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看恩格斯对创立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田心铭
【作者简介】田心铭，1947年生，湖北荆州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1990年晋升为教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原《高校理论战线》杂志总编辑。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顾问。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及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学术理论文章200多篇。代表性著作有《认识的反思》、《论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研究》、《反腐败论》（主编）、《当代大学生哲学思潮》（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副主编）等。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70周年。这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宣言》时，阐述了《宣言》的重大理论贡献和深远影响，要求全党同志学习《宣言》，坚持《宣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同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1]在这两次讲话中，习近平多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论述。他号召：“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2]
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3]，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又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恩格斯。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本文谨以《宣言》为中心，就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一些讨论。
一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写了悼念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概述并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光辉的一生。他写道：“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4]这些论断准确评价了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习近平用“伟大著作”和“伟大事件”评价《宣言》及其崇高历史地位：“《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5]随着《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作这一伟大著作的光辉业绩，集中体现了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共同创立科学世界观、实现人类思想史上伟大变革的历史性贡献。
（一）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贯穿《宣言》并构成其核心的一个基本思想。习近平说：“《共产党宣言》以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6]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宣言》之前已经逐步形成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没有唯物史观的先期形成，就没有《宣言》的问世。
1859年，当马克思经过15年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发表自己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成果时，他在该书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得出唯物史观的经过，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精辟表述，然后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7]这一批判的成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也曾多次深情地回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这一段历史。他说：“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8]恩格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来到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从这时起到1844年8月的21个月中，他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继而根据亲身调查和广泛收集的资料，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春出版。这本阐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经“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接近了唯物史观。1844年2月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两篇论文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因为这篇“天才大纲”，恩格斯同马克思不断通信。马克思后来说：“《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9]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途中来到巴黎，拜访马克思。他们彼此了解到“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0]。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同马克思一起拟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大纲，合写了该书序言，完成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他们合写的这部著作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11]。当恩格斯1845年春天迁往布鲁塞尔，再次同马克思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工作”，于是他们着手“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12]，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部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3]，为《宣言》的写作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同一时期沿着不同的路径走到历史潮流的前头，不约而同地叩响了真理的大门，因理论观点完全一致而走到了一起，进而在亲密的合作中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主要是由马克思作出的，但恩格斯也是其共同创立者之一。
（二）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起草其党纲《宣言》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又是人民的理论。它是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诞生的，是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14]，所以它的发表既在思想理论方面开创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又在社会实践方面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与马克思共同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之起草党纲的历史业绩之中。
马克思在他1880年5月写的由保·拉法格署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中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篇文章简要记载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使其“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的历史。[15]在此之前，马克思在1860年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过详细说明。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后来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两篇《卡尔·马克思》（1869年、1877年）、《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892年）等著作，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从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同盟解散这个时期，恩格斯称之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辉青年时代”[16]。正义者同盟原来是德国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后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员参加，成为国际性组织，其重心从巴黎转移到伦敦。其成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但是“正在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因而能够组织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是还没有充分的自觉性。手工业者旧有成见对他们“成为一种障碍”，其“社会学说很不确定”。[17]马克思说，同盟的学说“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各种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构成同盟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8]恩格斯在1885年回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说，马克思和他在40年代形成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后，虽然也认为“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对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而是深入政治运动中，“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1847年，他们建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认识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等人，沙佩尔建议他加入正义者同盟。恩格斯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他和马克思与这个同盟的盟员经常保持联系，密切交往，“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20]。这些工作促使同盟内部成员特别是伦敦指导者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21]。实践的发展，也促使他们离开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22]。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受正义者同盟委托，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同盟，并改组同盟。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大会，直接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和审议工作，保证了大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原则形成正确的决议。马克思派威·沃尔夫代表布鲁塞尔支部参加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会上讨论的由恩格斯手书的同盟纲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提出并且回答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无产阶级”等22个问题，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23]会议拟出的同盟章程在会后交付各支部讨论，然后于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次大会。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在赴伦敦开会前夕给马克思写信商讨参会事宜，他说：“这次代表大会肯定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24]信中讨论了后来写作的《宣言》的名称、内容和形式。恩格斯谈到了他写的《共产主义信条》和《共产主义原理》，建议采用《共产主义宣言》作为文本的名称。他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25]信中说，他带去了自己草拟的《共产主义原理》，并说明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和论述的顺序。我们阅读这封信以及《共产主义原理》，同《宣言》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到，恩格斯这些前期成果对《宣言》的起草作出了贡献。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26]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之于世。1848年1月底，马克思把《宣言》手稿寄往伦敦。2月，《宣言》在伦敦出版，从此传遍了全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问世。恩格斯说，《宣言》的“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27]，“《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基本上也是他的著作”[28]。我们看到，《宣言》诞生的历史也清楚地显示了，恩格斯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两位伟大导师之一”[29]。
