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特点
六盘山地区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戎、羌、猃狁、匈奴、敕勒、鲜卑、柔然、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蒙古、回、满、汉等民族共同创造了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六盘山地区曾是古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必经之地，在古代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在对外交流中形成了该地区多元文化背景。鸡头道、金佛峡、弹筝峡、三关口、萧关等关隘古道，往来客商歇息转运，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锁钥。六盘山地区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六盘山地区是边陲要地，从宁夏彭阳、固原境内遗留的战国秦长城到众多地方遗存的督师边防的城池，再到兵民共处的邑堡遗址和出土的大量铜铁兵器，都无不佐证着六盘山地区曾经有过一定的军事实力和频仍的战争。唐宋时，先后在这里建“六盘关寨”，设“七关之险”。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它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大量的红色故事积淀了红色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地区在历史上是移民迁徙极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也具有移民文化背景。
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多民族民众创造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财富，产生了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谣谚、游戏、绘画、剪纸、皮影、刺绣、编织、服饰、雕刻、陶瓷、习俗、礼仪、节庆等众多文化艺术形式。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正是在这种富有开端性、多元性、创新性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并在民族融合与社会历史发展演进中传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异的特征。
一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独特的地域性特点
1.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富有多民族文化色彩
在具体的地域，民间故事的传承既有纵向的历时性传承，代代相续；同时，也具有横向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相互融合。在特定的时代，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会形成某一地域明显的时代文化特征。六盘山地区既具有悠久的古代文化历史，同时，也具有风起云涌的近现代史。从民族构成看，多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在六盘山地区具有历史性。汉族、回族、裕固族、东乡族、藏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保安族等多民族民众共同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多民族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了民间故事的多民族色彩。
以占民族人口比例最为突出的回族、汉族故事在六盘山地区的相互影响为例看，双方之间的影响与融合是十分明显的现象。回族在六盘山地区的生息至明末清初已十分普遍，“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22]。仅固原而言，到清朝咸丰时，固原州境内人口构成有“汉七回三”之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汉两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在广义概念的民间故事讲述上就有十分明显的表现。这种相互影响，小到人物的命名、故事中“道具”的使用，大到整体故事框架，尤其在思维模式上也有深入影响。
从广义民间故事的概念范围看，汉族民间故事中多讲述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仓颉造字等神话故事，回族民间故事中多讲述人祖阿丹、阿旦与哈娃等神话故事。当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显见，比如《西吉民间故事》中《人和狗是怎么来的》这则回族故事中说：“在远古，世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也没有狗。有一天，胡达对一个天仙说：‘地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你去抟一些泥捏一些泥人，我给他们若哈。’”人和狗的神话元素来源是《圣经》，胡达、若哈在用语上是明显的回族文化元素，而“抟土造人”又是中国本土神话故事的基本型构。
从狭义的民间故事概念看，回汉民间故事的相互影响融合现象也比较突出。比如在六盘山地区流传比较广泛的“西天问佛”型故事中既有汉族的也有回族的。故事的主体框架基本一致，但在“外貌”特征上，回族民间故事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主要通过文化符号显现。比如《孝子》中胡达、卡凡、埋体等称谓、事物名称对原有故事中同类事物的替换，使故事带有显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在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回族民间故事在保留自身特征之时也被汉民族大文化心理所影响。《孝子》中“千里背埋体”的故事型构深潜在故事内部，同时，在故事的型构上也深蕴着汉族“孝”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与情感诉求。
当然，民间故事中的相互影响也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并没有十分分明的泾渭。比如回族故事《苦女》《阿里与白鸽》《白鸽子与阿里》与汉族民间故事《白鹁鸽玲玲》《穿白毛衣裳的姑娘》《白脸媳妇》等故事之间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交融。《苦女》与《白鹁鸽玲玲》的故事主体是多年没回过娘家的媳妇请求公婆允准她回趟娘家。但公婆出了一系列难题，苦女与白鹁鸽玲玲分别在神奇的帮助下一次次解决难题。回族民间故事《苦女》中，苦女在解决难题之后达成愿望，得以回娘家。而《白鹁鸽玲玲》故事并没有就此终止，白鹁鸽玲玲回娘家后没有完全完成婆婆苛刻的要求从而被毒打丧命，于是故事中又有了变形的情节。变形本是中国民间故事中深蕴的原型思维之一，在西吉、隆德民间故事中关于鸟儿的传说、故事比较多见，比如《布谷鸟的传说》《猫头鹰为啥叫“恨恨”》《“现黄现割”鸟的来历》《乌鸦为哈宇哥白脖项》《白脸媳妇》等。其中《猫头鹰为啥叫“恨恨”》《白脸媳妇》等都有变形的情节。从文化传统看，《白鹁鸽玲玲》中的变形是原型思维之一，本不需要建立在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基础之上。但白鸽子变人形的情节与回族故事《阿里与白鸽子》如出一辙，回族故事《阿里与白鸽子》在青海、宁夏、甘肃等回族中有普遍的流传。因此，很难决然地说谁影响了谁，谁吸收了谁，只能说民间故事背后的思想交融造成民间故事在构造上的相似性。
