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书的目的是要提出一项关于利益集团腐败生成机理的创新性理论解释。这一研究应该在对已有理论和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首先提出理论假说，然后借助经验证据和比较案例研究来验证这一理论解释。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具有重要性、创新性、简洁性、精确性和可预测性等特点，这也是本书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

本书关于利益集团腐败根源的理论解释可以比较简洁地概述为：倘若一国执掌公共权力的领导者维持权力和运用权力依赖于小部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政府内部、领导者与支持者之间很有可能形成诱发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在国内外各项事务中的权重将会显著增加，利益不平衡现象很可能日趋严重，除了利益集团自身借助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之外，领导者也会选择以腐败为工具拉拢支持者，在笼络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巩固自身权力。另外，如果一国的权力结构安排存在固有缺陷，缺乏较高的自我改革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则很难抑制利益集团权势膨胀及其所导致的作为政治工具的腐败。

与其他很多关注宏观政治现象的理论研究一样，本书关于利益集团腐败路径的研究也存在着利普哈特所言“太多的变量，太少的案例”问题。[85]无疑，利益集团腐败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必须直面的政治现象。尽管利益集团腐败并不罕见，但却较难界定和衡量，因此，较为适合的研究方法是比较历史分析法，比较历史分析也可以被视为基于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比较案例研究。

在一项关于政治制度演进的研究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为了建立起因果关系的解释，人们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在各国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来作为比较的单位。”而这种比较历史分析的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86]对利益集团腐败路径的研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首先选定一定数量的民族国家作为样本，抛开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观察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利益集团与腐败横行的现象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还可以观察某个国家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利益集团腐败而在其他时期却没有，在此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说，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在所有案例中都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和共同模式，注意防范比较分析和案例研究中易出现的“遮蔽效应”和“诱导效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就能相对有把握地确定利益集团与腐败间的因果关系。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确定因果关系的基本方法有三种：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前两种方法密尔19世纪就在其《逻辑体系》中有较为充分的论述。[87]所谓求同法，就是在若干不同的历史案例中找出相同的因果机制。求同法需要探究的是两个差异很大的案例背后的共同因素。按照这项研究的假说，必须要在两个案例中都发现各级公职人员通过公开的或是默许的腐败手段组织利益集团为自身巩固权力。所谓求异法，就是在若干相似的历史案例中找出导致不同政治结果的差异性因素。比如，新加坡在当代已经基本杜绝了利益集团的腐败行为，但在1965年独立前和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腐败问题却非常严重，高层领导至基层公职人员的各级大小官员利用各种机会慷国家之慨。如果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做比较案例研究，就可以确定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案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却存在不同政治结果（腐败与否），因此诱发腐败的因素应该在这两个时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共变法，就是通过确定案例研究中同时发生变化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来确定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所研究的案例中，必须要看到自变量变化时，因变量也在变化；反之，因变量变化时，自变量也在变化。按照共变法要求，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没有同时发生变化，则因果关系不能成立。

早期的比较历史分析强调选尽可能相似的案例，因为相似的案例能做到尽可能接近于实证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这样，就能在尽可能接近于“社会实验”的条件下，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因而这种方法被称为“最大相似”方法。比如，如果两个高度相似的国家，其中之一利益集团腐败盛行而另一个则没有，那么通过分析两者的差异性，就能明确利益集团腐败路径的因果逻辑。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普沃斯基和托伊恩注意到，即使在高度相似的两个案例中，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潜在相关性的重要差异，而在论证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很难有效排除这些差异性因素。所以，他们主张“最大相异”的案例研究方法才是可取的。“最大相异”的基本思路是：如果某一种因果关系在环境差异巨大的条件下仍然具有可复制性，那么这种因果关系无疑是高度可信的。[88]比如，从历史经验来看，镀金时代的美国、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独立之后的印度无疑是差异巨大的案例，符合“最大相异”原则，但三者均经历了集团腐败高发的历史时期。如果能够在这些案例中发现共同的自变量，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应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巴林顿·摩尔在1966年出版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被认为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经典著作。摩尔试图通过对几个国家案例的分析，探索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世界转变的三种历史发展路径。他这样表述自己的研究目标：

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地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89]

