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对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健康的相关研究较多，本书将从不同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本章节首先梳理了关于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健康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文献，继而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居住隔离三方面，重点对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居住条件与健康关系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最后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一 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
（一）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
移民住房，尤其是跨国移民的住房问题一直是西方城市研究和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重点，国外有关移民住房研究涉及住房权属、住房质量、住房选择、居住流动等方面，其结果揭示移民住房普遍存在质量低、环境差、边缘化、空间封闭集聚等问题。[33][34][35]在我国，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如洪流般的人口流动给流入地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住房压力，人口剧增导致住房供应不足以及其他相关住房问题。由于经济能力的不足使得大量流动人口被隔离在城市正式住房市场之外，而基于户口的身份歧视又使得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36][37][38]导致流动人口在住房市场上处于劣势和边缘化状态，[39]住房方式较为单一，获取住房的途径十分有限，更多地依靠企业用工单位提供的宿舍解决住房问题或者租住城中村内的农民房，[40]这些非正规住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对廉价住房的迫切需求。同时，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与其就业性质紧密联系，从事制造业的流动人口多生活于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或员工公寓内，建筑行业的工人多居住在建筑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棚或板房中，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则更加多样化，有些寄居雇主家，有些租住私人出租房，甚至还有直接居住于就业场所内。从住房区位来看，居住在中心城区的流动人口比城郊或郊区的居住条件更为拥挤，但城郊或郊区流动人口的住房设施更为简陋。尽管近年来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在不断改善，[41]住房拥有率在不断提高，[42]但从整体上来看，相比本地居民，住房拥挤不堪、居住条件差、房内设施破旧、缺乏必要的卫生等设施、通风采光条件差、安全隐患多仍然是目前流动人口住房面临的普遍性问题。[43]
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44]国外研究一般对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地位、迁移年限、收入和教育水平等）、人口生命周期（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制度（住房价格、利率、城市规模等）和文化因素（永久定居意愿、语言、移民辈分、社会网路、隔离和歧视等）四类。[45]国内学术界则认为户籍制度等制度因素、市场机制、就业情况、社会融入因素和群体特征因素等是影响我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因素。首先，在制度因素方面，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等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屏蔽作用下，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能力购买商品住房，也无权享受城市建设的保障性住房，[46]甚至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整体住房条件低下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其影响程度远大于社会经济因素[47]。其次，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重要市场因素。除了单位提供居住场所的流动人口外，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但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房价和房租水平，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通常只能租住城乡接合部的农民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48]再次，工作地点和行业等就业情况也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时都是以方便工作为前提，因而对住房的通勤距离要求较高。另外，居住时间、留城意愿等社会融入因素也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一些研究认为住房市场改革后流动人口受制度约束逐渐减弱，反而其自身能动性、意愿和策略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49]最后，流动人口住房状况还受到其群体特征包括家庭类型、流迁特征、代际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如林李月、朱宇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两栖状况（即其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比户籍制度和个体特征对其居住状况的影响更为显著。[50]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也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一个重要群体因素，[51][52]相比老一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自有率更低，租住私房的比例更高。
（二）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
移民社区环境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外城市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研究多集中在跨国移民聚居区、族裔社区、黑人聚居区等边缘社区。从社区物理环境方面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景观特征、物理空间、环境污染暴露、基础设施、建成环境等方面，[53]社会环境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凝聚力、邻里关系、社区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安全、社区网络、集体效能、社区归属感等方面。[54]社区环境，尤其是社区社会环境对移民个体行为、健康福祉、生活境遇、心理压力和儿童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在微观视角上关注个人、家庭的人口特征、房屋产权属性等对社区环境的影响，注重社区个体差异解释社区环境的状况；在中观视角上强调社区结构特征，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种族异质性对社区环境的影响；在宏观视角上关注更大空间范围的宏观结构特征的作用。[55]
