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学视域中的广州牙雕研究（1950—2019）
李俏梅
广州牙雕，属于传统手工艺的范畴。已有的一些资料和研究，往往是从手工艺本身出发，在传承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做一些资料性的抢救工作，尤其着重于对工艺过程的描述，以便将来有机会再起时工艺技术上有所依凭。这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工作。我本人也正在从事这一项工作。然而在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任何一项工艺技术包括传统手工艺，都不是纯粹的技艺，它与社会、政治这些抽象宏大的存在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盛衰可以说本质上不是由自身决定，而是由它所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与其他手工行业相比，广州牙雕业更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某种程度上它是窥视和反思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绝妙窗口，而另一方面，也只有把牙雕放回到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包括它的命运和工艺。
本文主要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广州牙雕，以1989年为分水岭，主要分两个大的时期进行描述和论述，它们分别对应于广州牙雕的新中国“黄金时期”与“衰落时期”。
一 社会主义改造与广州牙雕业态的千年巨变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具体地说，就是由个体的、私营的经济逐步变为集体的、公有的经济，随着所有制的改变，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国的手工艺行业，千百年以来都是零散的、个体经营的模式，但是1950年代之后，它们与中国的传统农业一样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体系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广州牙雕业可以说是广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排头兵”，受到了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较早地“示范性”地完成了这一改造。
广州牙雕业的改造可以说进行得相当早。早在1954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刚下达不久，象牙雕刻业就在广州市手工业联社合作化工作队的指导和行业工会的发动下，开展了组社的筹备工作。据莫泽辉先生的《记大新象牙工艺厂兴衰》[1]一文，首批报名的社员都是原来为象牙店铺加工牙雕产品的“外工”，当店老板知道他们要报名参加合作社，就停止了发料加工，令他们陷于生活困难的境地，也给组社的发动工作带来了障碍。但是工作队坚持深入发动群众，讲明入社可带来的福利保障和发展前景，使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到1955年2月，广州市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当时有社员48人，包括翁荣标、郭康、白三等一批继承家传精湛技艺的艺人也加入了。1956年是合作化高潮时期，全行业100多名外工加入了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同年，由恒昌、福源、复兴等十几家私营象牙商号组成了公私合营的福源象牙工艺美术联合厂。1958年9月，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升级为地方国营工厂，两年后福源象牙厂并入大新象牙厂，合并后职工人数达到450人，成为全市独家生产象牙雕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直到今天，只剩下17名员工的广州大新象牙厂依然是地方国营企业，这可能是全国唯一的小型国有企业了，尽管未能完成转制的原因可能特殊，但这的确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遗留成果。
广州牙雕业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大二公”的行业改造？首先，我们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要求。由私营走向集体、由集体走向国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所以，牙雕业或其他手工行业是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由于激进路线的推进，整个进程被加快了，即使晚也不会晚太多。其次，我们一定要看到国家政治意志背后的经济眼光。为什么要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薄弱，搞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外汇从哪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科技和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取得外汇，不可能依靠工业产品和科技输出，于是依靠投入少、产出快、“独一无二”的传统手工艺成为一条可行之路。有资料显示，1950年代“北京牙雕厂一个雕件，就能换回一辆伏尔加小轿车，整个厂的创汇总额相当于半个首钢的价值”[2]。而广州牙雕的创汇能力应该说不在北京牙雕厂之下。因为牙雕是广州的传统优势项目，清宫廷造办处的牙雕名匠多来自广东。又因为“一口通商”的关系，广东牙雕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一些品种如多层象牙球、牙扇等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外销商品。民国时期继续发展，1930年代大新街一带有120多家店铺，从业人员达到2700多人，经过抗战及其后战火的毁坏，最后也还有55间商号的规模。所以广州牙雕是一个有经济潜力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任地方领导都很重视。广州刚一解放，时任广东省长兼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就指示，“一定要把象牙雕刻这种工艺品组织和恢复起来”[3]。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政府首先满足牙雕业的原料需求，每月给2万港元外汇去香港买原料，回来分发给30多家商铺。继任的朱光市长对牙雕行业非常关心，他写过系列组诗《广州好》，其中之一为“广州好，百艺斗环奇。牙刻木雕陶作好，拷绸麻织绣华蕤。创造属工师”。他经常去大新象牙厂走访，也给予政策支持，比如特批解决厂房建设中出现的材料问题等，也曾指示将一个27层的大型象牙球送往莫斯科展出，招来了东欧各国代表团来穗参观。1958年，陈郁省长亲自确定了广州大新象牙工艺厂的厂名。
