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代际“隔膜”或冲突
代际“隔膜”或冲突主要指家庭成员中父子、祖孙等血缘伦理中的男性之间的冲突。父女、母子、母女之间当然也有冲突，但是无论是实际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这种冲突相对于父子冲突来讲都显得相对缓和和次要。
代际冲突主要是因为两代人之间在行为习惯、文化背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或者说“隔膜”造成的，这既是传统小说、戏曲表现的主题之一，如《红楼梦》中贾政与宝玉之间的冲突，也是现代小说所表现的一个普遍的主题现象。就巴金来说，他在《激流三部曲》特别是《家》中，主要表现的是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和以觉慧为代表的新一代即祖孙之间在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冲突或“隔膜”，其重点表现在祖孙两代对教育、婚姻、疾病、丧葬等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
首先，在对教育的态度上，两代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高老太爷作为传统教育（科举）制度的直接受惠者，他从小刻苦读书，考取了功名，后来做了官，置办了家业，生养了一大帮儿孙，并希望世代繁盛下去。因此他极力遵从的是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他要儿孙们读的是《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礼记》《孝经》《女四书》等宣传封建思想特别是忠孝节烈等传统观念的儒家教义，如什么“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以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如什么要女人“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行莫摇裙”等，把儿孙们封闭在家读旧书、写大字、作诗文等，并且极力反对儿孙们接受新式教育，如囚禁参加学生运动的觉慧。“祖父冷笑一声，威严的眼光在他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说：‘你不要扯谎，我都晓得了。他们都对我说了，这几天学生跟军队闹事，你也混在里头胡闹。……学堂里不上课，你整天不在家，到什么学生联合会去开会。……刚才陈姨太告诉我，说有人看你在街上散什么传单。……本来学生就太嚣张了，太胡闹了，今天要检查日货，明天又捉商人游街，简直目无法纪。你为什么也跟着胡闹？’”当觉慧想辩解时，他便又动气地说：“你们学生整天不读书，只爱闹事。现在的学堂真坏极了，只制造出来一些捣乱人物。我原说不要你进学堂的，现在的子弟一进学堂就学坏了。你看，你五爸没有进过洋学堂，他书也读得不错，字也比你写得好。他一天就在家读书作文，吟诗作对，哪儿像你这样整天就在外头胡闹！你再这样闹下去，我看你会把你这条小命闹掉的！”[5]
而觉慧这时的感觉是：“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两代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起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似乎有许多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年轻的肩上。他抖动着身子，想对一切表示反抗。”（《家》，第62页）
那么，觉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原因就在于两代人的思想观念不同。受时代变迁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觉慧一代有幸赶上了新式教育——洋学堂，如觉慧、觉民兄弟就读的“外专”，就是一所新式学校。这所学校直接教授的就是西方现代文学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斯蒂文逊的《宝岛》等）和现代思潮，特别是受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影响，又加上聘用“只手打孔家店”的新文化先驱吴又陵（吴虞）做教员，其学生思想活跃，观念解放，不仅广泛接触了西方现代思潮，更是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易卜生《娜拉》中娜拉的名言：“……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不仅成为他们思想、行动的指南，而且成为他们反抗传统的武器。正是有了“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名句，《家》，第82页）这样的勇气，所以才有了觉民的抗婚和觉慧的出走等。
有关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不仅表现在高老太爷和觉慧等年轻一代之间，也表现在其他家长和年轻一辈之间，如琴向其母亲张太太要求到“外专”和觉民、觉慧一起读书时，就引起了张太太的反对和许多感慨：“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有了女学堂还不够，又在闹男女同学！……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当琴向其力争时，她又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进学堂读了几年的书，自然会讲话。你会从你的新书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不过这件事情太大了，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以前我很有胆量，可是如今我老了，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你看，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女儿的母亲。你爹死得太早，就剩下你一个女儿，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让你到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把你送进学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便是你大舅的三表妹，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我总算对得起你。”（《家》，第23—24页）在《家》中，张太太还不算最保守的，她不让女儿缠脚，还送其上学堂读书，但是受环境的影响，在听到了许多闲话之后，也不得不考虑及早把琴嫁出去：“张太太显出不耐烦的神气挥手说：‘我不要听你的大道理。讲道理我当然讲不过你，你的道理很多。