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解读

一 流动人口

国际上一般只有“迁移人口”的概念，而没有“流动人口”的概念。[1]流动人口实际上是在我国户籍制度安排和改革开放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与流动人口类似的概念有城市外来人口、暂住人口、迁移人口、非户籍人口、新移民、新居民、农民工等。

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或研究目的，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流动人口赋予不同的含义。《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下）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不改变原有户籍属性，并且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其他行政区域暂时寄居或临时外出的人口。国家统计局对于“流动人口”的定义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吴瑞君认为流动人口从微观上看是指流入某一地区但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口以及具有该地区户籍但又流出该地区的两类移动人口，从宏观上看是在不改变户籍的情况下，跨越一定地理范围的移动人口。[2]吴晓认为广义上的流动人口指那些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区域停留的人，根据其在流入地停留时间长短，一般可以分为临时性的暂住人口、长久性的迁移人口和差旅过往人口。[3]狭义上的流动人口指那些以谋生营利为目的，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的迁移和暂住人口，而不包括在外地做短暂停留的过往人口。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采用以下定义：离开户籍所在地，跨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这一定义在学术界内被普遍认同。

由以上可知，流动人口的概念都是基于时间、空间、户籍方面来界定，首先，从时间上来看，人口流动到新的地理区域，必须在当地居留有一定的时间期限，这样就把探亲、度假、旅游、外出就医、短时出差等临时性外出情况排除在外，因此，时间是流动人口的统计属性。其次，从空间上来看，人口的空间地理位置是否发生变动，并以跨越一定行政区域界限为标准，这个要素是流动人口的本质属性。最后，从户籍上来看，人户是否分离是评判流动人口的主要标志，即人户分离是流动的重要特征，是区分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唯一标准，因此，户籍是流动人口的特征属性。

本书所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是指在其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地区从事经商、务工、社会服务等经济社会活动并居住生活一个月及以上的人员，不包括因出差、探亲、旅游、生病、从军等原因而临时到外地的人员。具体可以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指具有农村户籍，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或以上，流入其他县（市、区）城镇地区就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目前他们多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出现，并已演变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是乡—城流动人口涵盖的范围比农民工更宽，还包括具有农村户籍，但离开了户籍所在地的非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如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城—城流动人口指具有城镇户籍，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或以上，流入其他县（市、区）城镇地区就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

二 居住条件

在学术界，对居住条件尚没有明确的定义，“居住”从字面意义上讲包含了居与住两个方面的意思。传统意义上，居住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人或家庭拥有的住房情况以及相关居住问题，而忽略了城市社会作为一个空间整体和各居住单元相互之间的外部性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居住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发生了扩展延伸，开始关注社会、家庭和个体三者在居住空间和生活行为层面上的对应关系，提出城市中的住房不是独立的，而是街区的一部分，也是地方社区的一部分，更是城市的一部分。[4]住房和社区由此成为地理实体和社会关系的有机组合，成为一种社会空间的载体。同时，住房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筛选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社区空间形态，使得城市社区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从中，居住也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内涵，蕴含着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集中体现为教育、职业、收入等阶层划分之间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距离，以及这些社会要素或社会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投影。而居住隔离正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投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居住条件不仅包括个人（家庭）住房及其所属的社区环境，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在居住空间上分割的居住模式也是其内涵的重要部分。[5]因此，居住条件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本书的居住条件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居住隔离三个维度进行定义，居住条件的内涵模式如图1-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居住条件的含义非常复杂，且与健康间存在广泛的联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在综合筛选数百份相关研究列出的25项居住条件要素中，有12项与健康有密切相关，另有11项与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6]

（一）住房条件

住房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物质形态层面来看，住房为个人提供了遮风避雨的栖息之所，满足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场所和居住条件需求。从社会层面来讲，住房还是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凝聚与物化，[7]直接影响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及其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从宏观角度看，住房条件还是城市宜居性的核心评价指标。[8]实际上，对住房条件的概念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定义，与住房条件类似的概念还有住房状况、住房形态、居住状况等。可以说，住房条件是指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各种房屋属性，常用的住房条件评价指标有住房的年代、质量、面积、设施、间数、层数、层高、复合功能等，并作为居住空间结构或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评价因子。[9]当然，住房也被赋予舒适、隐私、安全感、归属感和避难所等积极意义，它承载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决定了住房的重要性。本书所使用的“住房条件”仅指各种房屋的物理属性，包括产权、性质、类型、面积、室内设施、噪声、潮湿等方面。

（二）社区环境

住房与社区紧密相连，住房条件凭借其所处的区位与更大的社区空间环境联系起来。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提出来的。他认为社区可以定义为互相交往，居住在邻近地域空间的人群。后来这个概念引申并扩展到其他方面，由于理论背景、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不同的学科赋予社区不同的解释定义。但在诸多的社区定义中，一定人口、特定地域、共同关系、社会互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10]本书沿用了传统社会学对社区的定义，特指地理空间定义下的社区，它既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是一个地理单元。换句话说，本书所讲的社区是指居所附近的地域空间以及人文环境，并以村（居）委会管辖的行政区域作为社区单元和社区范围。