但是，我们不能说，传统手工艺如广州牙雕是被国家和地方政府所利用的“创汇工具”，应该说两者的关系是互需双赢，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牙雕业的组织和支持也促进了广州牙雕的发展。连年的战乱对广州牙雕业的损伤是很大的。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工商业主也并不拥有大的资本，多数小本经营，捉襟见肘。“当时象牙店铺的资金一般不多，多则万元，少则千多，甚至只有几百元，生意较淡，原料自然也较少……由于当时生产形势不大好，为了减少原料消耗，所以各店铺做光身产品的职工转向学习雕刻产品，因为光身产品每天每人可耗料1—1.5千克，但如做雕刻品的每天需50—150克料就够了。就这样，把原材料节省下来，大部分店铺能维持到公私合营，如祥兴、德兴、毅兴、明兴等；小部分未等到公私合营就歇业了，该店的工人亦随之失业。”[4]潘楚钜老先生是1950年开始在泗盛隆号学艺的，后来跟老板进入公司合营的福源厂。他的岳丈孔宪桐也是资方人物，他的回忆是可信的。之后政府又确实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划给厂房用地、提高艺人待遇、给艺人以政治地位等。据现年80岁也是1955年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老艺人黎文回忆，他入社时的工资为46.8元/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有100多元/月。公司合营时最高工资者为梁太初，为诚昌私营号老板，由于他带入的资本和工人比较多，月工资达300元。在政治待遇方面，郭康作为广州工艺美术界的代表被推选出席全国群英会，1959年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0年，市人民委员会命名翁昭、黄金洪2人为“老艺人”，翁荣标、郭康、冯近、罗振成、关添康等12人为“艺人”，授予荣誉证书。总之，牙雕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原来分散经营的传统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企业，高度集中了行业人才，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牙雕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 社会主义体制下广州牙雕的新辉煌及存在的弊端
我们在回顾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农业合作化道路时，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相当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合作化道路总的来说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对于属于传统手工业的牙雕行业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挪用这一结论。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广州牙雕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获得了新的振兴和发展，在“文革”高潮的那几年，广州牙雕行业也受到了极左政治的伤害，但是由于国家对手工艺创汇的依赖，政治表现出它的弹性。很快20世纪70年代初期，牙雕行业就开始调整恢复了。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手工业大有前途”，并提出“不反动、不黄色、不丑恶的”的工艺美术品都可以生产和出口的原则。1973年4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73〕46号”文件发文，标题是《国务院批转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广府牙雕行业在这个政策庇护下走入中兴。1971—1972年，大新象牙厂总共招了102名新工人，进行了新一轮大规模的人才培养，这一届里面出了不少人才，包括后来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张民辉。一些古典题材的精品也开始探出头来，比如1973年5月就拿出了“红楼梦”题材《大观园观灯》的大型雕刻，媒体报道时改称《游园观灯》。所以总的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至1989年，广州牙雕是创造了它的新辉煌的。1976年开始，广州大新象牙工艺厂就是出口额超百万美元的企业了。而8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使广州牙雕迸发出创造的活力，这一时期的大新厂一直是令人骄傲的明星创汇企业，产品占全国牙雕行业半壁江山。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牙雕工艺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发展，与如下几个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一是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如上所说，历任领导都很重视牙雕业，包括在大新路和广州天平架两地划给厂房用地，提高艺人待遇，给艺人以政治地位等。相对来说，20世纪50—60年代大新厂的工人工资要高于一般行业，尤其是级别高的老艺人相当于专家待遇。70年代有所调低，但也还是维持在略高于其他行业的水平，且晋升的空间比较大。