你的花样也很多，今天要这样，明天又要那样。……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前几天你钱伯母来给你做媒，说男家里很有钱够他一生吃著不尽，嫁到那边去很可以享福。钱伯母怂恿我答应这件亲事，不过我想你一定不愿意，所以索性谢绝了。我说你的年纪还轻，我又只有你一个女儿，打算过几年再提婚事。……不过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我想还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免得你天天闹什么新花样，将来名声坏了，没有人要你。’”（《家》，第24页）当然这和长辈们反对觉慧到上海去读书的理由也是一样的。觉新告诉觉慧说：“他们还说，路上不太平，坐船、起旱都危险，遇到‘棒客’更不得了；他们又说上海地方太繁华，你一个人到那儿去会学坏的；又说送子弟进学堂是很坏的事，爷爷生前就拼命反对；又说上海的学堂里习气更坏，在那儿读书，不是做公子哥儿，就是做捣乱人物。总之，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不少的话，其实不过是不要你走。”（《家》，第318页）至于淑珍（克定的女儿）在其顽固父母的坚持下，连争取在家读书认字的机会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上什么洋学堂了。
其次，在婚姻方面，两代人的“隔膜”或冲突就更为激烈。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家长，遵从的是传统的婚姻观念或婚姻习俗，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以及早婚早育、多子多孙等，因此他们让刚刚中学毕业，才只有十九岁的觉新尽早结婚，其父亲跟他说的理由是：“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你现在已经到了成家年纪，我想早日给你接亲，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家》，第27页）父亲一席话不仅断送了觉新继续到上海北京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的梦想，也断送了他的爱情，直至断送了他的青春。而关于觉新的婚事，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以外，尤其荒唐的是，觉新的妻子瑞珏竟是用抓阄的方法决定的。作品中写道：“关于李家的亲事，他（觉新）事前也曾隐约地听人说过，但是人家不让他知道，他也不好意思打听。而且他不相信这种传言会成为事实。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后来经他的父亲和继母商量，选择的结果，只有两家姑娘的芳名不曾被淘汰，因为在两个姑娘之间，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儿子的配偶，而且两家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于是父亲只得求助于拈阄办法，把两个姑娘的姓氏写在两方小红纸片上，把它们揉成两团，拿在手里，走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祈祷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来。李家的亲事就这样地决定了。拈阄的结果他一直这天晚上才知道。”（《家》，第27页）对于这样的决定，一向逆来顺受的觉新屈服了：“他的前程断送了。他的美好的幻梦破灭了。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还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家》，第28页）
觉新是幸运的，虽然是抓阄抓来的媳妇，她却是“一个能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但是家中其他的青年男女却没有这个幸运，觉新曾爱恋的钱梅芬表妹，由母亲做媒嫁给了外地一个恶少，不到一年丈夫死去，她孀居在娘家，很快地抑郁而死。至于鸣凤和婉儿等女佣，她们本来就是主人无足轻重的“物品”，可以随意地送人，以履行对朋友慷慨承诺的“大义”，根本不会顾及她们的感受甚至死活。
但是，这样的注重门当户对，这样的讲究“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观念，却遭到了觉民的坚决反抗，也得到了觉慧的支持。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自由，讲究的是男女间的爱情，即“什么样的爱情都可以。我告诉你，照我的意思看来，所有的爱情，没有什么区别。若是你爱恋……一心去爱恋。”“爱情的热望，幸福的热望，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家》，第78—79页）所以，当觉民知道高老太爷同意把冯乐山的侄孙女许配给自己后，采取了坚决反抗的行为。他首先要求大哥、继母劝爷爷取消这门亲事，结果不成，他就用逃婚的办法来反抗，并得到了弟弟觉慧的支持。觉慧说：“我要叫他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觉民说：“大哥，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了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如果你们不打消那件亲事，我临死也不回来。”（《家》，第252页）对于觉民的逃婚，高老太爷首先感到的是自己权威受到了挑战：“反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他敢不听我的话？他敢反对我？……他不高兴我给他定亲？那不行！你（觉新）一定把他给我找回来，让我责罚他！”（《家》，第251页）但是，由于时代和他自己身体的原因，他除了责骂觉新一顿以外，也徒唤奈何。他在一阵阵咳嗽声中对觉新骂道：“这都是给洋学堂教坏的。我原说不要把子弟送进洋学堂，你们总不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连老二也学坏了，他居然造起反来了。……我说，从今以后，高家的子弟，不准再进洋学堂！听见了没有？”（《家》，第251页）最后，在弥留之际，高老太爷原谅了觉民的逃婚，取消了与冯家的亲事。作品写道：“觉慧把头仰起，死命地看着祖父瘦削的脸。祖父脸上那种茫然的样子渐渐地消失了。嘴唇张开了，像要说话，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他把头侧着去看觉民，嘴唇又动了一下。觉民叫了一声：‘爷爷！’他似乎没有听见。他又把眼睛埋下去看觉慧。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迟缓地动着，他好像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三点眼泪开始落了下来。他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他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来了。他……他……他’（觉慧拉着觉民的手接连说‘他在这儿’。觉民也唤着‘爷爷’。）‘你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他吃力地叹了一口气，又慢慢地说：‘要……扬名显亲啊。……我很累。……你们不要走。……我要走了。……’他愈说，声音愈低，他的头慢慢地垂下去，最后他完全闭了口。”（《家》，第292—293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也终于流露出一种伦理之下的脉脉温情，显示出一丝人性光辉。但新旧两代的隔膜并没有就此消除，“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家》，第292页）
