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文化人类学的浙江姑蔑认知

一 文化人类学研究与浙江姑蔑

（一）文化人类学方法拓宽研究视野

探索远古文明社会产生的条件，遵照当时的气候状况，社会分工，生产特征，生活水准，活动范围，地理位置情况，从食物、气温、地貌、矿藏、方位、交通、思维、伦理、遗迹、古籍等的社会性、科学性、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方面推断出远古文明之源的重要判断。

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而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运用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进行研究。即通过亲自到所在的地方去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进而根据现有的活的事实、情况和情节，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并得出理论评价。

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与各种人类活动的关系，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研究对象，而没有注重该对象自身的概念与理论，属于阐释性研究，目的是分析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围广泛，其中对探索认识论较有意义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对知识体系的研究。在此思想指导下，文化人类学使很多传统文化的概念和理论得到了世界人文科学家的重视。

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是强调生活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大众生活；二是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过程，产生于社会实践，即人们所说的文化制造。文化人类学家已表明，在许多不同活动中存在某些普遍的文化模式。文化是一个集体过程，从群体生活工作中产生。文化作为一种过程，是可以观察的。作为集体过程，文化强调交流。文化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被我们改变。

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偏向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既是深入地研究某一具体事项，也是间接或直接地为某一理论服务。日益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历史学研究近年来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观点，将过去的时代看作一种与现在相差很远的文化。研究古代文化，尽量从当时的观点去了解，而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浙江姑蔑文化的历史研究，不仅要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应认识到当时的世界观、价值观、逻辑思维、宗教信仰等与当代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现在相同。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也许更为有效的方式，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浙江姑蔑文化，以姑蔑国族自己的文化将其精华传给全世界。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姑蔑文化不仅有助于地方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浙江姑蔑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文化起源与演进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文化以何种条件而发生，文化的发展遵循何种程序，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姑蔑的历史文化、人文思想。一方面能给文旅界提供一些浙江姑蔑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历史文化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以期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可能是“突发事件”，而是漫长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尤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换言之，一种文化现象在其原始形态现世之前，必定有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在多元因素的作用下，经过多次由量变到质变的攀升过程，最终便导致其原始形态独立于社会文化之外的结果。这一“过渡”阶段一般也被称为“萌芽阶段”，尽管萌芽阶段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性其实是文化起源本身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属性，却是文化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姑蔑，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姑蔑，作为古老的文化事象，对其文化事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是有必要的。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历史学的考辨；二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析与解释。总的来看，长期以来，有关姑蔑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本书试图从后者视角研究回答“姑蔑”，比如“溯源——商汤后裔播迁的姑蔑古国；史迹——姑蔑典籍记载的人文辨章；浙学——姑蔑溪畔流动的生命符号；风物——金衢盆地姑蔑的古越遗韵；俗尚——姑蔑方域民风的乡情乡愁；妹珍——姑蔑文化地理的民间食味；理论——姑蔑地域文化的美丽产业”；等等。以历史考辨的方法根据文献记载探究姑蔑人源自何时何地是必要的。但是，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过分地对其加以追问更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徒劳的。由于年代的久远，姑蔑文史存留有限，加之史籍资料的匮乏，“证据”不足，所以很难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

如何将文化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洪流中，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工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姑蔑方国，是浙江文化共同体的概念，隐藏着非物化的底层遗存，而这个底层正为现代化的讯息所湮没、所同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第一，浙江姑蔑文化研究、开发面临历史机遇。姑蔑文化，无疑增强了浙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在浙江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崛起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诸如文化的导向和推动力量，提供精神文化的吸引与支撑。其一，过去更多采用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而现在则大量增加了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旅游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二，过去更多对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名胜古迹、名贤人物、村落民居等专题性的探讨，而现在则更多对文化资源、文化地域、文化产业等专题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研析，比如对姑蔑文化产业的组织柔性、组织文化系统的探讨。

第二，浙江姑蔑文化研究范围、视角更加广阔。姑蔑文化，作为浙江文化一个文化共同体概念，考察探究仅仅拘泥于零星的几条文献记载，受重视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不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长时间跨度内准确认识和把握姑蔑文化的本质和内涵。而且文化挖掘表面化，多为资料整理、考证性和粗线条评述的成果，有一定思想深度且形成体系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以及开发利用姑蔑文化资源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成果少。系统地厘清姑蔑文化的基本概念、范畴、实体、内容和具体形式等，具有重大的现代开发价值。