摩尔的研究是针对六个国家的比较，包括中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论述过程中还对德国和俄国的重要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总体而言，尽管摩尔的这一研究充满争议，但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考切波的比较历史分析名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就受到了摩尔的巨大影响，根据斯考切波的观点，比较历史分析可以“形成一种适当的有关明确定义的历史后果和模式的解释方法”。[90]这一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对历史情境中宏大政治和社会议题的研究。因此，本书也将以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利益集团腐败的生成机理这一政治学问题。具体而言，本书是一项实证研究：即先对利益集团腐败路径提出新的理论假说，然后寻求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一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研究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选取不同国家的案例进行横向比较和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研究需要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化；充分考虑不同案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不同情形，系统地借鉴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本书整体上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理论部分，共有三章，第一章是问题的界定和新的理论假说的提出；第二章是对各级公职人员可能将腐败作为一种有用的政治工具以换取其核心支持者政治忠诚的一般情形、类型与衡量进行研究；第三章关注权力结构配置的差异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利益集团腐败的重要影响，在区分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安排的情况下提出衡量权力结构功效的“4W”原则。第二部分是案例检验研究，共有四章，每章围绕一个国家展开论述。第四章是对美国在镀金时代的利益集团腐败频发现象进行分析，说明为何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经济腾飞时代，秉持经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小规模美国政府会深陷腐败高发的泥淖。第五章是对纳粹德国的案例研究，重点探讨在独裁极权的“元首体制”下纳粹德国的腐败状况及其成因。第六章是对独立后印度利益集团腐败的分析，将印度的政治发展历程划分为两部分：首先是1947年独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带有浓厚威权主义色彩和家长制作风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一党独大及尼赫鲁家族长期把持政府要职时期，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方面实现了大规模转型，作为“金砖国家”[91]的印度，政坛呈现出由激烈的多党竞争向稳定的两党执政联盟过渡的状态。在进行了这一区分之后，本书认为，虽然印度的政治体制在独立后的两个阶段存在重大区别，但利益集团腐败的生成机理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第七章通过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分析，说明大规模集团腐败问题与一国是自由民主还是威权独裁，是经济发达还是经济落后并没有必然联系，要想有效治理利益集团腐败，就需要从遏制腐败的政治工具属性和完善权力结构配置两方面着手。第三部分是第八章，也是本书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避免利益集团腐败提供简要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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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猪肉桶”制度（Pork-barrel）更广为人知的另一个说法是“政治分赃”制，是议员在法案上附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条款，从而使他们受益的手段。“猪肉桶”的说法来源于美国，据说是源自印地安人在族人中分享腌制猪肉的传统。“猪肉桶”资金大部分是直接对某地区或某企业的拨款，在舆论监督比较严的情况下也会使用更间接的办法，例如某项法案在最后要通过时被加入紧急附加条款，如此，法案的支持者为了获得这些议员的支持和法案的及时通过只能放任这些议员加入自肥的附加条款。

[2]《菲律宾上百政客卷入2.29亿美元腐败丑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wall streetcn.com/node/2014530.

[3]“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官方排行，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4/results/.

[4]房宁、许利平、郭静：《菲律宾：一座政治博物馆——对菲律宾民主政治的实地观察》,《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第26页。

[5]Kenneth Bollen,“Politi cal Democrac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Trap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25,No.1,1990,p.24.

[6]尚水：《各国重大腐败案件系列之二：印度电信腐败案》,《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2月18日。

[7]袁征：《美国政治豪门中的“四大家族”》,《人民论坛》2016年第4期，第34页。

[8]乔林生：《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48页。

[9]“镀金时代”指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段美国历史，这一形象的称呼来源于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镀金时代》。一方面，在那个时期，美国正处在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西进运动、大量海外移民的涌入使这个时代“遍地黄金”；但另一方面，又有为数众多的“大人物”，包括道貌岸然的议员、政客们，借此机会与垄断资本家相勾结，假公济私、投机取巧、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中饱私囊。表面的繁荣掩盖着腐败的风气、道德的沦丧、贫富差距极化及其他潜在的危机，所谓“黄金时代”，只不过是个内里虚空，矛盾重重的“镀金时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贬称而著名的时代。

[10][英]约翰·洛克：《政府论》（英文全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49页。

[1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12][美]约瑟夫·奈、菲利普·D.泽利科编著：《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朱芳芳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7页。

[13]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

[1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方网站，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dgoverview/.

[15]“透明国际”官方网站，http://cpi.transparency.org/.

[16]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沃利斯和魏茵加斯特用“自然国”（Nature State）概括了制度腐败型政府的思想，以更宽泛地涵盖那些以创设租金并借租金来巩固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限制经济准入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们认为，这种“自然国”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并在今天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17]Authur F.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Evanston,ILL.: The Principia Press,1908,p.222.

[1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19]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20][美]戴维·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饶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21][美]杰弗里·M.贝瑞、克莱德·威尔科克斯：《利益集团社会》，王明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24][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卷），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25][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卷），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26]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卷）（16—18世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7]同时期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例如内维尔、沙夫茨伯里、洛克、马弗尔和悉尼。

[28][英]詹姆斯·哈灵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0页。

[29][英]詹姆斯·哈灵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2页。

[30]邓杰、胡廷松：《反腐败的逻辑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31]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Gunnar My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 Duckworth,1957.

[32]Robert Klitgaard,Choosing Elites: Selecting the“Best and the Brightest”at Top Universities and Elsewhere,New York: Basic Books,1985.

[33]管制俘获理论以Stigler、Pelzman、Becker和Posner等为代表，寻租理论的代表学者则是Tullock、Nitzan和Hausken等。

[34]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1.