与大量关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的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对流动人口社区环境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有关流动人口社区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社区参与的相关研究还十分少见。现有对流动人口社区环境的描述主要聚焦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流动人口相对集聚的社区。[56]尽管近年来相关研究已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但是现存研究所描述的流动人口社区环境状况仍然是一幅“脏、乱、差、穷”的画面，甚至存在生命、财产安全隐患。[57]目前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对社区物理环境的定性描述分析上，如居民乱搭乱建现象突出，楼房建筑缺乏规范，“牵手楼”“握手楼”“一线天”等违法建筑频现，[58]小区绿化面积小甚至缺失；流动人口社区大多位于城中村、棚户区或城乡接合部，这些地区往往容易成为城市管理的盲区和真空地带，周边卫生环境差，小广告贴满墙壁，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蝇滋生，社会治安较为混乱，甚至成为社会藏污纳垢之地；[59]由于政府公共投入不足等原因，流动人口社区居住环境多维剥夺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可获得的设施较少以及设施的可达性较差[60]。即使有一定的公共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损，[61]距离医院、学校、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较远；基于工作的便利和节省住房开支的考虑，很多流动人口的社区往往位于城乡接合部，靠近工业园区或附近有不少加工作坊，导致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暴露于污染相当严重的环境之中。王桂新等对上海市20个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调查发现，32%的外来人口的居住区附近有化工厂、电厂等污染性工厂。另外，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物理环境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有研究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社区物理环境要显著好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流动人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62]
从社区社会环境来看，在社区社会网络方面，由于居住场所频繁更换、社会排斥和身份歧视，流动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感缺乏，社会信任感淡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依赖的社区社会网络依旧是亲戚、老乡、同事等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非正式支持系统，[63][64]而政府有关部门、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等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极为有限，社区社会资本的匮乏限制了流动人口群体的经济融入、政治参与和文化习得，进而阻碍了其城市社区融入进程[65]。社区参与是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方式，目前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程度很低，[66]体现在社会交往封闭、社区活动、社区选举、社区管理的参与不足，缺乏可及的社区服务[67]。尽管有些本地居民与居住在出租房的流动人口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作为房东和租客，在经济上是共同生存和相互依赖，但没有情感上的交流，彼此社会关系疏远。[68]流动人口缺乏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很少被接纳到社区建设和社区政治、社会事务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9.8%的流动人口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社区工作人员的关心，在遇到困难时，85.9%的流动人口选择向亲戚、老乡、朋友等群体寻求帮助，向社区工作者、邻居等求助的比例只占很小一部分。[69]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受到个体特征、流迁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社区环境有显著影响，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其社区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越大。另外，家属随迁尤其是在学子女随迁意味着需要临近学校，并对社区环境有积极影响[70]。同时，从社区归属感来看，流动人口社区地方感明显不及本地居民，甚至是一种“失根式”的消极地方感，[71]还存在性别间的差异，流动人口的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72]。城乡接合部非定居的流动人口往往有一种深深的社区隔离感，社区归属感存在疏离与游移，其实质是一种所属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双重缺失和空间错位而引发的社区认同危机。[73]流动人口居住区的类型可划分为社会融入型和社会隔离型，不同居住区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往程度。[74]
（三）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
1.居住隔离的测量
居住隔离一直是欧美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经典话题，形成了不少的理论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芝加哥学派、行为学派、人类生态学派以及制度学派，[75]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居住隔离进行了解释。芝加哥学派认为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不同群体和阶层在城市的不同地域分布，形成不同的分布模型，如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等，这可以被认为是居住隔离研究的起点；[76]行为学派注重除经济因素外的心理、文化因素等个体特征是形成居住隔离的重要因素；[77]人类生态学派关注自然选择，强调居住隔离是优胜劣汰的过程；[78]制度学派则注重用宏观制度来解释居住隔离现象[79]。