最后，在“生老病死”方面，显示出的是两代人之间现代科学和迷信观念的冲突。作为一个封建家长，高老太爷一直都做着使他一手创建的大家庭“一天一天的兴盛发达下去”的美梦，为此他不惜“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理和指挥一切”，“我说的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但是一方面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他按传统教育出来的儿子们作为这个大家庭的蛀虫，正蚕食着家庭的柱石，“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儿子们怎样的饮酒作乐，说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话”。另一方面新时代生活的激流也冲击着这个大家庭的基础，“他又看见他的儿孙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觉民居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却不能处罚这个年轻的叛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的失望和孤独”，“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幻灭，黑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做错了”。（《家》，第281页）气愤和忧虑，失望和幻灭竟使他衰老的肉体难以承受这双重的打击，于是高老太爷病了，并且在延医问药不见好转以后，高家的儿子一辈在陈姨太的主张下，先是请道士作法念咒，陈姨太则烧香拜佛：“一个插香的架子上点了九柱香，又放了一对蜡烛，陈姨太打扮的齐齐整整，系上红粉裙子，立在香架前，口里念念有词，不住地跪拜。她跪下去又站起来，起来又跪下去，不知道接连做了多少次。一夜，两夜，三夜。……”烧香拜佛对高老太爷的病当然不会有效果，于是又有另外的花样：“这便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兄弟的祭天。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天井里摆了供桌，代替陈姨太的香架；桌上有大的蜡烛，粗的香，供奉的果品。仪式隆重多了，而且主祭的三位老爷作出过于严肃以至成为滑稽的样子。他们也行着跪拜礼，不过很快地就完结了。”（《家》，第284页）祭天的结果也可想而知，老太爷的病日渐沉重。于是他们又想出新的花样——请了巫师到家里来捉鬼：“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没人迹的古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他披头散发，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里拿着松香，一路洒着粉火，跟戏台上出鬼时所做的没有两样。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的惊人的怪叫和姿势。他进了病人的房间，在那里跳着，叫着，把每件东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洒了粉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为吵闹和恐惧而增加痛苦，更大声的呻吟，巫师依旧热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愈来愈热心了，甚至向着病人做出了威吓的姿势，把病人吓得惊叫起来。满屋子都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这样地连续了将近一个钟头。于是巫师呼啸地走出去了。……然而花样又来了。据说这一次捉鬼不过捉了病人房里的鬼，这是不够的。在这个公馆里到处都有鬼，每个房间里都有很多鬼，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每个房间里的鬼。巫师说，要把鬼捉尽了，老太爷的病才可以痊愈。”（《家》，第284—285页）
对于这样荒唐的迷信行为，“全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对。克明和觉新都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但是陈姨太坚决主张它，太太们也同意，克安和克定也说‘不妨试一下’。克明就勉强点了头。觉新更不敢说一个‘不’字。”（《家》，第285页）但是觉慧却给予了反抗，他坚决阻止巫师到他房间里去“捉鬼”，并把觉新等一干人等批驳得哑口无言：“觉慧把眼光定在觉新的脸上说：‘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居然糊涂到这种地步！一个人生病，却找端公捉鬼。你们纵然自己发昏，也不该拿爷爷的性命开玩笑。我昨晚亲眼看见，端公把爷爷吓成了那个样子。你们说是孝顺儿孙，他生了病，你们还不肯让他安静！我昨晚上亲眼看见捉鬼的把戏。我说，我一定要看你们怎样假借了捉鬼的名义谋害他，我果然看见了。你们闹了一晚上还不够。今晚上还要闹。好，哪个敢进我的房间，我就要先给他一个嘴巴。我不怕你们！’”（《家》，第287页）觉慧虽然阻止了众人的捉鬼，但是并没有能够留住高老太爷的命，他还是在饶恕了觉慧、觉民之后，带着失望、空虚、遗憾孤寂地死去了。
死亡，本来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人死后以相应的仪式举行殡葬，也算是对死者的尊敬，对生者的教训，所以我们并不反对高公馆以隆重的仪式和相应的习俗来安葬高老太爷。而像觉慧一样对他们在高老太爷停丧期间，以所谓的“血光之灾”阻止瑞珏在家生产的迷信，以至于造成瑞珏郊外难产死亡的结果表示强烈的愤慨，封建迷信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宁愿要一具僵尸停在家里，也不愿迎接一个鲜活的新生命的到来，这种迷信和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扼杀人性的结果，预示着他们后继乏人，趋于崩溃的必然，觉慧的出走只是这个大家庭分崩离析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