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一座欧洲城市是什么样的？

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不久，我造访了南安普顿。这是英格兰南海岸一座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脱欧”阵营竟在这座城市占了上风，得票略超过五成，与全国总体的结果几乎一样。我冒雨走到大洋村，这里的建筑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原址是这座城市码头区一小部分荒废的区域。与利物浦、布里斯托或伦敦的类似建筑不同，这组建筑仍在使用。在此之前，这里曾是建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洋码头，也是供豪华旅行者们使用的最新设计——对他们而言，南安普顿就是希斯罗机场的某种不太直接的前身，但令人忧伤的是，大洋码头被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尽头路一端的一组内向的斜顶建筑群，以及被停车场包围的办公楼群，看起来是后现代风格，此外，还有远郊区的美式电影城和一座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正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市中心建造的、围绕汽车设计的大卖场式购物中心之一。然而这座购物中心仅存在了不到20年便被拆除，随之建起的是一排密度极高、带有木板路的“奢华住宅”，这些公寓紧紧挨在一起，以便榨取每一寸土地的地租。如果你在地图上看这组建筑，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半岛，深入南安普顿湾，也就是通往索伦特海峡的一个河口。但是在公众可以抵达的任何地方，都没法看见河口。在这里，高级住宅区的设计师成功创造出了那种你通常会在郊区——比如27号高速公路上的阿斯达附近——找到的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这实在是令人惊讶。只有在一个地方，你能向外望见大海，并进而注视大海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很难找到的角落，要透过一个标有“仅限住户”的栅栏。透过大门也可以看到，但就只能看个大概了。

南安普顿，大洋村，通往帝国的门户

1997年，这里有一栋名为港口之光的新建筑投入使用。我还能记起当时令人兴奋的场面。这栋建筑颇为典雅，面向海湾而非停车场，最重要的是，在它身上笼罩着某种欧洲感，就像供大众观看的带有字幕的艺术电影，此外，它还满足了我和我朋友们贪婪的消费欲。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系列建筑中的一栋，这种建筑通常位于水岸，是不列颠都市空间“欧洲化”的先驱。布拉德福德可能成为一座意大利的山城，盖茨黑德可能成为新的毕尔巴鄂，索尔福德会变成鹿特丹一样外向型的城市，谢菲尔德则可以仿效巴塞罗那来塑造自己的公共空间。但这些城镇大多数的市民都投票支持脱欧。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要回忆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主流建筑是如何孤立、如何沉闷已经很难了。是的，诸如罗杰斯^[1]、斯特灵或福斯特等建筑师，的确建成了一些建筑奇观，或者至少是具有原创性的建筑，还有，可能也的确有必要对19世纪建筑作某些考察。但那十年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都市改造计划，都面临财政困难，而且这些计划是反城市的，其特点是有尽头路、低矮的仿维多利亚式办公室、没完没了的地面停车场。它们都是基于一种偏执、不愿与人来往的“可防御空间”的观念。这种哲学的拥趸，既有左派的地方政府，也有拥护撒切尔主义的开发商。令人震惊的是，大洋村的建筑师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住户或者游人而突显出南安普顿湾上的桥梁、船只和筒仓，但在那个时代，这是常规操作。在索尔福德码头、利物浦内城、伦敦的码头区，或者沿着布里斯托的漂浮港，你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建筑对比非常鲜明。在欧洲大陆上，对现代主义的反思随处可见，无论东西南北，都对现代主义美学及“空间中的街区”（blocks-in-space）的规划路径做出了反应，但这些反应极少采用英国的办法。与此相反，在柏林的ISA、马德里的帕洛梅拉斯、社会主义时代晚期的里加、巴黎的近郊区、斯德哥尔摩的南城区，这种反应都转向了19世纪的城市街区（city-block）结构：建筑底层有商店和咖啡馆，上面是住宅，中间则有精心规划的半开放式庭院。最终的产物兼具现代性与都市性，而非战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现代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时间节点，以工党人为主的英国政治人物都注意到，英国的规划师和建筑师热切地向欧陆城市学习借鉴。他们造访了巴塞罗那和哥本哈根，那里涌现了上千家路边咖啡馆，勇敢地矗立在微雨的街角。为了模仿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重大工程，艺术委员会获得了国家彩票公司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收入支持，慷慨资助诸如南安普顿的“港口之光”这类项目。这座由布雷尔·弗雷·费希尔设计的建筑，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弃用这种风格，转而采用了现代性风格。略带航海风格的玻璃、钢铁、木头向外伸，供大众观看，这是这座城市里一栋非常少见的为了“文化”而建造的新建筑，不然这片区域就要建成汉普郡的一座巨型郊外购物中心了。在许多其他地方，这样的建筑你可能都不会多看上一眼，但在这里，它却似乎展现了某种另类的城市。我能肯定，许多人会对他们那里在“新工党”时期建造的那些更为有名的文化建筑作出同样的评论，那些建筑可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有许多此类建筑，比如曼彻斯特的乌必斯，西布罗米奇的公共中心（The Public），谢菲尔德的国家流行音乐中心，不到十年，这些建筑全都关闭了，并转投与艺术关系不大的新用途）。在本书写作之时，新的高层豪华公寓已在大洋村的另一侧拔地而起，讲述着为什么这种愿景会被拒绝。