居住隔离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进行衡量，因此需要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详细解释。国外关于居住隔离测度的文献报道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梅斯和丹顿认为居住隔离可以有五种不同维度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相应的若干衡量指标：接触性（exposure）、均质性（evenness）、集中性（concentration）、向心性（centralization）和群聚性（clustering）。具体来看，“接触性”测量两个群体接触、交往和互动的可能性，常用指标有交互指数、隔离指数、相关比率指数；“均质性”指的是不同群体在城市中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常用指标有变异指数、熵指数、基尼指数、阿特森指数；“集中性”测量少数群体占据区域内空间的数量，常用指标有Delta指数、绝对集中指数、相对集中指数；“向心性”指的是少数群体集中居住在接近城市中心的程度，常用指标有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群聚性”是指少数群体在区域内居住不对称或不成比例的程度，常用指标有空间接近性、绝对集聚、相对集聚、距离衰减交互、距离衰减隔离。[80]上述指标中常用的有以下四个指数。
（1）差异性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
居住差异性指数是使用历史最悠久、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居住隔离的指标，也被称为居住隔离D指数，于1955年由Duncan和Duncan提出。按照均质性的解释，居住差异指数的含义是在某一空间内，为了实现人群均匀居住分布而需要重新进行空间定位的少数群体的比例。居住差异指数的公式为：
公式①中，假设一个城市n个区域单位中分别居住有A和B两个群体，xi和yi分别代表区域单位i中群体A和群体B的人数，X和Y分别表示全市群体A和群体B的总人数。居住差异指数取值范围介于0—1，若居住差异指数取值为0，则表示两类群体在全市范围内完全均匀分布，即所有区域单位内的群体A和群体B的相对比例等同于全市比例；若居住差异指数取值为1，则表示两类群体完全隔离，在居住空间范围内毫无交集；若居住差异指数为0.4，则表示全市范围内群体A需要有40%的人进行重新定位才能实现居住人群的均匀性分布。在现有国外居住隔离研究中，一般根据居住分异D指数来划定居住隔离程度，D指数介于0—0.3则表示轻微居住隔离，D指数介于0.3—0.6则为中等居住隔离，D指数大于0.6则认为是严重居住隔离。[81]
但是上述居住差异指数只能够在全局层次上测量不同人群的居住隔离程度，即在一个空间上只能计算出一个隔离指数，也就是一个城市层面只能有一个居住差异指数，而无法在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分别计算居住差异指数，不能同时给出区县级层面的隔离指数，这在实际研究中存在很多局限性。正因为上述公式的局限性，有学者对公式①进行了改良，提出了可用于局部计算的相异指数，[82]也被称为局部分异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公式②中，Di指数表现的社会区域i内两个群体的相互隔离程度，可以揭示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居住隔离的差别性，其取值范围为-100—100。Di取值为0时，则表示两个群体人群按全市人口比例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具体来说，群体A 在本研究区域单元内遇到群体B 的概率，等同于在全市范围内群体A遇到群体B的概率。若Di大于0时，则表示本研究区域单元内群体A相对群体B而言，在本研究区域更加过度聚居；Di小于0时，则与此反之。而-100和100表示两类群处于完全隔离的两种极端状况。
（2）分异指数（Index of Segregation）
分异指数（IS）是在差异性指数（ID）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用于代表单个群体与剩余其他以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隔离程度。分异指数与差异指数计算公式相同，唯一不同点在于分异指数中yi表示空间单元i中除去某群体外其余所有群体的人数，Y是指整个城市或一个特定区域内除去某群体外其余所有群体的总人数，IS的取值区间范围为[0, 1], IS<0.3表示分异度低，IS＞0.6表示分异度高。[83]
（3）隔离指数（Index of Isolation）
隔离指数实际反映的是人口的绝对集中程度。其中xi代表空间单元i中x的人数，X代表区域内x的总人数；ti表示空间单元i的总人数。∏的取值范围为[0, 1], ∏<0.3表示隔离度低，∏＞0.6表示隔离度高。[84]
（4）孤立指数
孤立指数是另外一种衡量居住隔离的常用指标。它也是测量一个区域范围内居住隔离整体状况的指标。考虑到实际研究的需要，借鉴局部居住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省略局部区域求和的相关步骤，推算出局部的孤立指数。[85]表达式如下：
以上公式中，xi和ti分别是社区i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数量和全部常住人口的数量，X是指所有社区中的流动人口总数量，用于表示城市的总体水平。孤立指数越高，则表示社区内流动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相对越高，流动人口越孤立，则与本地居民接触或联系的概率越少。
2.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现状
国内对居住隔离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主要涉及聚居区、居住空间形态、居住空间分异等方面。从居住空间形态上看，受到来自个人经济地位等特征和户籍隔离、社会排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以及出于就业机会较多、交通相对便捷、房屋租金低廉、城市管理松散、中小企业众多、乡缘社会网络集中等方面考虑，流动人口的居住地主要集中于城乡接合部及“城中村”，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由地缘、业缘或亲缘关系缔结而成的低收入群体聚居的空间形态，从而导致“移民飞地区”和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的形成，[86]即所谓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如“新疆村”“安徽村”“浙江村”等，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基本结构与功能已经呈现出类似国外城市贫民窟的特征。[87]国内学者研究认为城中村已经演变为流动人口提供廉价住房的低收入社区，对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具有现实意义，成为流动人口住房供应来源的重要补充。[88]
同时，在城市房价高企的背景下，由于受个人收入、社会资本、职业类型和教育水平等个人局限性的制约，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强烈的居住空间分异或居住隔离，[89]流动人口主要集聚于城中村、城郊接合部或未经改造的老旧城区，空间位置明显与本地市民隔离开来。甚至在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出现双重分化，出现村委会社区比居委会社区的居住隔离程度更加严重的情况。[90]另外，随着国内各类政府普查数据、大型调查数据的公开，不少学者从宏观角度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社会区分析等方法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现状进行描述。他们的结论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以条状、团聚状、散点装以及片状结构为主；[91]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居住隔离比较严重，微观地理尺度的居住隔离显著高于宏观空间尺度，[92]而且上海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呈多核心结构分布，以点状零星分布在近郊区域；广州市流动人口则主要以圈状分布在中心区的外围区域。[93]居住隔离减少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机会，阻碍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熟悉和适应，增加了社会融入的困难，从而强化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化状态。[94]