二是技艺的公开和多层次的交流。大新厂被称作广州牙雕的“黄埔军校”，几乎所有著名的牙雕艺人都汇聚到了这里。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也很乐意公开技艺，传授学徒。不仅厂内如此，1958年7月广州与北京之间还进行了中国牙雕史上第一次南北两大流派的技艺大交流，当时，由广州向北京公开传授象牙球镂空技术诀窍，北京则向广州传授人物、花鸟雕刻的先进技术。后来经过实践证明，北京由于气候干燥及早晚气温变化大，球层容易脆裂和胀缩变形，不宜做多层镂空雕刻，所以他们决定不再向这方面发展；而广州牙雕在人物、花鸟方面因为吸取了北京牙雕的长处，艺术造诣更加完美，促进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是人才培养的力度大，培养方法超越了旧式的师徒制。旧式的师徒制有两个弊病：一个是由于生存竞争的存在，师傅有保守的一面，徒弟学真功夫要靠“偷师”；另一个就是民间艺人理论水平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徒弟也只能依葫芦画瓢，所以成才率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倡导建立新型的师徒关系，当时的《羊城晚报》就常有新社会的牙雕师傅如何无私而生动活泼地教授徒弟，徒弟怎样在短时间内学到功夫的报道[5]。除此之外，据“牙船之王”潘楚钜大师的回忆，从1957年开始，“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增长职工的美术知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在业余时间开办了多次美术知识培训班……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美术知识培训，大多数职工的美术知识得到了明显提高，这些学员后来多数成为企业的技艺骨干或拔尖人物，其作用一直影响到现在”。[6]我在采访张民辉大师的时候，他也说他非常感恩厂里当时对他们的培养方式。当时的厂领导要求他们不要只跟一个师傅，叫他们博采众长，可以跟任何人学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成立业余学习小组，在一起学习切磋，这种方式让人进步很快。
四是原材料的充足。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在20世纪50—70年代，生态环境意识不像今天这样强，象牙的供应没有困难。再加上中非友好，中国做了很多援非工程如坦赞铁路等，这些都使我们比较容易获得非洲的象牙。原材料充足，才有可能做各种尝试；原材料充足，才好培养人才。
从工艺上来说，社会主义时期的牙雕也表现出它的时代特点。第一，它常常以劳动竞赛和技术攻关的形式，推进了工具的改进、效率的提高和牙雕新品种的出现。这是很有时代和体制特色的激励方式。第二，大型牙雕产品的出现。这和原材料充足以及各部门的协调合作相关。“国家统一制定计划指导生产和销售，生产用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供给，许多之前不敢碰的大型、优质材料，都有机会使用。”[7]清代以来，牙雕产品都是以小型摆件比如文房、花鸟、象牙扇等为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既有小型的，也发展了大型牙雕产品（但象牙扇品种消失）。大型牙雕除了设计方面的问题如要有寓意、美感，也要解决技术上的很多问题，比如镶嵌工艺、牙木结合、力的平衡等，需要多人的合作。第三是现代题材的开发。尽管牙雕还是以古典题材为主，但受到时代政治氛围的影响，革命题材作品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名作。如李定宁的《八女投江》（1958）、郭康的《广州起义》（1961）、《红军强渡金沙江》（1957）等。雕刻现代革命题材的作品对于牙雕艺人也是一种挑战，其中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要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不能因为其题材的政治化就简单地否定其艺术价值，因为的确有不少气势恢宏、人物刻画精湛的作品，尽管也出现了没有什么美感可言的纯政治性作品。第四，在融会南北的同时，又强化了广州牙雕的特色，以镂空、透深的雕刻法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广州牙雕一直以通透为特色，象牙球、象牙船就是通雕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广州牙雕在通雕方面又有长足的发展。1956年，郭康在文化公园参观潮州木雕蟹篓后得到启发，以象牙为材，创作出比木雕蟹篓更加精巧玲珑的牙雕蟹篓，为通雕类高精产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2年，后起之秀李定宁创作了透雕花瓶《子建会洛神》。后来李定宁又开发出“渔翁撒网”这一产品，利用牙料的前端，素称牙料里的“鸡肋”料做成极具特色的名牌产品。“牙船之王”潘楚钜将古建筑、人物雕刻融入象牙船，船头又有龙凤、孔雀、双头、三头等多样变化。象牙球则在薄型多层上达到它的极致。
虽然社会主义体制给广州牙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极左时期也给它造成破坏和伤害。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的资方人员常被批判，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文革”时期破“四旧”，传统题材的牙雕工艺品被禁止生产，已制的成品和半成品都被封存，只能制作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产品，这类产品不适合外销，大量积存于仓库，也给企业资金周转带来困难。黎贯等一批所谓“黑七类”艺人被红卫兵抄家并遣送回乡，接受当地群众批斗。首任厂长钟启祥因在技术上重用黎贯，也一直受到群众组织的批斗。另外，过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给牙雕企业和职工带来一些伤害。比如大新厂对于作品没有议价权，原料由市进出口公司向外商采购，并按产品的花式、品种、规格接单，完成后按尺寸、规格收购，以工艺品而非艺术品论价，某种程度上是对企业的一种剥削。再如，社会主义时期的广州牙雕，总的来说奉行“不求名，不求利，讲奉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有大新厂生产的牙雕艺术品，不署设计者和创作者的名字，仅标明“广州大新象牙工艺厂出品”，也给创作者带来一丝遗憾。最后，牙雕工人创造了巨量的外汇，但他们享受的福利很少，以致职工的宿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当牙雕的春天过去，他们成为社会较低收入阶层，这些都是令老牙雕职工感到遗憾的事情。