1992年，企鹅出版社与工党共同出版了《新伦敦》（A New London），这是时任影子内阁艺术与媒体大臣的马克·费希尔及理查德·罗杰斯合作的成果。这本书里的几乎每一页，都把英国破败的街道和小气的新开发项目，拿来与欧陆的例子做对比，它们代表着开放、干净和实验性。这就是罗杰斯的都市任务力量（Urban Task Force）计划在1997—2000年完成所有事务的蓝图，他们作出了“都市复兴”的承诺。而在这份1992年的宣言里，两位作者就已经意识到了在巴塞罗那奥运村里规划的社会住宅项目，会因为出资结构的原因而无法实现。但罗杰斯之流却忽视了，就在20世纪90年代，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柔性新自由主义统治下，欧洲也变得越来越像英格兰了，私有化、削减公共投入——只不过是以更缓慢、更温和的方式实现，在此过程中维持着某种程度的质量管控和秩序。新工党治下的新“欧洲”从来就没流于表面，没能真正深入日常生活，没有深入到公共住房和郊区，唯一深入的时刻，就是公共住房被拆除、为一些更有“雄心壮志”的东西让道时。如果曼彻斯特市中心变成了一个更廉价、更多雨、由私人融资主导的巴塞罗那，其郊区和卫星城会顽固地局部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风貌，有着购物中心、远郊住房、垃圾工作，但抹去了必要的其他选择。彩票资助的艺术中心从未取代、也不可能取代熟练工作、有保障的住房和一种有奔头的感觉。在英国，对于“欧洲”的体验仅属于少数幸运者。我与众多寄居伦敦的人一样，对脱欧派们许诺的那个英国感到非常惊恐——排外、偏执、封闭、糟糕的怀旧和残酷。但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这种景观却从未走远。

欧洲风格的大洋村

那次去南安普顿，我和我妈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妈妈就是这个国家54%的投票脱欧的民众中的一员。她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不过却没有被脱欧阵营躲躲闪闪的承诺说服。他们承诺，一旦完成脱欧，“我们”用在“欧洲”身上的钱，都将投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她并不愿看到任何人被驱逐出境，也不想看到对移民的控制。但她却不能容忍为了在欧盟这个“老板俱乐部”里保留成员资格而投票，尤其是在看到欧盟对希腊所做的一切之后，在她的记忆里，希腊的财政部部长将欧盟的所作所为形容为“财政水刑”，她所知道的并不完全准确，却相信欧盟那些把财务平衡奉为圭臬并支持“竞争”的法条，会让左派的任何计划都变得不再可行。我过去没有、现在也并未被这些脱欧的理由说服，我仍然相信，无论如何，左派还会需要欧盟这个超级国家，而且不仅仅是考虑到历史上，愤怒的小型民族国家涌入这个次大陆。也就只有几个国家会像英国一样，留在欧盟之内，社会环境会比脱离欧盟更为公正，很显然，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证实了。但就我自己的回应而言，其内核却缺乏理性。我想留在欧盟只是因为建筑。此前一年，我曾接受《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 Journal）的委托，撰写关于处于脱欧公投准备阶段的当代欧洲城市的文章。这类城市，有许多规模与南安普顿相若，也拥有类似的历史与经济状况。但我还没在欧陆上看到类似大洋村的东西。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一座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中世纪城市，如果有着多样的有趣建筑遗产、两座大学、一群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南安普顿拥有这一切），那这座城市就不会想建类似的东西。

