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标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概括和总结，本书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确立研究目标：

第一，试图说明从演化论角度对人类由来的探究的实质是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寻根意识的科学化，这一思想过程实际上是立足于人类中心论，以与工具行为相关联的一系列关键因素构建属于人类自己的“荒野记忆”，并以来自远古的工具的现代形式深入微观世界，描摹人类完整形象的过程。

第二，引证多个学科提供的新证据、新材料，对工具和劳动在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动因系统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说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和人类的寻根意识具有直接关联的基本命题，在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过程中，工具是随着人类智能发展而具有的内在尺度外化的直接表现，并在改进、升级和扩充中成为人自身的尺度，而凭借各种工具进行的、起始于工具行为劳动是唯一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人类能够为自我提升付出的积极代价。

第三，通过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中与工具和劳动相关的直立行走、脑量增大、食性改变、开口言说及远途迁徙等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说明在以工具为尺度、以劳动为代价的演化中，虽然经历了多次物种分化，但在最早的原始人类那里萌发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已经传递至今，引领人类一步步脱离懵然无知，由远古荒野中的自然乐园走向自己亲手筑造的家园。

（二）研究内容

从以上研究目标出发，除去导论，本书的研究内容共包括六章：

第一章主要从寻根意识的科学化引出工具行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论题，并说明在不断涌现的与工具行为有关的新证据的支持下，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依然保持着充沛的理论活力。人类普遍具有的寻根意识经历了从神创说到自然创造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寻根意识科学化的历程。无论是神话和宗教中的神创论，还是因为达尔文等人的努力而成为人类起源的主流解释的演化论，其核心观念都围绕基于因果论的“创造”预设展开，区别在于是合乎某种主观目的、一次完成的神的创造还是被适应性推动的盲目的自然的创造。在达尔文看来，能在自然条件变化过程中存留下来的物种，既非最智慧的也非最强大的，而是最具适应性的。而人类之所以能具备高度的对周遭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就是由于人能够凭借劳动将自身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劳动应被视为人所独具的，由直立行走、思考筹划、语言交流、工具制造（携带和升级）和集群合作构成的远超本能之上的呈现出高度整合性的活动。由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对于劳动的感性特征和能动特征相互联系的完整理解将会提供追溯人类来源的可靠途径，这需要对恩格斯的劳动造人说的理论表达进行具体分析，阐明一种注重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属人尺度的寻求和确立使寻根意识的科学化成为可能。由于对人类起源的追问是立足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追溯性探究，决定了其核心理论及其展开都受到特定时期劳动水平的限制。人类寻根意识科学化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也是完全由劳动创造的新工具系统提供的，因而19世纪以来人类演化学说试图在“荒野记忆”（考古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微观图景”（分子生物学、演化心理学）两个维度上从人类学视角描摹人类在生命之树上的图像，其基本路径是“荒野记忆”在考古证据的积累中缓慢扩展，继之以“微观世界”的快速深入，并寻求二者的互证，弥合二者的差异，试图追寻和还原远远超出日常经验范围的广袤时空中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足迹。本书其余的部分，就将从“荒野记忆”和“微观图景”两方面阐明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

第二章对早期人类演化过程及其代表性的工具行为进行介绍和分析，是“荒野记忆”的第一部分内容，特别侧重于对南方古猿、能人、匠人和直立人工具能力的比较性剖析。其中涉及对南猿的工具行为和食性转变关系的探讨，并试图展示奥杜瓦伊石器制造和使用中反映出来的人类心智和社会行为的演变。在对匠人和直立人工具行为的分析中，收集了最新的考古学证据，对石器工具在揭示人类演化状况方面的直接证明作用进行了说明。而对于两面器和直立人智力发展的关系的分析，以阿舍利文化为例集中表达了本书关于工具行为必须具备智能内核的基本观点，为第四章进一步从原始人类工具行为的普遍意义上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章承接上一章内容，也是“荒野记忆”的第二部分内容，将对近年来关于现代人（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起源的单一起源说和多起源说的争论及其中与古人类工具制造和使用有关的内容进行分析，借此呈现工具行为对于从演化角度探究人类起源的重要价值。正是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之中与石器制造技术有关的疑问（第一技术即奥杜瓦伊模式并未被更先进的第三技术即莫斯特模式所取代的奇怪现象），成为质疑现代人源于非洲的假说的强有力证据之一。这说明在超出日常经验的范围内，以基因分析的方法将线粒体DNA作为非洲人类长途迁徙后定居下来成为各地现生人类的生物学证据，其效力必须和其他证据尤其是工具制造技术相对照并取得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同时基因技术本身也是现代科学推动的工具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这恰好反映出在具有内在关联的工具系统内部存在着与观察尺度相关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工具系统的复杂性，将会强化由不同分析途径所得的“荒野记忆”图像的主观特征，因而那种把单一起源说作为现代人起源可靠解释的理论选择显然是回避了某些关键问题的轻率之举。

第四章具体地探讨直立行走与劳动的关系，实际上是“荒野记忆”的第三部分内容。原始人类牺牲了四肢爬行的速度和稳定性，以直立行走的姿态有别于其他动物，获得了包括解放双手制造工具、充分散热、便于采摘果实和更有利于繁殖、哺育后代在内的诸多优势。在直立行走与工具的制造、携带和使用的关系方面，达尔文更早地看到了作为元工具的人手的形成直接受惠于直立行走。时隔不久，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对既是劳动器官又是劳动产物的人手的完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分析。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范围寻找工具制造和使用对人类智能演化、道德进化及文化演化发生作用的证据，直立行走和人手的形成、完善应该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从石器工具的起源来看，直立行走是工具行为的前提，动作自由的人手是工具的原型，人的内在尺度由此得以显现并得到拓展，因此远古人类移动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不会直立行走就无法有后续的工具行为的发生。