在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中，同一类型的故事在多个民族中都有讲述，在保持基本框架一致的同时又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征。
2.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与地方其他艺术形式的交融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系内部各个门类的交融互渗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也是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向前方发展的内部动力之一。民间故事与通俗小说、地方戏曲、歌谣等的彼此融合也是中国民间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六盘山地区，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民间故事的讲述上，与民间故事相交融比较显见的艺术样式有戏曲（以秦腔为主）、歌谣、花儿等。
（1）民间故事与歌谣
在民间歌谣中，以歌谣的方式唱诵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比比皆是。比如《隆德歌谣》[23]中的《孟姜女送寒衣》《孟姜女哭长城》《祝英台》等。当然，与民间故事相比，歌谣更注重人物情感的抒发，在抒情中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歌谣在汲取民间传说、故事的时候也有对众多相关联传说故事的融汇，比如《十二赞将》《十二列国》等。反过来，在民间故事中，出于情节的需要、出于讲述艺术的需要，往往也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采用歌谣的唱诵形式。民间故事中掺入歌谣时，并不以直接的引用方式呈现，而是在故事内部将相关的情节、人物内心感受等以歌谣式的唱诵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杨石罐》中父亲与三个女儿的对话中，讲述者的讲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相区别，在人物语言表达中用了谣曲的方式。女儿们询问父亲为什么发愁时唱道：“苦苦菜，油调和，榆木筷子倒颠锅，爹爹不吃为什么？有啥话对我说。”再如《穿白毛衣裳的姑娘》中兰芝在抒发内心情感时轻轻地唱道：“白鸽子啊白鸽子，我咋呜么热眼你；我要是能有一双翅膀子，也学你飞在天空里。”这种掺入了丰富故事的讲述艺术，使故事讲述显得有层次，又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积极作用。再比如《白鹁鸽玲玲》的讲述在六盘山地区有一种讲述与歌唱并行的方式，其形式在相关的辑录中并未得见，本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了全文辑录。这种讲述形式将讲述者的语言与人物语言以说和唱的方式相区别，同时，人物语言以歌唱的方式呈现，使其压抑的内心世界得到呈现。这种讲述艺术也是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讲述艺术丰富与成熟的表现。
（2）民间故事与“花儿”
“花儿”是民歌的一种，是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花儿”，又称少年，民间也称为“野曲”。在六盘山地区，“花儿”也被称为干花儿、苦花儿、山歌子等。“花儿”艺术以抒情为主，抒情中也夹带叙事。能够演绎为“花儿”的民间故事主要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贞洁烈女坐身旁》[24]是在《王宝钏》故事的基础上对故事的演绎。在民间故事讲述中，讲述者也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故事情节的需要等加入“花儿”。比如《丫丫和金雀》中的“花儿”：“山涧间流水就知妹妹声，牡丹花再俊没有妹妹俊；红坎肩缝着妹妹的心，噬着舌头（者）数妹妹亲……”这种在丰富民间故事讲述艺术的同时添加“”花儿”的形式，使得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讲述更具有地域特征。
（3）民间故事与秦腔
包蕴在秦陇文化之中，六盘山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就是秦腔，民间故事与秦腔的互相渗透交融是十分普遍的一种艺术交叉影响形式。这种相互影响主要集中在故事情节内容方面。
秦腔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成熟于秦，流行于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从起源时间看，秦腔远远晚于民间故事。但各自都随着历史进程有自己的新生内容，因此，起源时间不完全决定汲取的方向性。从传播方式看，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可以成为秦腔剧本故事构架的来源；反过来，优秀的秦腔故事也可能在备受民众喜欢的基础上被抽取故事进行再传播。比如《六盘山民间故事·隆德卷》中的《杀狗劝夫》故事，也有同题秦腔剧目。在故事情节、主题上二者一致，只是秦腔剧目中各个角色都有具体姓名，是按照戏剧需要以道白和唱词推进的故事。在秦腔剧目中，还有与之相关的剧目《杀狗劝妻》。再比如民间故事中881A*“夫妻离散各执信物终得团圆”型故事在秦腔剧目中也多有类似的故事情节。（881A*为该类型故事的编号）
在共同的农耕文化背景下，民间文学艺术之间相互汲取、借鉴，又彼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共同反映着其共有的文化背景。
3.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方言性特征
除了地理阈限，方言性是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世界通用的“AT”分类法，还是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民间故事形成的丁乃通、金荣华等人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分类，民间故事的“类型化”特征反映出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在内容上的相似性，甚至指向源头的相近性。但把一地域民间故事与其他地域民间故事区分开来的，除了地理阈限，讲述语言的差异是其基本特征。承载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是六盘山地区的方言。