3.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因素
从现有文献报道来看，流动人口居住隔离受到制度和结构性因素、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影响。首先，从制度和结构因素看，户籍制度的差别、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壁垒是影响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本地/非本地”的户籍“属地差别”是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根本原因，作用超过“城市/农村”户籍“身份差别”。[95]但李志刚等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影响在减弱，市场的因素在增强。除此之外，产业网络、产业结构也对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有重要推动作用。其次，除了制度和结构要素外，流动人口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是重要的经济因素。由于自身条件与经济实力不同，流动人口对居住条件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过高的房价及房价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对称性上涨导致流动人口居住区位向城郊边缘移动，其居住形态呈“极化”倾向，与周边市民的居住隔离呈加强趋势。[96]另外，社会资本、情感诉求，对房租、交通等的要求和主观自我选择，饮食文化习惯，社会歧视与排斥等内在和外在、客观和主观因素，对共同固化流动人口隔离空间的分布模式也有重要影响。[97]
二 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一）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我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始于30多年前，但是有关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一直为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所忽视，直到2003年“SARS”后，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98]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保障系统日渐完善，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健康成果并没有充分惠及流动人口群体。尽管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医疗资源和健康服务，但流动人口由于不具备流入地的户籍，难以享受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其选择十分有限。他们往往在不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再加上医疗保障缺乏，自身健康风险意识薄弱等原因，致使他们更易遭受各类疾病的侵袭，健康状况也更易受到损害。[99]
早期研究多是从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角度探讨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100]大部分局限于某种疾病或某类健康问题，主要包括传染病的发病与流行[101]、生产事故与职业危害[102]、生殖健康与孕产妇保健[103]、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与社会交往[104]等。2010年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问题才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05]研究表明，由于长时间背井离乡，与家庭成员两地分离，家庭温暖和亲情缺失，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缺乏，社会融入困难，流动人口很容易产生各种负面情绪，其心理健康水平不仅低于流入地城市居民，而且低于全国平均健康水平。流动人口心理疾病的躯体化、强迫症、人际敏感、抑郁和恐惧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106]
大量国际迁移研究发现，移民健康状况受个体流动经历的直接影响，反过来也决定着其流动决策和流动机会。在迁移前阶段，迁移者需要克服迁移过程中的艰苦环境、适应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因此只有具备必要健康条件的人才有可能进入迁移人口的行列，即迁移者的健康状况选择性地优于流出地当地的非迁移者，这种内在选择性被称为“健康移民效应”或“健康选择效应” （health migrant hypothesis）,[107]这一现象在我国的人口流动中也得到普遍验证：乡—城流动人口健康水平要普遍好于城市本地居民，[108]而且在外流动的人口其健康状况在不同外出时间、年龄者间差异较小，乡城流动对农村常住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外出的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更倾向于长期留在流入地城市，甚至可能把家人接到城市一起生活。而那些健康状况明显变差的人群往往无法长期停留在流入地，出于节约医疗开支费用、生活成本、寻求社会保障需求和家庭支持等多方面的考虑，他们可能返回流出地，这种现象被称为“三文鱼偏误假说”（salmon bias hypothesis）。[109]这些现象存在于墨西哥—美国移民群体以及其他国家中，[110]而且在其他不同健康指标（如人群的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能力ADL等）上亦得到了检验。[111]“三文鱼偏误假说”在我国的人口流动中也得到证实：无论是基于单个城市的截面调查数据，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调查数据，其结果都表明城市的流动经历恶化了农民工的健康状况。[112]这揭示了农民工在赚取经济收入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健康损耗或付出更高的健康成本，健康损耗严重的农民工回到流出地的概率更高，造成当前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相比看上去并未出现更为严重的健康损耗的假象。[113]城乡二元区隔让城市健康资源难以为农民工所共享，使得部分疾病负担和健康风险由城市转嫁到农村，这不仅影响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供求矛盾，进而可能导致地区、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变为健康分布不平衡。
整体上来看，与国际移民研究相比，因为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的时间还不长，导致中国学者对流动人口健康研究的经验积累不足，现有研究未能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做出清楚的解释。[114]另外，因为流动人口健康问题不如其他社会问题这么明显，尤其是慢性病和心理健康的发病过程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表现，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如身体疾病那么明显，它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难以把握，因此，国内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的重视还不够。[115]
