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战略是人类经过重大抉择的千锤百炼所造就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面对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决定这种选择的就是战略。人类历史不是一条平缓的直线，而是由于战略选择正确与否而形成上升和下降的波浪式曲线。在关键时刻，战略选择得当，就会事半功倍，取得战略优势；一旦错过良机或战略失当，则会事倍功半，乃至铸成千古遗恨。所以才有欧阳修的治世名言流传：“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五代史·伶官传序》）。

战略概念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称之为庙算、谋、猷、谋略、韬略、方略、兵略等。最初，“战”与“略”是分别使用的，前者指的是战斗、交战、战争，后者指的是筹略、策略、谋划等。《左传》已经直接使用“战略”一词，西晋历史学家司马彪在公元3世纪末撰写的《战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战略”为名的著作，惜乎该书已经散佚。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以“战略”为名的著作是明代茅元仪所著的《廿一史战略考》。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有“授以兵经战略”之语，这是“战略”第一次作为概念使用。而据《词源》考察，“战略”一词出现在唐代，并以高适“当时无战略，此地即边戎”的诗句为证。“战略”这一概念出现得晚，并不意味着战略思想出现得晚。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被美国战略学者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称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人”，他提出以战略为轴心的完整的战略理论（“上兵伐谋”），他所谓的“庙算”就是战略层次的筹划和决策。从“庙算”的提出到战略概念的完善发展，从“经之以五”的提出到今天的综合国力评估，从“安国保民”的战略目标到今天的和平发展战略，从“不战而屈人之兵”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战略思想发展无不体现着《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创新。

战略观念的沿革与征战、角逐的磨砺直接相关，中国目录录存的兵书2000多部，其中流传下来的有500部左右。《武经七书》系宋神宗时期精选确定的七部武学经典，分别是《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精华。梳理历史，古人多把战略视为智慧的运用，称之为“谋”，故战略为斗智之学、伐谋之学。另，中国很早就注意区分战略与战术，南宋陈亮就曾指出，“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害，识进取之急缓，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取之，此所谓略；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此所谓术也，……治国有大体，谋敌有大略。立大体而后纪纲正，定大略而后机变行，此不易之道也。”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把战略称为“兵学”，但并不自限于军事领域。《孙子兵法》就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当前，战略概念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借用，已经成为宏观思维、整体把握、深谋远虑的代名词，《辞海》载明“战略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如大战略、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狭隘的战略观念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专家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学等角度研究战略。随着科技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军队日益机械化，战争的前方和后方联系日益紧密，战略家对战争的思考在空间和范畴上更加扩大，战略研究开始进入经济、政治等领域，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应运而生，有的学者认为大战略是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更多学者认为强调大战略不仅包括实现国家安全，还有国家发展等目标，大战略在实质意义上等同于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国际战略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在中国逐步完善的一个概念，是战略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概念，目前在国际上得到共鸣，美国、英国等学者也逐渐使用这一术语。毛泽东同志将战略从军事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常常用“世界战略”来论述中国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和整体战略部署。鉴于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把“国际”与“战略”结合起来看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据考证，王稼祥在1962年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的文件中，将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称为“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国际战略思想”。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因素在中国总体国家战略设计中的份量加重，国际战略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重视，并成为中国领导人面对发展道路的重大选择之时经常使用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论及毛泽东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称为“国际战略原则”，此后国际战略一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采用的一个术语。尤其是，1979年年底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国际战略从政治术语走向学术界，中国战略研究开始走向正规化，从既有的军事研究传统开始向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乃至生态等领域全面扩展，推动战略研究“飞入寻常百姓家”。

历代战略家都关注战略研究之道，并视之为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孙子强调“经之以五而校之以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即从政治、天、地理、将才、法令制度等方面进行战略剖析。鬼谷子提出了量权、揣情的战略评估之道：“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其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如此者，是为量权。”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进行战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战略研究的大潮正起。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推动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展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时刻。此际，中国战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是笔者长期从事中国战略研究的结晶，秉持古今中外的战略视角，基于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建构，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地区战略、全球战略的密切关联，全方位剖析新时代中国战略走向，为读者提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视野，与读者共同探索中国国家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展现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多彩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