在欧洲大陆上，我从没见过哪个规划会失败得如此彻底，把大海的自然财富和城市历史统统浪费掉，令视觉完全萎缩，会带着野心勃勃的庸俗感忽视掉城市的质量。即便不是因为大洋村廉价的高层建筑所代表的“水岸升级”，我也会持这样的观念，如果不是因为制度性渗透，以及到法国、低地国家、西班牙、德国、波罗的海诸国旅行如此便利，我们大概只能看见这些观念很少的一部分，居住在城市而不是拙劣模仿的乡村所带来的便利，会在这里逐渐成为通则。在不少地方，我都能强烈感觉到“啊，这里是欧洲，而且这里更好”。比如里昂的“岛屿区”，也就是罗讷河和索恩河汇流处的码头区，现在是成排优雅的现代公寓建筑，既有时尚的公共空间，也有设计得很好的购物中心，这一点令人震惊；在萨格勒布市中心，马蹄形的公园绿地环绕着19世纪末兴建的建筑，这些建筑没那么壮丽了，不过程度刚刚好；的里雅斯特的海滨就像南安普顿的某种对立面，水岸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挺好。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

我可以为英国的城镇提出一种关于“欧洲城市”的复合描述，以便囊括相关范例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缺的正是这样的东西。

里昂的大洋村

有些东西，在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甚至波兰和爱沙尼亚等各个国家已经成为日常，只是程度各有不同，把这些东西集中到一起，会发现需要一种这样的住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财产私有不再占主导地位，体面的社会住宅已经普及，便宜又容易获得，关于建筑讨论的生动文化，早已不再囿于“传统与现代主义”这乏味的两极之间，运营城市公共交通的不再是那些嘎吱作响的私人巴士，而是一张整合的公营网络，包括地铁、郊区铁路、有轨和无轨电车，停靠点、车站和车厢都设计得极好；收入要相对平等；应对去工业化，应该以研究和训练为主，而非去技能化、用临时工作来代替；严格执行同树与自然的整合；自行车道成为基本配置，在城市中心区应禁止汽车驶入，其他地方也得严格限制；免费的教育体系，全面的儿童保育，全面的医疗保健；对于过去的建筑，应该加以保护，而不是保持保守主义态度；去中央化的地方政府系统，无论是铁路电气化还是新建轨道交通线，地方性城市和区域都不需要向首都摇尾乞怜；能够在街道与空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得散步成为一种乐趣，而不会为围栏、道钉或者监控所阻。以上混合选择，是由莱茵鲁尔区、里昂、波尔图、塔林、博洛尼亚、华沙、莱比锡、马斯特里赫特、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等地的众多小元素构成的。这还没有考虑前述国家的都市性中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各种东西，比起伦敦、伯明翰或曼彻斯特，它们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可能不那么舒服，较高的失业率，还有这些国家各自“中间路线”政客的一些可怕的妄想，他们居然会觉得英国文化中的放松管制、滥用公共领域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效仿的。然而，当你将欧洲作为典范——即便你只是为了把它与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对立面的做法并置——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有着漫长而声名狼藉历史的例外论之中了。在那些被列入了“最宜居城市”列表上的地方，一旦你冒点风险多走走，你就会发现这个大洲的另一面，发现城市的另一面。“欧洲”城市并不只是“社会性城市”，密度高、历史丰富、平等、干净、可以步行、由公共交通主导，它也是“民族国家”的城市，这是一种欧洲的发明，它使得全世界的国家都开始重塑自身形象，或者被迫重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