三 从顶峰走向衰落的广州牙雕与国际生态政治
广州牙雕业在1989年到达顶峰，但也在1989年开始跌入低谷。这一情形的发生源于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压力首先直接来源于1989年10月18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组织在瑞士洛桑通过的决议，关于象牙的国际贸易被全面禁止。在这种压力下企业领导认为越早转产越好。在敏感到禁牙风声之后，于同年的8月起自行停产整顿，整顿期间试图引进玉雕、木雕、羊角雕、瓷刻等工艺品的生产，但牙雕的精细功夫用不上，新工艺也掌握不大好，转产不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1989年之后牙雕企业就不再从事象牙雕刻了。这个与国内政策在1990年至2017年的松紧变化有关，“收藏证制度”与首批国家“非遗”项目让一些牙雕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合法生产和国内交易的权利。2017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承诺的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在国内（大陆范围内）全面禁止了象牙及制品的商业性贸易。这对于广州牙雕业的打击是很沉重的。2018年11月我和陈卫平教授去天平架的大新厂采访时，这个原本极盛时达到700多员工的大型工艺厂，只剩下了17人，无法组织正常的生产，除了做点猛犸象牙球，不再有其他的产品。而在本文即将完成之际，我们得知大新厂从2019年12月1日起已经完全停止生产。
当地方国营的大新厂走向衰落，个体民营的牙骨雕工艺企业开始出现，这个可以看成是1990年代之后牙雕业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即从国营的大企业重新走向分散的、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或工作室、作坊。比较著名的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张民辉于1991年成立荔湾区花城博雅工艺厂，李定宁大师的儿子李斌成2005年成立广州宝象工艺厂，潘楚钜大师的一个徒弟成立卓艺轩猛犸象牙精品馆等。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受禁，他们在新材料的开发上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张民辉主要开发出以水牛骨取代象牙的骨雕产品，视觉效果并不输牙雕产品。李氏家族则开发出以黄杨木、檀香木等贵重木材传承象牙工艺的产品，目前主要经营猛犸象牙。可以说，禁牙之后，骨雕和猛犸象牙是最主要的两种替代产品。但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无论是骨雕和猛犸的市场行情都不见得多好。牛骨作为一种较为便宜的原材料，或许从本质上难以承载传统手工业精雕细刻的人工价值。而猛犸象牙打开市场可能尚需时间。而从雕刻材料本身来说，牙雕艺人们一致认为，象牙是最好的雕刻材料，象牙的温润、细腻、光泽度，刻起来的刀感是牛骨和猛犸没法比的。最好的猛犸象牙能接近现代象牙，但毕竟年代久远，色泽和温润度不够。
从如上对1989年之后的广州牙雕业的发展变化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的“生态政治”对于牙雕这样一个产业的巨大影响，可以说“生死一线间”。我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生态政治”，这并不是我杜撰的一个词，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诞生的一种研究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它指出现有环境研究的非政治性质，强调在理解人类活动与环境退化之间关系之时，应当关注不同尺度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8]这种视角依然为国内环境、生态研究所欠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它本身是一项政治的行动。在如今的国际社会空间，可以说“生态”是最普世的政治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不管你是什么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都不能自外于生态原则。因为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保护已经提升到关系“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了，所以在“禁牙”这个问题面前，中国政府除了表示积极的推进，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态度，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树立“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显得尤其必要。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从经济的角度讲，中国国力的强大、制造业的发达也使得牙雕挣来的外汇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政府加入国际生态保护行列中的行动是越来越主动了，自我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早期还有虽然加入、承诺，但是并不严格执行或打点擦边球这样的举动，因为这里边还存在着复杂的博弈，比如经济效益、外贸出口和文化传承等各项的兼顾，但2018年1月1日开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禁牙最严格的国家，甚至超过日本、美国。