第五章将对语言、意识和工具行为的关系进行梳理，是由“荒野记忆”向“微观图景”部分过渡的内容。通过对语言起源的诸多假说进行回顾和分析，我们将会发现，和直立行走一样为人所独有的语言现象，其缘起和发展在离开劳动尤其是劳动中的合作问题时，是很难得到充分揭示的。思维器官和发声器官在生理上的邻近构造以及化石分析中颅腔和喉头结构的分析表明，人类智能的发展、意识的完善和语言能力的获得具有同步性，语言所能表达的必然是能够在人脑中进行思虑的内容，而能思维的大脑必然会把内在的方面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二者是不可分的，劳动中的分工与协作使它们结合得更为紧密。

第六章是“微观图景”部分，主要从基因和文化的共同演化方面探寻工具行为和劳动所起的作用。基因已经从最初的理论性假设成为现代科学中的实体性存在，通过观测工具和实验手段的进展呈现为具有明显经验色彩的图谱，并被进化心理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作为生物基础和先天因素，用思辨和实证相混杂的方式来说明自然选择的机制。不仅对于体质构成，而且对于包括语言和情感在内，都被视为由基因决定的本能表现。如果没有工具系统的巨大进展，微观层面的由化学亚基组成的条状化学分子的自我复制是不会被观察、放大并置入日常经验的。分子层次的演化理论实际上依然遵循着在劳动过程中同样也处于演变状态的尺度，随着对微观世界的进一步深入，基因这一微小却强力的决定者也许会以另一种图像示人。从基因和文化的共同演化来看，以工具系统的演化为重要标志的文化演化对环境的塑造增加了某些基因的适应性，也有助于此类基因的扩散。同时，与劳动密切关联的合作行为既是潜藏在基因中的先天倾向，又是基因和文化共同演化的最重要结果。

最后一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本书在前面各个部分都以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性因素和基本线索对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驱动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部分将对全书意旨进行总体概括。我们将会看到，在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劳动造人说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类演化问题时，将一系列本应相互统一的关系和概念拆解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的方面，这是造成劳动被遗忘、劳动的作用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渐变和突变、自然选择和中性漂变、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基因和环境、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争论中，所展示的是哲学上的一些老问题如偶然和必然、内因和外因、量变和质变、理性和非理性、先天和后天在特殊领域的表现形式，应该用辩证思维的方式重新审视那些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主张，这也正是当前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中正在发生的转变，劳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会在这种转变中显现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动具有明显的属人的性质，体现和包含了只有人能感受、理解和遵循的尺度。同时，从把劳动视为一种只有人能付出的积极代价的角度，才能解释在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动因系统中具有“激活”作用的各个因素是如何让人从远古走来的。也只有通过对于劳动作用的整体分析，才能将不同意识形式中关于人的来源的说法统一起来：宗教隐喻中的人类始祖失去了无须加以改造以适应自身需求的乐园，但遭遇被逐出自然乐园的不幸之后的幸运是，人类凭借劳动，拥有了以自身的尺度构建的、属于自己的社会家园，本书希望在这一点上能将劳动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作用的研究与当前的以自然生态保护为基本指向的时代主题联系起来。

（三）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将对以下关键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在人的起源和进化过程研究中，全部因果关系所对应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都完全超越了日常经验。考古学从有限的化石证据绘制出的人类演化的树状结构图谱，依然存在很多缺环并处于变动之中。人科物种的直立行走、意识、语言、基因和文化诸方面都必须通过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及相关的协作行为才能得到基本的说明，即便强调人类基因的特殊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讨论也总是会演变为对社会属性的关注，人的演化必然会从单纯生物演化的领域迁移到人性、情感、道德演化和文化演化的领域。因此确切地说明原始人类在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中发生了怎样的智能演变和技术跃迁，确切地说明在工具行为和语言方面动物与人尤其是猿类与人类的根本界别，是本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发端于工具行为的劳动既是专属于人的类本质特征，更是用以描述人的起源和演化的先行性观念。这一说明将继续强化自古以来累积的，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一再呈现的基本关系：是已有的关于人的定义尤其是具有“原型”意味的定义限定了人的起源和进化学说的境域，而非人的起源和进化的新发现重新规定了人。同时，一种关于“代价”的追问将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人不断获得生物形态和自我认知的改变、提升，为此付出的种种代价，是在工具制造、使用和劳动过程中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劳动作为代价得以呈现的“平台”，人类基因中的那种不安于现状、以创造性活动应对各种挑战的特质不会被激活，也不会有包含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将现代人类的具体形象一步步塑造出来。

如何在实质上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风格的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证据链和材料库中找到适用的部分，能对劳动在人类演化的动力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构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把古人类的自然史和工具行为的历史演变统一起来，这是本研究的难点所在。为此，本书将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内因论的立场，既要在经典学说与各学科的新观念之间寻求关联，也要把这种关联视为长期以来具有观念历险性质的、专属于人类的别无参照的自我评价的一部分，是思想和实践的尺度不断变更的过程，是受制于这种尺度变更而延展出来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