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测度^[1]

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断深化（Johnson和Noguera，2012a；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日益活跃起来。许多研究试图理清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事实：一是追踪传统总值出口中的增加值来源，这属于核算问题；二是测度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贸易核算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有Hummels et al.（2001）、Johnson和Noguera（2012b）、Koopman et al.（2014）等，它们是测算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的基础。

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是本章关注的主题，现有文献将其区分为经济地位和物理地位两类。经济地位具有直接的福利含义，测度经济地位普遍使用的指标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越高，表明该国单位出口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能力越强，从而普遍认为较高的DVAR意味着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张杰等（2013）、罗长远和张军（2014）均使用该指标评估了中国的出口状况。Koopman et al.（2010）则构建了如下测度国家i在产业r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

其中，E_ir表示传统的总值出口，IV_ir表示间接增加值出口，即被进口国用来为第三国最终消费进行生产使用的本国中间品中蕴含的国内增加值，FV_ir表示出口中蕴含的国外增加值。Koopman et al.（2010）认为，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国家i拥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王岚（2014）使用该指标评估了中国制造业各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国内文献中，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影响传统指标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性，构建了包含增加值和生产率属性的指数测度国际分工地位，并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国外文献中，Antràs和Chor（2012，2013）、Fally（2011）、Antràs et al.（2012）等构建出口上游度（upstreamness）来测度全球价值链的物理地位（生产位置），即各经济体在何种环节进行生产，这是本章将要研究的内容。^[2]该指标的测算基于各产业的上游度和各经济体出口各产业的比重。产业上游度测度了各产业离最终需求的远近，如果产业上游度高，则说明该产业离最终需求较远；如果产业上游度低，则说明该产业离最终需求近；如果产业上游度是1，则说明该产业可以直接被用来作为最终需求。

本章和Antràs和Chor（2012，2013）、Fally（2011）、Antràs et al.（2012）等的研究相比，具有如下创新之处：（1）在测算出口上游度的过程中，改进了测算方法，还运用了欧盟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增加值贸易数据，从而使得测度更加准确。（2）除测算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外，还运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国际分工位置的演进规律，以便评估中国的分工位置是否合理。

显然，本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理清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便于认识各国的分工状况；其次，研究国际分工位置有何种演进趋势，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理论支撑，明确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

本章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第三节是测算结果，第四节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演进规律，第五节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