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问题被提出来，那就是：中国，真的是使非洲大象的数量急剧下降的罪魁祸首吗？牙雕真的是一种“血腥”的艺术吗？保护大象和保护人类文明的桂冠艺术“牙雕”是否可以两全其美？还有，完全禁绝象牙的国际国内贸易，是不是使非洲大象得到保护、保持人类生态环境平衡的最佳手段呢？对于这些问题，可能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回答。1995年7月27日《广州日报》发表了《非洲大象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文章，提到“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从不到3万头增长到五六万头，津巴布韦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身躯庞大的大象进食量惊人，它们成群结队四处进食，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草被吃光，地被踏平，树木遭毁坏，它们冲进农田，所有庄稼立刻颗粒全无，跑进村落，房屋夷为平地，甚至踩死孩童，危害成人，对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故而，老百姓不断投诉，要求杀象，减低大象数量”。这种描述在英国生态学家RON THOMSON 于2016年出版的《大象保护：虚构与事实》[9]中得到了印证。他声称，1989年CITES做出的那个决议是基于错误的信息而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在一些国家大象并没有濒临灭绝，甚至因为繁衍太多而影响了物种多样性，并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另一些国家大象数量的减少也与远东盗猎集团没有关系，而是源于非洲内部的腐败。他呼吁大象生态问题应交由非洲本土人自己解决，而不是由其他国家横加干预。这本书并未在中国出版，但在网上有节译。而据我对牙雕从业人员的访谈，他们从来不认为中国是使非洲的大象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认为牙雕工艺需要的象牙量并不多。张民辉说，“每年总有5%左右的大象自然死亡，把每年自然死亡的大象的象牙集中起来，就够我们做的了。”我曾采访黎文等老牙雕艺人，问大新象牙厂到底需要消耗多少象牙，他说一个人一个月平均能做到5斤左右牙料那是最大耗料了。李定宁先生接受采访说，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大新厂一年所消耗的牙料也不过几吨。“只要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对象牙的消耗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10]。他们希望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象牙雕刻艺术有真正的保护，将它当成一种国粹、文化进行传承，不要口头说保护实际上又没有什么投入，任其陷入自生自灭之中。他们痛心于手艺一旦断层，将来要恢复很困难。虽然没有说出“生态政治”这个词，但是他们确切地感觉到自己及其行业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受尽了委屈，在艰难挣扎中期盼某一天国内外政策有变化的可能。
四 结语
纵观广州牙雕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极受国内外政治环境所左右的行业。它在20世纪50—80年代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意志的推动，国家对外汇的依赖使它成为一个负载着光荣使命的行业。它在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内组织生产，但政治在经济的需要面前也表现了相当的弹性。1989年以来这个行业的迅速萎缩和急转直下与国际国内的“生态政治”有极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博弈和利益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牙雕行业成为一个牺牲品。当然手工行业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除了“生态政治”外，尚有更为复杂多面的原因值得发掘和探讨。
（李俏梅：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1] 莫泽辉：《记大新象牙工艺厂兴衰》，《广州文史》（第73辑），广州出版社2012年版。
[2] 郑静：《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艺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6期。
[3] 转引自莫泽辉主编《广州传统工艺美术大事记》，广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2012年编印（内部资料），第6页。
[4] 潘楚钜：《记广州牙雕行业的行规习俗》，《广州文史》（第73辑），广州出版社2012年版。
[5] 如1962年3月29日《羊城晚报》报道《春风含笑育桃李——牙雕艺人邹安授徒二三事》；1974年11月2日《广州日报》报道《孜孜不倦，培育新人——记大新象牙厂老工人黄闲》等。
[6] 潘楚钜：《记广州牙雕行业的行规习俗》，《广州文史》（第73辑），广州出版社2012年版。
[7] 郑静：《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艺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6期。
[8] 袁超等：《生态政治学：西方学界对环境问题的再认识》，《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1期。
[9] “Elephent Conservation：the Facts and the Fiction”，Ron Thomson Publications，2016.
[10] 苏婉波：《广式牙雕将成绝技？》，《广州日报》2003年4月7日第A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