六盘山地区方言在构词法、句法、语法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表达效果上，六盘山地区方言增添了民间故事的生动性、形象性，尤其是日常生活情趣与地域性。大量古语词、古白话语词及少数民族习语词汇的留存，增添了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也使其成为“应用中”的方言研究宝库。六盘山地区方言中丰富的“口歌儿”“谚语”“歇后语”丰富了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语言，使其显得葳蕤多姿又酣畅淋漓。同时，六盘山地区方言中积淀了世代生存于此的民众的生存经验、认知经验与审美趣味，这些都作为宝贵的表达资源与叙事艺术外显出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农耕文明气质、地域气质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
二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
民间文学是社会历史的独特同路人。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民间故事中同样遗存了丰富的人类文化密码，寄寓了民众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及艺术创造与想象，保留了丰富而生动的民间、地方语言等。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是六盘山地区民众生活与理想的反映与折射，在艺术性上既具有民间故事的一般艺术特性，又具有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独有的艺术特征。
1.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以大胆的幻想、丰富的想象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异世界。上到天堂下到阴间，神佛精灵鬼魅异士，变化无穷的法宝和呼风唤雨的魔力，奇幻曲折精巧的情节等共同织造出一个缤纷空间与艺术世界，是相对贫瘠、落后与封闭的六盘山地区民众十分重要的精神空间。
2.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有自己的讲述程式。这些程式包括故事的命名、铺垫语、故事的结构方式、故事中人物命名方式、故事的结尾方式等相对程式化的建构方式。
3.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独特生动的艺术形象。豪气逼人的直李、敢爱敢恨的树精、机智勇敢的长工、恶毒狠辣也可能愚蠢的后母、善良忠厚的兄弟、柔弱无助的媳妇以及傻女婿、算命先生、神射手等共同建构起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画廊。
4.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语言优美，具有朴素清新刚健的泥土气息。作为口承艺术，民间故事在民间讲述中相对集中地保存和发挥了地方方言的表达功能。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将六盘山地区方言的表达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也可以说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是语言的艺术。
5.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蕴含了深刻的哲理，蕴藉着农耕文明时代的丰厚生活经验、思想认知与审美意识。此外，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六盘山地区的故事人所认知，并逐步探索。例如徐兴亚在《固原民间故事》的序言中就指出固原民间故事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保存了大量可供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25]。
三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传承与传播途径
民间故事起源于前文字时代，并以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方式得到传播与流布。有文字记载以来，民间故事在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渗透中植根民间生存；借助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的交错并举在民众中深入渗透；在世界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多维关系交融中发展流变。
民间故事在传承上按照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血缘传承、业缘传承、地缘传承、江湖传承及书面传承几类，六盘山地区也不例外。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六盘山地区在古代社会处在文化交流相对频繁的地理位置，而且对其产生影响的文化来源具有世界性。在民间生存过程中，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通过印刷技术、商贾往来、军旅生活、姻亲关系、讲经说书、麦客出入等多元方式得到传播。作为古代战争频仍的地域，屯兵驻防是军旅生活传播也是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不可忽略的重要传播方式。在机器化生产到来之前，集体劳作、麦客出入也是六盘山地区独特的民间故事传播途径之一。此外，在移民文化背景比较明显的六盘山地区，移民迁徙也自然而然带动了民间故事的传播流布，是民间故事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些传播途径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与六盘山地区民众的现实生存方式紧密相关。
四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民间故事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创作，始终和民间生活紧密相连，发挥着多种作用。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是六盘山地区民众期盼美好理想生活的心理折射；是六盘山地区民众惩恶扬善、因果报应伦理观的表达；是对六盘山地区民众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记录。
1.娱乐功能。民间故事的价值与功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早期人类社会，构建于原型思维的民间故事是用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那些在古代具有严肃性质的动物故事和幻想故事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其严肃的性质逐渐淡化，人们不再抱着信实和虔敬的态度去讲述这类作品。不论农闲时间还是劳动的间歇，无论是家庭内部的讲述还是公众场合的讲述，这些故事总是受听众欢迎的。尤其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承载着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精神愉悦方式，民间故事为相对贫瘠落后与封闭的六盘山地区民众创造了一个精神空间与艺术世界。