（二）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国内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从当前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结论中可见，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言，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和收入、教育等经济学因素，户籍、地区等制度性因素，以及心理因素都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工作时间长、失业率较高、居住条件差、生存压力大、语言不通等均会对流动人口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16]如苑会娜对北京市八城区的流动人口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与性别、教育、流动状况、心理健康、社会保障及居住条件有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与流动经历、生活压力、社会资本及环境公平也有关。[117]迁移过程中面临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对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118]从经济因素来看，流动人口健康也与平均每月与健康相关的支出、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因素也有关。流动人口大多进入技术含量低、待遇水平少、工作强度大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休息时间少。[119]为了提高经济地位，获得更高收入，流动人口不得不在健康方面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较低的收入水平也约束他们获取和利用健康资源的能力，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120]从制度因素来看，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流动人口普遍感到被排斥，并产生自卑、孤独、失落、不满等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121]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对健康有着突出的影响。社会支持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122]居住地的改变使流动人口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短时间内面临社会交往及社会支持的匮乏，这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123]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越多，心理健康水平可能越好，社会功能及生理健康也越好。相反缺少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将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可能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124]
三 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对住房条件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由于当时与住房条件有关的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相继暴发，流行病学家经过研究发现，住房条件恶劣（比如通风采光差、空间过度拥挤、卫生条件差、建筑材料不合格等）可能会成为传染病传播和蔓延的“温床”。[125]因此，改善住房的卫生条件、缓解居住拥挤来降低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是早期英国公共卫生政策和传染病防控措施的重要环节。在19世纪中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如较差住房、贫困、衣服和食物以及缺少健康设施等导致下等阶层出现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且居住在标准条件以下的人群所经受的压力冲击增加了贫困人群的发病率，这些发现有力支持了贫穷的住房条件会对健康状况起不利作用的观点。[126]潮湿、霉菌生长可能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慢性病和精神病；而看似与空气质量有关的哮喘实际上与室内污染物和蟑螂、老鼠等害虫有关；室内过分使用铅涂料可能引发铅中毒，导致儿童神经及认知受损。[127]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住房条件与健康关系的关注也从早期流行病学逐渐延伸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大量的国外研究结论都证实住房条件与健康指标和疾病（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营养不良、心理疾病等）的关系；[128]不合格的住房条件（包括过度拥挤、阴暗潮湿、通风不良、缺乏卫生设施和清洁的饮用水等）与呼吸类传染病、肺结核、哮喘、皮肤过敏、心血管疾病等发病率密切相关[129]。从住房支付能力视角研究住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130]由于住房支付能力直接影响个体可获得的住房类型、质量和安全性，因而与个体健康状况（特别是心理健康）建立关联。如住房可负担性不足通过住房支付困难的压力机制间接影响健康。[131]住房也常常被用于代表个体社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个人（家庭）的社会经济实力，生活在自有住房的人群健康状况往往要好于生活在租住房的人群健康状况，相对于租房者来说，拥有住房者具有较高的控制权、生活满足感、自尊和来自家庭的安全感。另外，住房条件对心理健康也有着显著影响，住房拥挤、房屋楼层、类型和位置与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有着密切关系。[132]
相比较于国外对住房条件与健康关系的全面探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现有研究已经从地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对中国特定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是对由此所造成的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却长期缺乏关注。现有关于住房条件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也仅限一些零星的调查，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少关于流动人口健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都只是从住房条件的某一方面、某一个变量或将其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纳入分析，而不是作为主要观察的变量，更缺乏就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的系统研究。[133]既有研究表明，居住环境是造成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健康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住房条件与流动人口各种健康指标存在一定关联性，如人均住房面积越大者，健康状况越好；住房质量越高，健康状况越好，[134]生活满意度也越高[135]；住房所有权、搬家次数、住所安全情况、住所内卫生状况对流动人口健康也都有显著影响[136]。相对于单位宿舍和公租房，寄居在城中村等非正式住房的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知觉压力和心理问题。流动人口住房室内基础设施拥有越少，其患慢性病的概率也越高，甚至对其精神健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137]住房室内空气质量也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除了客观的住房特征外，一些主观住房变量如室内环境质量评价、住房安全感、住房满意度等也被证实与健康状况有关。[138]如住房条件通过社区满意度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139]