二 以《宣言》为中心看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宣言》发表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坚持和发展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
1848年2月下旬，几乎是在《宣言》出版的同时，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欧洲革命风暴兴起。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1848年3月3日通过决议，“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30]。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投入革命风暴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在40年的共同奋斗中，一边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一边总结实践经验，开展理论研究，阐述并不断发展自己的科学理论。对于他们在1848年革命后“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作，列宁做了简明概括。他指出，其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31]对于《资本论》这部最伟大的著作，恩格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所以列宁说，“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32]
列宁指出：“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33]本文以下围绕《宣言》讨论恩格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一）根据新的实践检验并坚持《宣言》提出的基本原理
在写作《宣言》25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同时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34]在这里，他们提出了《宣言》的“一般原理”这个概念，并将其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区分开来了。这一区分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理解和正确对待《宣言》提出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所说的“一般原理”，我们今天通常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什么是《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呢？恩格斯后来作出了回答。
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一个人署名的《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一概念，并概括为三个要点。其一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其二是，“（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三是，“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5]5年后，恩格斯在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中重申了这些观点，并进一步称之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36]。笔者认为，这就是对《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明确概括。这些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部著作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宣言》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是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资产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使命，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后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
恩格斯不仅概括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而且运用实践经验检验、论证了其真理性。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37]这里提出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思想，对于《宣言》的基本原理也是适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宣言》的一般原理“完全正确”的论断，是以25年来的实践为依据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为《宣言》写的多篇序言中，把《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考察，用《宣言》指引下工人运动的成就证明了《宣言》的科学真理性和崇高历史地位。他提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38]1848年《宣言》出版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当时工人中还流行着粗陋的空想的共产主义。“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蒲鲁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也“已经奄奄一息”。[39]《宣言》已经“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40]1848年《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而在1864年，“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41]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这一年出版的《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兴奋地写道：“今天我们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已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42]工人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就越增大，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43]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在《宣言》指引下取得的成果，因而是对《宣言》基本原理科学真理性的证明。
恩格斯依据新的实践对《宣言》基本原理科学真理性的论证不限于《宣言》的序言，他还在其他多篇著作中论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1851年至1852年写的总结法国革命经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33年之后的1885年，恩格斯在为该书第3版写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规律，“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44]。《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恩格斯在1885年为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3版写的引言。恩格斯在回顾了同盟的历史后写道，“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曾经被庸人看作“狂人呓语”，看作“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45]1887年，恩格斯在为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序言即《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引用《宣言》中的论述重申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和策略的规定，然后写道：“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40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是这个策略到处都把我们引向胜利。”[46]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47]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告诉我们，1848年《宣言》发表时，它所提出的新世界观是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来自实践的理论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在经受实践检验后才能作为科学真理确立起来。因此，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实践的检验阐明《宣言》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和历史地位，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工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
（二）继续丰富和发展《宣言》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谈几点认识。
第一，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8]他指出，旧的国家政权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而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49]一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有了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接着就把《法兰西内战》中的上述结论直接引录到序言之中。[50]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列宁解读了这一修改的含义：“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51]
在1871年与马克思一起把这一基本原理加进《宣言》之后，恩格斯1891年又在《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导言中对这一原理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剖析了“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即“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他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所以，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52]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而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并且防范自己的代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政权的真正民主的新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3]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形成的这些新成果，把1848年《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4]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第二，恩格斯运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的批注发展了史前社会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5]在1888年英文版上，恩格斯在这里加上了一个注释，他写道：“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56]在此之前，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概括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时，在“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论断前加上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限制语。这一修改体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研究原始社会历史取得的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宣言》写作的年代，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和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时已经存在着“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57]所以他们在《宣言》中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人类对自己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还很不够的状况，是由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决定的。