娱乐功能是民间故事最重要的实用价值之一。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碜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26]民间故事中蕴藉着希望之光，它是民间生存中希望、美好与善良等理想价值的栖居地，鼓舞着富于美好愿景的人们追求理想的生活。对于相对贫瘠、落后和封闭的六盘山地区民众而言，民间故事是最触手可及的精神活动方式之一。今天，我们更注重它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更加珍视其中所包含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2.教化功能。民间故事在产生娱乐作用的同时，对于民众也起着寓教于乐的教化作用。在谈笑之间和美丽的幻想之中常常包含着富于积极教育意义的内容。在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时代，在相对落后的六盘山地区，口口相传、代代相袭的民间故事也承担了启蒙与教育的重大社会功能。故事讲述并不需要依凭奢华的物质条件，即使再贫瘠困窘的条件下也可以开展故事讲述活动。在乡野村里，故事讲述活动的受众中懵懂未开的孩童是主体，他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围着长辈、故事篓子讲故事。在形象生动有趣的动植物故事建构的“童话”世界中遨游；在那些绮丽的幻想故事所织造的奇异世界里沉溺；在除恶扬善、快意恩仇的生活故事中生发滋养出抗争意识；在人物命运沉浮中明辨人情世道；在诙谐幽默又不乏智慧的笑话中欢愉……民间故事深刻的思想性与深厚的艺术性滋养着下一代成长。《懒女子的故事》劝喻他们勤劳；《狼来了》教他们不能撒谎；《爷爷为啥疼孙子》教他们要孝敬老人……从精神世界的开掘看，民间故事更重要的意义是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奇妙的异世界。当然，民间故事的教化作用不止在儿童之中，其化育作用时时处处都有彰显。即使在成人之中，源于生活的民间故事也不断生发着化育的作用。
在彼此相熟的乡土社会，大家几乎共享完全同一的话语语境。民俗、谚语、歇后语、日常语言等所流露出来的艺术触须及其所携带的文化信息等是讲述者与听众相互十分熟知的。这样的语境使一个故事的讲述能够得到最大的酝酿效果而散发出艺术的幽香，并达到最好的教育功能。
3.社会伦理价值观的传播。民间故事属于口承民间文学，在民间社会承担了“载道”的社会重任，并在民间社会广泛传播、深入渗透。无论是幻想故事还是生活故事，无论是动植物故事还是普通人物的故事，其中更包含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与渗透。民间故事以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方式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植根于人心。
从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核心价值观念看，一系列蕴含着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故事正是通过“说古今”的方式而渗透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个体那里。民间故事的口口相承维系和巩固着社会的价值结构，并通过代际传递在历史进程中做了巩固与熔铸。民间故事承担了传承文化、表达民众意愿、抚慰民间疾苦等文化社会功能。其中蕴含的思想和审美意识对于作家文学的孕育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世代发展变化、人类科技与认识发生变化的今天，民间故事中的生活经验、认识经验等实用价值已相对稀薄，其审美意识却在逻辑思维的时代呈现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 杨苏平：《固原方言俗语》，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2] 郝苏民、马自祥编：《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3] 《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4] 竹青：《弹腿》，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5] 张家铎、马平恩：《固原方言辞典》，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2页。
[6] 徐治堂、吴怀仁：《庆阳民间故事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7] 徐治堂、吴怀仁：《庆阳民间故事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8] 固原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固原民间故事》，固原县印刷厂1987年印刷，第346页。（该书并无正式出版书号，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分卷资料丛书”）
[9] 固原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固原民间故事》，固原县印刷厂1987年印刷，第399页。
[10] 火会亮：《挂匾》，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11] 周庆华主编：《六盘山文化丛书·中篇小说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2] 许艺：《罐子里的童年》，《西湖》2012年第6期。
[13] 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4] 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传承》2012年第17期。
[15] 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传承》2012年第17期。
[16] 谭达先：《赞刘守华著〈比较故事学〉的重大成就》，载谭达先《论中国民间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17] 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8]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选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19] [美]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0] [美]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1] 《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27—28页，转引自[美]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2] 吴景敖编著：《西陲史地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23] 隆德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隆德歌谣》，甘肃省静宁县印刷厂1988年印刷。
[24] 马国财：《六盘山花儿集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25] 固原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固原民间故事》，固原县印刷厂1987年印刷，第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