四 社区环境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住房与社区紧密相连，住房凭借其所在的区位与更大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生活在同一社区的人，拥有相同的邻里，往往享有共同的公共空间、交通设施、零售服务和公共医疗资源。因此，除了住房条件本身外，住房所在的社区环境也是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之一。[140]因为人作为一种“空间动物”[141]，其身体、心理与情感都深受所住社区环境的影响。社区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公共卫生学以及城市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关于社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很早以前就在文献中有所记载。早在17世纪，人们就开始意识到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居民更可能与犯罪、低教育水平、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疾病发病率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就研究社区环境与健康指标的关系，发现在城市中那些贫困、移民数量多、住房条件差的社区往往有畸高的婴儿死亡率、犯罪率以及精神疾病发病率，但是那个时期对社区的关注主要是针对社区犯罪问题的研究，健康指标不是重点研究对象。那个时期在社区层面上显现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由社区居民个体特征上的不同造成的，忽视了社区本身的环境差异对个体健康的影响。[142]过去几十年来，有关空间与健康关系的解释往往被归咎于生活于该空间中的个人因素，这一传统使得健康统计中显现出的区域差别常常被解释为与健康相关的个人特征，如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而区域大环境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在研究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健康的“社区效应”作为一项专门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研究视角也从个人住房扩展到社区环境。健康领域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宏观社区社会环境对健康状况的影响，[143]主要采用长时段的历时性数据（通常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此进行研究。2007年《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杂志曾以“住所与健康”为主题出版了专辑论文，说明社区对健康影响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此之后，社区对居民身体以及健康的影响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的出现和相关应用软件的投入使用，以及对多水平分层结构数据的科学认识，使得人们可以更加客观准确地描述居住社区的社会特征与个人健康的关系。在西方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特征相似的居民，由于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不同，其健康状况也有所不同。[144]例如，居住在生活设施被剥夺的社区，个体患冠心病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孕产妇与新生儿健康方面，邻里犯罪率、失业率和收入构成是影响新生儿体重过低的限制因素。[145]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间，西方学术界有关城市空间背景与健康方面的研究迅速增加。[146]相关研究发现城市不同居住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对居住其中的居民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同一城市不同居住区域的居民在死亡率、慢性病状况和精神疾病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147]在心理健康方面，较好的邻里社会经济状态，有助于缓解低收入人群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也有助于停止对毒品的依赖和减少饮酒行为，对提升老年人的自我健康评价也有重要作用。[148]社区环境甚至对个体长期的生活也存在广泛的影响，2012年《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社区邻里效应对低收入人群身心健康的长期影响”的文章，指出：在美国“前往更好的机遇”（MTO: moving to opportunities）的混合社区与公共住房实验中，相比那些一直逗留在贫困社区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搬迁至混合社区的低收入家庭，在搬迁发生的10—15年后，其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得到了显著提升。[149]
从整体上来看，国外早期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社区物理环境与健康关系上。居住空间的分异使得不同邻里社区的物理环境会有差异，如在较差的社区随处可见街边或人行道上的垃圾、玻璃碴或废弃物，以及比比皆是的建筑物上或墙体上的涂鸦，还有闲置或荒废的房屋、店面以及没有玻璃的窗户，这都能显示出社区的破败与不景气，是社会失序在物理环境上的体现。研究表明，社区物理失调不利于居民的健康。[150]另外，邻近主要道路、车站、机场等交通设施的社区或社区附近是否存在污染型工业或垃圾处理场，会因为噪声和尾气污染而对社区内的居民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51]恰恰相反的是，社区内有可供活动的场地或公共绿地等活动资源，可能引导居民进行体育锻炼，有利于人际交往和沟通，从而对健康产生正面影响。在社区建成环境维度上，整洁的邻里空间、适宜的人口密度、完善的商业布局、良好的生态空间及较好的交通设施等环境要素的宜居性与便利性能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水平[15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对健康的作用逐渐减小，社会文化环境逐渐成为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153]社区社会环境是在近年来才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对健康产生影响的主要路径之一，甚至有研究发现社区物理环境通过社区社会环境而作用于个体健康。尤其是社区的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关系得到深入研究，其结果表明，通过不同形式社区社会资本如互惠与信任（相互帮助、彼此问候、礼尚往来），社会资本与一系列健康指标相关。即使控制收入等变量后，这种影响关系依然在包括精神健康、自评健康、身体功能、健康行为、预期寿命损失、死亡率等指标上显著存在。[154]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在社区中与健康有关的行为规范中发挥作用，摩尼基于荷兰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拥有良好的环境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更多的体育活动，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可能性更小，这些行为将直接有利于他们健康的获得。[155]