[35]福山认为，由于组织目标的模糊性、监督和问责往往成本较高且难以量化分析、自由裁量权授予的适当程度会随着组织面临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三大原因，公共组织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会带来控制和监管问题。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

[36]《特朗普发表“葛底斯堡演说”畅想“百日新政”（全文）》，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focus/2016usa/11183598/20161024/23805650_all.html,2016年10月24日。

[37]仲伟周：《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扭曲与管制》,《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第56页。

[38]Susan Ackerman,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 cal Economy,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8,p.7.

[39]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Corrup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8,1993.p.205.

[40][美]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1][美]布鲁斯·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骆伟阳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43][美]施蒂格勒：《生产和分配理论》，晏智杰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44]李政军、贺卫：《寻租理论：一个简要的回顾》,《现代管理科学》2001年第6期，第22页。

[45]马海军：《国外主流腐败成因理论评述》,《社科纵横》2008年第6期，第41页。

[46]Leys,Colin,“What is the Problem aboutCorruption?”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3,1965,pp.215-230.

[47]马海军：《国外主流腐败成因理论评述》,《社科纵横》2008年第6期，第41页。

[48][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7页。

[4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5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5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52][美]爱德华·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页。

[53][美]爱德华·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页。

[54]实际上，当时的共和派人士反对其他所有政治派别，并将其他派别全部视为权贵集团和腐败的主体。

[5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56]“卡托信札”（Cato's Letters）是由两位英国记者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其目的是支持媒体的自由，特别是为支持用事实真相辩驳诽谤罪指控据理陈情。这些文字的核心内容是陈述滥用权力是对政府基础的侵蚀，而为了暴露此类行为有必要对关于诽谤罪的法案加以修正，诽谤诉讼案从头至尾应以事实真相为据。“卡托信札”所为之辩护的德国移民印刷商约翰·曾格（John Zenger）审判案也是通往美国保护新闻自由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57]赵辉兵：《美国进步运动研究评述》,《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第88页。

[58][美]爱德华·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6页。

[59]王沪宁、竺乾威：《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6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61]陈明明：《新时代的政党建设：战略目标与行动逻辑》,《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第30页。

[62]这些社会组织以“群团组织”，也就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团体组织”为代表，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另外，政党、政府之外还存在各类民间性组织，但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些社会组织需要有相应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同样与政府关系密切。

[63]1988年，中共中央在十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里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为此，党内理论权威郑必坚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集团问题（《大变动，再认识》,《人民日报》1988年5月20日）。但在当时，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因而利益集团在其后逐渐淡出官方话语体系。

[64]2000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当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再次强调必须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其后，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也发文指出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指责某些部门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江涌：《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瞭望》2006年第41期）。

[65]王礼鑫、刘亚平：《近年来“既得利益”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9年第7期；刘绪贻：《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张亚青：《关于“利益集团”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海》2002年第4期；邵道生：《社会转型期的“利益集团”》,《领导之友》2005年第4期；刘彦昌：《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66]参见杨帆《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危机的根源》,《首都经济杂志》1995年第9期，第84页；刘绪贻：《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李永洪、刘辉：《对利益集团问题的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6期，第102页；等等。

[67]杨光斌、李月军：《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学海》2008年第2期，第55—72页。

[68]汪玉凯：《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变革的主题与主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第23—26页。

[69]程恩富和詹志华认为，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可分为损害公企的利益集团、损害中方的利益集团、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主张西化的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团和分裂国家的利益集团九种类型。参见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问题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0期，第43—46页。

[7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71]参见《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

[72]在近年来中纪委关于腐败官员的审查报告中，“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团团伙伙”等用语往往被置于报告开篇，突出表明其严重性，而这也与早些年对腐败官员的指控偏重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2007.7）、《关于吕锡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2016.1）、《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2017.9）等。

[73]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选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74]《中纪委要求严查“政治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腐败案”》,《法制日报》2018年1月20日。

[75]刘绪贻：《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

[76]杨帆：《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危机的根源》,《首都经济杂志》1995年第9期，第84页。

[77]参见杨帆、卢周来《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以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杨光斌、李月军《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学海》2008年第2期；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问题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0期等。

[78]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采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基本模式。参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79]Juan J.Linz,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p.20.

[80][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81][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89页。

[82][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8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1页。

[84][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5页。奥尔森的观点是：国家兴衰过程中存在两种利益，一种是共荣利益，另一种是特殊利益。他认为共荣利益与繁荣正相关，而特殊利益则与繁荣负相关。

[85]Arend Lijphart,“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The American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Vol.65,No.3（Sep.,1971）,pp.682-693.

[8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7页。

[87]John Stuart 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London: Longmans,Green,1904,p.411.

[88]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New York:Wiley-Interscience,1970,pp.31-46.

[89][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王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90][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91]传统“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的英文首字母。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而在南非（South Africa）加入后，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