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本文”到“本义”

儒家经典是通向“圣人之道”“圣人之心”的桥梁，宋儒对此大体上是予以肯定的。宋儒治经，以讲明“圣人之道”为鹄的，故重视经典本文。他们对汉唐传注虽然不完全否定，但更注重发挥个人心得，主张通过对经典“本文”的研究，把握圣人“本意”，从而实现对经典“本义”的探求。他们对汉唐时期的传注之学多有批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他们的种种说法不符合或违背了圣人的“本意”，因而影响了对经典“本义”的理解。

“本文”“本意”“本义”是宋儒在谈论读书、治经时常常使用的几个概念。所谓“本文”，即经典原文，这是“圣人之道”的主要载体。所谓“本意”，是指圣人所要表达的本来意思、意义。因为“意”“义”二字文义基本相近，在宋人的文献中，“本意”“本义”有时是可以互通的。不过，仔细考察，二者还是有所差异的。“本意”侧重于圣人创作经典的原始动机或意图，具有主观性、间接性的特点；“本义”则主要指经典表面上呈现给读者的意思或意义，具有客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借用现代诠释学的概念来说，儒家经典即是诠释的对象，称之为“本文”；“本意”就是所谓的“作者的意图”；“本义”就是所谓的“作品的意图”。

宋儒非常强调“本文”对于理解“圣人之意”、经典本义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论述最为系统、全面。他在与门人的对话，以及与友人论学时，一贯主张应当立足“本文”，去理解“圣人之意”。他在《答吕子约》中说：“大凡读书，须是虚心以求本文之意为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即见任意穿凿。”又说：“若只虚心以玩本文，自无劳心之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8）而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本文”的重视更是俯拾即是。

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朱子语类》卷19）

且就本文理会，牵傍会合，最学者之病。（《朱子语类》卷118）

经典之中包含了圣人的思想、意图，学者应当首先从经典“本文”入手。针对有些初学者“读书未知统要”的迷茫，朱熹说：

统要如何便会知得？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著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11）

所谓“统要”，其实就是要点、中心，也就是“道理”。但学者在读书、治经的过程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不理会文本，或者对文本理会不全、不透，一知半解，自然无法真正领会圣人之意；另一个则是泛观博览，往而不返，当然也不能对圣人之意真正有所认识。^[6]

把握“圣人之心”，必须立足于经典本文，首先应“晓其文义”，在此前提下，再去理解经典中的“大义”“本义”。朱熹反复强调要尊重经典本文，不能将自己的思想硬加进去：

学者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

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朱子语类》卷11）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许多前人或近人的解经著作、经说作了批评，认为“支离了圣人本意”“失圣人本意”“圣人本意不如此”。如何通过理会“本文”去认识“圣人之意”呢？程、朱总结出一套方法。

首先，熟读本文，细心领会。朱熹说：“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又说：“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对于经典本文先要精熟，深入领会其中的意思，而不要急于去看前人所做的注解。朱熹将经典“本文”与注解人的关系比喻成主人与奴仆的关系。他说：

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朱子语类》卷11）

通过奴仆见主人，毕竟比直接去见主人隔了一层。因此他主张直接去读经典本文，遇有理会不通之处，才去参考注解。如此读书，才能有所得。

其次，上下贯通，不可拘泥。经典之中许多说法，由于针对的场合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对上下文意不加以贯通理解，而拘泥于一字一句之异，义理就有可能扞格不通。程颐认为读书应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而不可“以相类泥其义”，否则会“字字相梗”。（《二程遗书》卷18）朱熹也说：

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朱子语类》卷11）

这里朱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扬雄之说与《易》不同，另一个是《论语》之说与《中庸》不同，朱熹认为不存在对错之分，而主要是语境的不同。这就要求读者对上下文意细心体会、把握。既反对离开文义胡乱发挥，又不应该拘泥于文义。

再次，尊重“本文”，忌生枝节。朱熹主张读书应当严格尊重“本文”，不必向外去横生枝节。他说：

读书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节。看一段须反复看来看去，要十分烂熟，方见意味，方快活。（《朱子语类》卷10）

朱熹反对解书时添加自己的意见，刻意追求新奇，而违背文意。当时有一种治经学风，解经如作文，随意发挥，朱熹批评说：

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朱子语类》卷11）

其实这种学风在宋代非常普遍。宋人解经好议论，重视义理的阐发，不孜孜于文字训诂，故喜新奇，往往借题发挥，注经如做文章。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刘敞的《春秋说》，以及苏轼、苏辙、二程等人的经解，都是如此。朱熹对他们都有所批评。如程氏《易传》，朱熹指出：

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朱子语类》卷11）

解经成了作文，未免喧宾夺主，后人只读传而不读本文，没有独立见解，这是朱熹所反对的。

朱熹提出的这些方法、原则，并不完全是他的发明或独见，许多宋儒都认同这样的原则^[7]，但是，在具体的解经实践中，由于对经典“本文”的忽视，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出现偏差。朱熹总结解经“四病”：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朱子语类》卷11）

“圣人之道”简易明白，不离于人伦日用，“圣贤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今必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离其本指，丧其平易无穷之味矣”（《晦庵集》卷35《答刘子澄》）。如果过于深求，非要穿凿附会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深奥道理，表面上看是尊经宗圣，实际上违背了圣人之意。朱熹主张“观书当平心以观之，不可穿凿看。从分明处，不可寻从隐僻处去”（《朱子语类》卷11）。因为“圣贤之言，多是与人说话，若是峣崎，却教当时人如何晓？”（《朱子语类》卷11）朱熹认为，所谓“解经”之“解”，“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朱子语类》卷11）解经的目的是为了易读，为读者扫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从这一点上，朱熹比较欣赏有些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朱子语类》卷135）的解经方式。

解经必须尊重“本文”，不能割裂文句，更不能胡乱添字，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文义。朱熹说：“解书须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添无紧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唯是重字。”（《朱子语类》卷11）文句的完整性是正确理解文义的前提条件，故应当重视分章断句，这是第一步。但经典属于古代文献，语言简奥，须以当代语言作注。注释时还应注意遵守“不添重字”的原则。所谓“重字”，指的是具有确切含义、有可能改变经典原义的一些文字。注释应当尊重文本原义，不可随意添加这样一些“重字”。朱熹指出的这一点，成为中国古籍注释学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