影响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完善。
用这一“整体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不难发现恩格斯的理论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4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并开始了他们伟大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通过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和独创性的探索所形成的对主要的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所达成的一致性。他们各自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逐渐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支撑点——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9—11月合写了《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指出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历史，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论证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部著作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上的根本对立，表达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观点。列宁认为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15]。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巴黎前参与了大纲拟定和承担部分章节的写作任务，而马克思承担了大部分写作任务，但是在次年出版时，该书的扉页和序言的结尾的署名上，马克思都把恩格斯放在自己之前，表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和贡献的尊重与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而且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史上都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他们继续按照正确的起点出发，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轮廓在他们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楚。彻底地清算包括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唯心史观，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任务必然迅速地摆在他们面前。在他们合作一年多之后，就实现了在人类历史观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哥白尼式的倒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道：1845年他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相聚，“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于是，他们又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存在对费尔巴哈的崇尚，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还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并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在德国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这种社会主义观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哲学依据和实现途径等问题上的荒谬，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写作之前，恩格斯作为主要作者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草拟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6月），继而又对这个草案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从而为《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理论准备。
《宣言》第一次集中而透彻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崭新的世界观，宣示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宣言》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精辟地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6]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关系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基础以及整个社会，彻底否定了以往从神、思想观念或政治制度等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及其基础的唯心史观。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厦理论基石。
《宣言》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和依靠力量。它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诉诸道德情感的空洞说教，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1894年在为《新纪元》周刊创刊所作的题词中引用了《宣言》中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最后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恩格斯强调，这句话最能代表马克思和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18]
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旧哲学、国民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综合批判的基础上完成的，或者说，是在对旧的“世界观”的辩证的扬弃和全方位的超越中实现的。
三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建构所做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完整的世界观”。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这是完整的世界观”[19]，我很赞成这个概括。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仅仅把哲学理解成世界观，并以此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则不够全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其哲学基础、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说等理论组成的整体，是“完整的世界观”，即对整个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的整体认识或科学把握，对世界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往往看到的不是单一或孤立地去阐释某一个学说，比如单独阐释哲学或者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围绕特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综合地运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去回答和解决问题。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有机联系、水乳交融地存在于这些著作之中的。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中，还是在后来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自己所写的多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论证。这既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方面基本原理的系统阐释上，也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的深入说明上。
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在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他在信中专门列举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指出它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十分出色的运用和说明。他同时也提到自己写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并指出：“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20]
我们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都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其一，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的原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产及其方式。“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概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的第一章《历史》和第二章《理论》）改写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通俗的小册子。在该书的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首次明确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来表达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2]。其二，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为前提的，但是它又主张社会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社会规律有别于自然规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盲目的动力，自然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之中；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追求某种目的的活动着的人。人们的预期目的总要受到各种因素包括相互冲突意识的影响，历史进程中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历史进程总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其三，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特别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23]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其四，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原理。他说明了国家和法律的现实基础，以及意识形态的特点特别是它的相对独立性。
其次，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的自然观的创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反杜林论》是一部涉及领域很广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指出：“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4]恩格斯在书中论述了如何“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力学基础和创立过程，系统地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辩证法规律概括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25]。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对劳动对于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并写下了至今仍令人深思的警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6]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意像他们之前或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那样去刻意追求创建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在研究时代问题、探索社会奥秘和批判错误思想过程中必然建构起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与杜林思想的论战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大厦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前提。恩格斯在1859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指出：“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27]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所作的篇幅不长的评论中，恩格斯却用较多的笔墨来论述哲学的变革极其重要意义，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哲学基础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8]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冷静钻研多年，齐心协力，建造起雄伟的理论大厦。恩格斯高度赞扬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及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指历史辩证法——引者注）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9]
无论是在《反杜林论》中还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我们都会看到，恩格斯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时，总是强调它的理论基础，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30]这段论述最初出现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后来也保留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31]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中对恩格斯及其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恩格斯的著述中不难看到，在他那里，科学社会主义既是奠定在两大发现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归宿。
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写的悼念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说：“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32]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推进由他们共同开创的事业，这不仅表现在恩格斯花费大量精力整理马克思遗留下的尚未出版的《资本论》手稿，使《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得以问世，而且表现在恩格斯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创造性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一种对恩格斯的误解或不公正的评价。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曾把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这些兴奋点必然影响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33]“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34]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实际状况。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恩格斯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视为某种机械的教条或刻板的公式，因而决不能把那种所谓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责任归咎于恩格斯。他在单行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35]。这种“捍卫”不仅存在于马克思给予过高度评价的这本小册子里，而且存在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写的一系列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他在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是恩格斯晚年通信中表达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针对当时法国和德国一部分青年中流行的滥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在1890年致拉法格的信中指出，马克思曾经反对那种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并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6]1895年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致桑巴特的信中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7]从恩格斯的大量著述来看，这种观点是一贯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方法与观点是紧密联系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方法是理论的活的灵魂。这种方法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8]。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一观点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39]这一观点进一步具体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指南，即不是固定的公式或一成不变的模式，不是用来照搬照抄的结论，不是用来剪裁现实的工具，而是研究社会历史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尊重历史规律和客观事实的科学态度、体现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以及符合科学内在规律的研究范式。
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是恩格斯晚年的重要工作。马克思主义是在随着实践进程和研究深入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恩格斯主要在以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弥补以往理论研究和阐释中的缺憾。恩格斯晚年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存在遗憾或不足：“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40]为此，恩格斯写下了《费尔巴哈论》，并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实现了两个愿望：一是鉴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的同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某种“复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很有必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二是恩格斯希望“还一笔信誉债”，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最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不够，除了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外，很有必要对费尔巴哈进行全面的批判。可以说，《费尔巴哈论》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或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说明，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意义的阐释。
第二，根据新的史料进行研究而填补了一些领域的空白，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家庭的起源与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社会或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发展，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视野；提出了两种生产（物资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等理论，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
第三，为了纠正“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片面性，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往在理论表达中有所忽略或阐述不充分的一些原理进行了拓展性或补充性的说明和论证，并丰富和发展了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恩格斯坦言道，马克思和他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而没有始终对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41]因此，恩格斯在多种场合下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阐释，以期消除一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他既坚持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反对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既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主张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因素和各种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进程和事件的重要影响作用；既强调必然性的支配作用，又指出偶然性或不确定因素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个人或群体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作用，又分析了相互交错的各种意志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作用，等等。他嘲笑和抨击了那种简单、机械地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社会现实生活细节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他们“很难不闹出笑话来”。[42]
第四，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辩证性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正在于它对未来社会所采取的态度是科学的，即尊重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客观事实，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拒绝形而上学和主观臆想。1886年1月，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邀请恩格斯撰文简要叙述社会主义者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回信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3]19世纪90年代初在《柏林人民论坛》上展开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的辩论，参加辩论的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它应当也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4]1893年5月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这一问题时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45]恩格斯的这几段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的科学方法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发展所持的科学态度，对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代伟人恩格斯辞世125年了。他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永恒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记载着恩格斯的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蕴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智慧结晶。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5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15]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19] 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59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46页。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33]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34]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