目前学界对社区环境的概念、范畴、边界等尚无统一的定义。与社区环境相关的概念有社区人居环境、住区环境、居住环境等。既有研究认为社区环境是指社区景观环境和人际环境的总和。社区中的街巷、绿地、公共活动场所、住宅本身以及住宅周围相邻的空间等都是社区景观环境的构成因子，社区里的居住者、管理人员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人际关系的主要构成因子。[11]根据社区表观特征可以将社区环境分为社区物理环境和社区社会环境，[12]物理环境包括医院、学校、公园、图书馆、教堂等社区公共设施，空气质量等；社会环境指的是社区物理环境以外，基于居民互动、文化所形成的社区氛围，包括社会网络、社会凝聚力、社会团结、社会安全、社区声誉、集体效能、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等[13]。本书所研究的社区环境主要包括社区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

（三）居住隔离

隔离是指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分布差异的程度和结构，主要关注人群在特定地域空间中分布的不均衡。居住隔离又被称为居住空间分异，是指由于宗教、种族、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平或财富差异等原因，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生活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社区空间中，进而产生隔离作用，有的可能彼此产生歧视甚至敌对态度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歧视或群体排斥。[14]实际上，居住隔离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层在居住空间的表现或者住房分层，而是城市转型及其相应复杂影响导致城市居住空间重构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15]一方面，居住隔离塑造了隔离社区独特的邻里环境和社区景观，不仅意味着不同阶层对物质经济资源的获得水平不同，更意味着邻里环境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居住空间塑造着不一样的居民组成结构及其邻里关系。因此，本书所研究的居住隔离是指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的相对集中、分化、独立的居住空间分布格局，既表现为物理空间上的分割，也可视为同一空间维度中人群的相对集中度。[16]

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居住隔离三者间存在密切联系。首先，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是社会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个体及家庭在城市生活状况的现实反映。住房和社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居住空间，但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场域。它的很多社会意义正是通过住房和社区中的居住格局来实现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正是居住格局的载体。因此，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的分异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社会表征。其次，居住隔离可以理解为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在居住空间不断分化的背景下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在空间上不断分异的过程。尤其是在城市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和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的现实背景下，较高的经济成就将其转化为更高质量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这就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居于不同城市空间位置，体现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经济地位的差异，更是社会阶层和身份的差异。经济社会地位差异必然带来群体间不同程度的居住隔离。

三 健康

（一）健康的概念

健康不仅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和重要标志。健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综合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个人和组织对健康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17]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健康的概念有了更深和较全面的认识，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融入了更多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甚至文化因素，现在健康的定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医学范畴。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损伤、疾病或虚弱的状态”。[18]只有个体三者均处于良好且彼此平衡时才能判断其为健康状态。身体健康指机体各部分结构和功能的正常状态，可依据一系列医学标准判定；心理健康指人的身心协调和谐的状态，即精神心理过程的正常状态；社会健康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与满足的状态。社会存在的状态，是对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总评价，即对需求满足过程和满足程度的评价。该定义从此成为最具全面性、使用最为广泛、引用最多、最具权威性的定义。这种新的观念使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从简单的生物学模式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对健康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拓展和深化，指出健康是在心理健康、躯体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为健全的状态。道德健康是指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社会制定或认可的道德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具有辨别和选择善恶、荣辱、真伪、美丑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

（二）健康的测量

从健康的定义可以看出，健康是一个多维、复杂、动态的概念，且难以准确量化。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度量标准，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借助某项单一的指标来衡量个体健康的所有维度。在国内外大量关于健康的研究中，健康指标的选取并不是单一的，健康在宏观层面上和微观层面上所选取的指标也不尽相同。

在宏观层面上，衡量个体健康状况常用的指标有孕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传染病患病率、预期寿命和发病率等。[19]这些指标主要针对群体的测量，由于计算较为简单，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现实，易于统计且可实现在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因此被广泛地应用。

在微观层面上，大部分学者主要采用“自评健康状况”（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自我报告疾病及日常生活状况”（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ADL）、“慢性病患病率”、“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作为健康衡量指标。自评健康状况是指调查者主观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个方法运用起来相对较简单，易于被调查者接受，能够有效反映受访者自我感知的各种健康状态和个体既有的关于自身健康的知识，[20]在指标综合性和稳健性上具有显著优势，且能够有效预测死亡率、患病率等客观健康指标，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受访者的实际健康状况。[21]在Health & Plac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等社会科学领域主流期刊中运用较为广泛。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例如受调查者的主观影响较大，在测量时可能存在偏差。慢性病患病率是反映健康状况的重要客观指标，也是测量健康预期寿命和疾病负担的重要现实依据。心理健康的测量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常用的有简要症状量表（BSI）[22]、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23]、GHQ-12精神健康量表[24]等。

综上所述，在对健康进行度量时，最好是各类健康指标共同使用，既要考虑健康的客观指标，也要考虑健康的主观评价。本书所使用的健康指标有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率和心理健康，其中自评健康状况运用国际通用的五分量表；[25]慢性病患病率主要采用询问受访者是否被医生诊断告知患有各类慢性病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则采用心理健康K6量表，该量表在美国国家健康访问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心理健康调查联盟中得到广泛应用，[26]其中中文版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健康调查中被证明也有很好的适用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