第三，浙江姑蔑文化理论学术价值提升空间大。对于“姑蔑”,“金衢盆地”（金华衢州两地）学者都将范围“放大”，利用现有姑蔑有关的材料构拟姑蔑国，爬梳古籍（包括考古发掘的材料），归纳整理所得相关材料。姑蔑作为浙江史迹中的地名，承载了一段历史碎片，蕴含了一处风土人情，是复原浙江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充分挖掘浙江姑蔑文化的精神内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加快浙江姑蔑文化产业的开发，建设精神文明。诸如金华万年前山下周、青阳山遗迹、姑蔑国开发，姑蔑食宴、太末食府、明皇御菜的研究，古村落民居、砖雕艺术建筑，名人乡贤研究、书画艺术、民间灯彩艺术等，都是姑蔑文化代表，也是浙江历史遗存的文化讯息。

目前，国内地方文化研究已进入了瓶颈阶段，尽管地方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百花齐放，但人们在各种意义上使用诸如“姑蔑文化”的地方文化内涵与外延仍模糊不定。浙江姑蔑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其研究的难度亦较大。首先，历史文献中关于浙江姑蔑文化的记载往往是只言片语、记载不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其次，研究浙江姑蔑文化的基础工作是收集、整理、统计资料数据，然而对姑蔑资料获取不易，或作为文物档案藏于深闺之中查阅不便，或散佚于民间有待于搜集。因此，本书在追溯国内外姑蔑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浙江姑蔑文化的发生层面来界定和框限地方文化，并在内涵、特性、功能层面上对姑蔑文化与一般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指出未来的姑蔑文化研究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本书旨在反思国内姑蔑文化研究的概念误区，并尝试以文化人类学视角来廓清浙江姑蔑文化的外延，将姑蔑文化视为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为浙江文化内涵的明确化、具体化做抛砖引玉的思考。

（二）文化人类学理论丰富研究内容

文化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但发展非常迅速。它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这样描述文化人类学：“它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进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1]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地方文化无疑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无论是分析社会结构还是风俗习惯等，都与地方文化密切相关。地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推动文化人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同样，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来改变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研究状况，值得做有益的尝试。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文化人类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而地方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离建立完整的地方文化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这一方面来说，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地方文化有其现实意义。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注重现实意义，旨在解决有关人类生活的各种弊端，为人类的健康发展探索各种理论方法。文化人类学的这些理论品质与地方文化研究具有的特点是非常吻合的。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人员深入最基层，收集现实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并用客观的眼光对它进行分析说明。最后结合一定的理论，挖掘其中的现实意义。文化人类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历史资料的应用，历代有关民族的研究著作、历史资料丰富，这些资料提供了历史性研究的广泛资源。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早在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萌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付诸实践。从古人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地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浙江金衢盆地，曾有一个姑蔑国在这里出现。本书依据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法进行探究，把姑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寻找历史、地理、人文、饮食、民俗等“姑蔑”线索并综合考察，提升浙江文化研究理论和结论的高度，把握民间文化大发展趋势，挖掘浙江民间历史传统文化，打造当代创新的浙江文化，引领民间文化的时尚潮流。博大精深的姑蔑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浙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这是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通过姑蔑文化的发掘整理，利用不同的文献、史料展开商榷，历史性、全方位分析历代零散的姑蔑自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艺术表现、社会功能等。从姑蔑古籍整理聚焦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方面的研究，探究姑蔑之地厚实的浙江文化。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角度重回姑蔑文化的原点、发掘文化资源方面的研究，提炼有一定思想且形成体系的综合性精神文化，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史前时期，浙江唯一的人类生活圈——金衢盆地，其腹地有浙江第一山之称的九峰山。大约在公元前482年有一个“姑蔑国”出现在九峰山，与当时的吴国、越国是平行的地域单位，为浙江第二大古都之地。姑蔑国，北达今安徽休宁，南至福建浦城、松溪，东延伸至浙江浦江，西及江西东北的婺源、德兴、玉山、广丰等地，今天的浙江金衢盆地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姑蔑国后裔，姑蔑文化是和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吴越文化相媲美的浙江传统文化体系。

第一，地域自然馈赠——浙江是远古文明之发祥地。远古时代，金衢盆地是恐龙活动频繁的地区。从地质来看，属于白垩纪晚期地层，以黄土丘陵为主，1.7亿年前有大量恐龙在此繁衍生息。远在五六万年前，这里就有“建德人”生活居住。史前时期，杭嘉湖宁绍平原被海水或河水淹没，金衢盆地成为浙江唯一的人类生活圈。之后，水慢慢往东消退，先祖追寻着水消退的方向，拓宽生活圈。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而位于金衢盆地就占了18处之多，人类已开始在旷野地带建造房屋、彻底告别洞穴居住的时代，是连续“不断史”的地区，一直是先秦时期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是浙中地区和钱塘江上游的集中居住区，是浙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发祥地，充满了“文明发源地”气息，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金衢盆地区域内的文化政治中心。