当然，社区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有些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状况之后社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并没有独立的影响。Reijneveld S.A.和Schene A.H.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项研究发现精神错乱在贫困地区发生概率更高，而这完全可以用居民较低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解释。[156]Boreham等对英国自评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型超市、街角小店、邮局、全科医生诊所4种不同社区服务设施布局的可及性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肥胖、吸烟等健康指标没有直接相关关系。[157]另外，社区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可能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就业状态、性别、种族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的人群暴露在社区环境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儿童、年长者和妇女往往只能在特定地域空间进行日常活动，在社区中的时间要更长，社区环境对他们的健康影响相对更为突出。[158]因此，截至目前，社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方向仍缺乏足够而确凿的证据。
相比国外的研究，国内对流动人口社区环境与健康关系的文章还十分少见。首先，现有的研究指出流动人口的社区满意度、社会凝聚力、安全感评价与健康有关，[159]其中对社区社会环境正面的主观评价（如社区凝聚力、社区安全感）有利于改善自评健康、降低知觉压力，而与慢性病则无相关关系[160]。社区的物理环境指标（如公共服务设施、空气质量）与流动人口的健康没有相关关系。其次，相对城市居民，流动人口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社会经济上又处于不利地位，导致流动人口更多地依赖社区原有的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并未完全扭转，流动人口并没有融入本地社区，基于地缘、血缘的“差序格局”仍是他们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161]因此，关系网络、社会参与和信任等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62]社区社会资本多的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好于社会资本少的流动人口，城里朋友多、与本地居民交往多、与居住地组织常联系、常参加居住地活动和信任居住地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163]
五 居住隔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国际上关于居住隔离对健康方面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Yankauer就发现种族居住隔离与人口健康存在相关关系，即在美国纽约市的居住区里黑人和白人所生婴儿的死亡率随居住区中黑人所占比例的攀升而提高。[164]虽然近年来美国城市中不同族裔的隔离状态相比20世纪50年代大为降低，但依然有相关研究证实隔离造成在美国少数族裔聚集区新生儿总体死亡率更高。[165]居住隔离不仅不利于黑人群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反而扩大了与白人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在隔离程度较高社区居住的黑人自报不健康的比例更高，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西班牙裔与白人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通过社区内部互助行为，反而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健康差异。[166]
地理空间上的隔离还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机会、生活质量、教育机会、社会服务以及医疗设施等，从而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Subramanian等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发现居住在高度隔离区域的黑人比居住在低隔离区域的黑人所报告的自我健康状况更差。[167]居住隔离往往造成不同阶层的居民享受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公共服务，居住在特定不利空间的居民往往要承受低质量的基本设施、住房、公共空间并面临更多犯罪的威胁，而这些又成为决定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Grier通过比较美国黑人聚居区与白人居住区，发现黑人聚居区贫困发生率更高，失业和犯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医疗服务严重不足，公共基础设施更是破败不堪，未婚生育、家庭破裂、福利依赖等社会问题尤为严重。[168]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黑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出现较差的自评健康和较高的患病率，甚至在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及癌症上都有着更高的患病率。并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累积性，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Williams研究指出种族居住隔离是造成种族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贫困的黑人聚居区由于与主流群体相隔离，导致教育和就业机会缺乏，影响到个体素质和社会竞争力。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经济地位，阻碍社会经济的流动性。由此通过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影响黑人的健康水平，[169]导致出现较差的自评健康和较高的患病率，[170]甚至在隔离区域居住的居民在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及癌症上都有着更高的患病率，在总体死亡率上也更高[171]。
此外，隔离与歧视之间往往存在密切的联系，歧视往往从邻里环境的选择和隔离中显露出来，而隔离对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要的反馈影响，歧视导致隔离的产生，而隔离又限制黑人的经济机会，面临更多的不公平待遇，产生了种族间的经济差距和不平等，从而造成进一步的歧视和隔离。[172]研究证实歧视是居住隔离影响移民健康的一种重要作用机制，尤其对跨国移民而言，其所承受的歧视往往带有语言、文化、宗教甚至种族歧视的色彩，是影响其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使得这些居民容易从年幼时期就受到压力、健康恶化和不良行为的影响。[173]移民在流入地所受的歧视经历不仅会降低其健康服务获得，[174]还会直接影响精神健康[175]甚至对高血压等生理健康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176]。