1877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的发现引发了原始历史观中的革命，他的这部著作被恩格斯称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58]马克思在1880年至1881年对《古代社会》做了详细摘要，并做了批注。恩格斯运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的批注，加上他自己在1878年至1882年间研究德意志人的早期历史，写作《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法兰克时代》和《马尔克》等手稿和著作取得的成果，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884年出版。这部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分析了史前各文化阶段的特征，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和氏族制度的演变，揭示了私有制和国家产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历史。这一新成果使此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文明时代历史的研究而创立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建立在对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的科学认识之上，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成果也使此前达到的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的认识更加准确、完善。恩格斯通过深入分析指出，由于社会分工、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过时了，产生了奴隶制。“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59]这样就揭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科学认识修改、补充了《宣言》中的论断，也使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60]的基本原理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坚实的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第三，恩格斯晚年在多篇书信中针对把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现象，阐述了“相对独立性”“反作用”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包括攻击和曲解它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的。19世纪9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攻击；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保尔·恩斯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鼓吹。二者殊途同归，共同之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针对这样的问题，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既坚持、捍卫了唯物史观，又用新的理论范畴和思想观点完善、发展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1]这就划清了唯物史观同所谓“经济唯物主义”的界限。把物质生产、经济运动看作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是荒诞的无稽之谈。恩格斯在强调“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62]同时，着重论述政治、思想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反作用”“第二性的作用”。他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63]“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64]经济运动“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65]。恩格斯既始终如一地强调归根到底是经济决定政治和思想观念，又充分肯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的反作用，包括一定意义上的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肯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和巨大作用时，又始终强调这是“相对的”独立性，是“第二性”的作用，是在被经济所决定的前提下的“反作用”。这样既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反对历史的唯心主义，又坚持了历史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了“相互作用”，所以，“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66]。“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67]
马克思在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思想，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范畴。当时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唯心史观阐明经济的决定作用，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所以《宣言》中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68]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回顾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当时“必须这样做”。[69]“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0]他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71]
恩格斯的这一反思对于《宣言》是适用的。贯穿《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虽然《宣言》对国家政权和思想观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阐述已经蕴含着肯定其反作用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相对独立性”“反作用”“相互作用”等观点。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是由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针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而明确提出并给予论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贡献。这些新的范畴和观点对于构建完备严整的唯物史观科学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72]
第四，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指南，确立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
在恩格斯晚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一些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德国党内发生了“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报纸上出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73]一些人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一些人把唯物史观“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把唯物主义当做一个套语，“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74]针对这些现象，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75]，“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6]。恩格斯在答保尔·恩斯特的书信和文章中严肃地批评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并且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77]
恩格斯晚年的这些论述，在同新出现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宣言》及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8]的思想，从思想原则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了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问题。
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关于“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思想，认为这是“经典性的论点”。[79]恩格斯这些经典性思想观点为后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基本准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论述，指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80]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和他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恩格斯，学习他的著作、思想和他的精神。列宁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81]恩格斯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我们纪念恩格斯，要坚决反对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坚决反对曲解恩格斯晚年著作和思想，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们要以恩格斯为榜样，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再过二三十年，20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时，正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到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将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同时以自己的壮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让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以实际行动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吧”[82]。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5日。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5日。
[3]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5]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6]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59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1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1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5日。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49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4—46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37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2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6页。
[3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25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5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页。
[72] 田心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例——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解放军理论学习》2011年第11期。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7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8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5日。
[8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82]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