第二，地域社会遗惠——浙江是吴越楚文化交融地。金衢盆地是古姑蔑国腹地，在越国的西境，为南迁的古东夷方国。《左传·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82年，为助越灭吴，姑蔑举师出征。《国语·越语上》说“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这说明姑蔑是越国西边一地，其地理位置约当今浙江金衢盆地。浙江之地人类活动发轫甚早，聚落出现具有悠久的历史，处于古代吴、越、楚国的地界，被称为“吴根越角”“楚头越尾”，广泛吸收了吴文化的儒雅婉约、越文化的激越慷慨、楚文化的浪漫柔媚之特色，形成既体现江南文化总特色又具个性的文化。[2]

第三，地域人文底蕴——浙江是学政商界关注高地。浙江九峰山文脉久远，“姑蔑文化”初见端倪，历代的名流高士都在此留下震撼世界的生命踪迹和文化财富，在此求学、布道、传经。西汉与严子陵为友的名士龙丘苌隐居于此，因此叫龙丘山；晋代道家创始人、炼丹名家葛洪，得道成仙，并著《神仙传》，至今丹灶依存；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徐伯珍迁居九峰山，建“安正书堂”,“筑室讲学，授徒千人”；南朝梁天监元年（502），东土禅宗第一始祖嵩陀僧达摩始建九峰禅寺，九峰中有一主峰就以其取名达摩峰，菩提达摩在九峰山生活直至圆寂；唐徐安贞自幼读书于九峰山，神龙二年（706）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后弃官隐居于此，后人于九峰寺建“三贤堂”，尊“龙丘苌、徐伯珍、徐安贞”为三贤，合祀供奉，香火长盛不衰；五代名僧贯休曾为九峰禅寺住持，并留下《寒望九峰》“九朵碧芙蕖，王维图未图”句；元画坛魁首黄公望画下了“九峰雪霁图”，现珍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明代太常卿鸿胪寺卿胡森，自号“九峰”，留下许多石刻真迹……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代有，在浩瀚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

第四，地域区位优势——浙江地域婺文化发源之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婺文化大致上是由“乌伤文化和姑蔑（太末）文化”两大地域文化组成的。浙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地处东海之滨，居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内陆河道纵横，交通非常便捷。加上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商贾云集，人烟阜盛，民风淳朴，尚学重教。浙江山地多，人均土地偏少，为了生存形成了亦商亦农的习惯，骨子里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业意识，强调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精神。姑蔑人走南闯北，开扩了视野，突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纷纷背井离乡，与徽商、龙游商帮参与全国商品流通，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区域商品市场的形成起到应有的作用。明万历《龙游县志》载：“工不务淫巧，居山之人业樵采，濒水之人务刺船，驱筏其事，种植则同，南入括北走睦。”明万历龙游知县万廷谦《申明乡约保甲条规》:“龙丘之民，往往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证明了从明万历年至清康熙年间经商人数有增无减，这时的社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财富大量聚积，庐室渐以雕琢相尚，衣着服饰及民情风俗渐趋奢侈，屋居、饮食、婚嫁、丧葬、待人接物、生活需求大肆铺张，渐成社会陋习。[3]

第五，地域区域影响——浙江是宽慢之文化形成地，“宽慢”之于浙江土著于越族文化环境的浸染，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兴起和称霸，于越文化一直活跃于今浙江一带，对金衢盆地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宽慢”之于姑蔑文化地域的融入，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事频仍，各诸侯国莫不纷纷筑城自卫，致使城市数量空前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了城乡经济双向交流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宽慢”之于婺徽文化社会的渗透，婺文化是在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这一特定的地域中，徽文化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厚实积淀，唐宋以后徽州人到江浙经商和江浙一部分人迁徙徽州，加上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由于闭塞较少战乱的侵扰，丰富的物态和非物态文化遗产得以大量留存。宋以后受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构成浙江宽慢文化的理性内核，提升了宽慢文化的理性层次。到了明清时期浙江经济的发展繁荣，又促进了宽慢文化的发展。金衢盆地有民谚：有穷侬没怂侬。浙江人肯吃苦、崇读书、做事稳、尚节约、爱面子、诚待客、讲孝道、眼界高、口筋健、硬拳头等。

至此，我们有可能将浙江这个地方的古文明史探索，从“静力学”状态深入“动力学”状态。跳出发黄的古书，跳出发掘坑，将金衢盆地的文明史定位在广阔时空里。也就是说，将微观的古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同宏观的古气候古地理环境等自然环境对接起来，引入现代生物科学等进行动态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金衢盆地承载的姑蔑元素进行探究和揭示，寻踪传承浙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的阐扬，了解曾经灿烂辉煌、深厚广博的浙江文化底蕴，为浙江顶层文化设计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