上述可知，国外已有研究产生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国本土相关议题提供了借鉴。对中国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住房政策的双重屏蔽作用，我国城市内部流动人口长期处于不利的居住条件之中，与本地居民间的居住隔离现象也日益显现，这种状况及其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在近年来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77]在迄今为数不多的关于居住条件与健康关系的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居住隔离的元素。如易龙飞、朱浩等探讨流动人口居住质量与健康的关系时，指出相对于其他区域，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等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其自评健康状况更差；[178]但陈宏胜等在比较广州不同社区类型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发现相比单位社区、内城老旧社区，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和精神健康状况要更好[179]。卢楠、王毅杰研究指出城—城流动人口精神健康受居住隔离的负面影响比乡—城流动人口要大。[180]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相关文献还缺乏从综合的角度探讨居住隔离或居住空间分异对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
六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居住条件和健康领域中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关注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指标以及研究样本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印证了居住条件对健康有着重要影响的事实，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但迄今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其中国外相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区域上的局限性。综观国际上居住条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主流文献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个别经济发达地区，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仅占据很小的比例。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长重心逐渐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其城市正面临着快速发展阶段，大量涌入城市的移民在住房和健康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居住条件对外来人口健康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
第二，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国外有关居住条件，尤其是社区环境和居住隔离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多以国家、区域及城市等中宏观层面的工作为主，它们主要以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等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且多采用描述性统计与聚类分析等方法。由于宏观环境和制度背景不同，欧洲和美国两大学术阵营运用上述数据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对居住条件与健康关系的实质远未达成普遍共识。
而在中国，关于居住条件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上的局限性。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转型，地理学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由侧重自然地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转向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因子的健康效应。既有健康地理研究大多数关注中宏观尺度的健康问题，研究结论只能停留在区域性的总体健康问题层面。从住房、邻里、社区等微观地理环境尺度对居民健康问题的研究仍不多见。基于居住条件的视角研究健康问题还未得到国内地理学者的足够重视。已有研究也多把居住条件狭义地理解为住房条件，忽视了住房所在社区环境及其与更大的社会空间的关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现有对居住条件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文献也没有特别区分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加剧导致城市人口结构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分异，尤其是居住空间分异对不同群体健康的影响仍然受到忽视。
第二，研究案例和指标上的局限性。现有流动人口居住条件与健康问题的研究案例多局限于北、上、广等个别特大城市，缺乏对其他普通中小城市的关注。而且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有着比较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大城市的经验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并不具有普适性。同时，各项指标的定义和使用缺乏理论指导，采用的健康测量标准、居住条件指标多样且不一致，分析结果亦不同，影响了人们对居住条件与流动人口健康关系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不少关于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只是将居住条件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纳入分析模型。将居住条件作为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主要观察变量，综合考察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
第三，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尽管将“地方”效应纳入模型的多层次分析方法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青睐，但其在国内健康问题研究的应用还较少见。目前大多数有关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区分出个人和社区两种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导致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同时，探究不同层次变量之间交互效应的研究更是少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不同层次变量之间是如何相互制约来影响健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