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后冷战时期中等强国理论的拓展
冷战时期，中等强国的概念泛化、模糊，德国、日本等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被模式化地冠以中等强国头衔，但这些中等强国大多受制于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无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影响力的展示发挥受到阻滞和束缚。冷战后，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国际关系的运行状态已经体现出世界主题逐渐转向和平与发展，全球中心结构也随之开始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随着萌发于两极格局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舞台，努力构筑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
“一超多强”格局使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分野有了新的转变，德国、日本独立自主意识再次增强，大国身份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成为“多强”格局中的成员。同时部分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的全球大国雄心再度觉醒，依托格局转换的有利时机，也在积极调整战略，力图改变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努力向塑造未来世界“一极”的方向迈进。在此国际格局正处于“旧破新未立”的特殊阶段，随着单极强权领导行为的巩固，中等强国受限于总体国力偏弱、无法单独采取有效行动的客观现实，转而通过加强志同道合（Likely-minded）的国家凝聚共识、达成协定、建立联盟合作关系，借助区域性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整体力量，谋求专注于在具体领域扮演积极和主导的角色。[39]
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快速发展，超级强权呈现管理（Manager）能力和领导（Leader）行为的弱化，国际体系力量对比进一步向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趋势迈进，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崛起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凭借新兴国家群体战略性作用的增强，印度和巴西两个新兴国家实现从中等强国向新兴大国的转变，成为国际社会大国俱乐部的成员。同时，一批发展中新兴国家也摆脱了大国附属的跟随者定位，步入中等强国行列，并在国际制度规范（Normative）上扮演更多关键角色，积极填补国际秩序的权力真空区域，成长为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中等强国的内涵随之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所指对象的范畴呈现扩展态势，南非、土耳其、韩国等成为中等强国的新成员。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国都寻求改变已经固定下来、对老旧大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在此大国博弈角力的进程中，中等强国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活动空间。
2005年6月，以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巴基斯坦、墨西哥和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组成了“团结谋共识运动”，向世界各国派发了一份“对抗文件”，文件批评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联盟”草案“会导致各地区的分裂”，建议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10个扩大到20个，以均等提高各地区的代表性。这些国家代表若干中等强国，它们追求民主决策，反对盲目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只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争取“轮流坐庄”的机会。随后“团结谋共识运动”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安理会改革的决议草案，反对四国联盟仓促“冲常”的做法，导致“四国联盟”的增常提案“流产”。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之所以结成联盟急于“入常”，正是因为四国希望通过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来确立体系内的正牌大国地位，由中等强国组成“团结谋共识”阵营与“四国联盟”展开的激烈较量，反映了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现实，表明中等强国日益成为全球格局变化中举足轻重的力量。[40]
在这个日益一体化和多极化的世界里，这些中等强国并不寻求成为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但也反对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并致力于发展一个能够限制单边权力更具全球合法性的决策体制，同时普遍形成一种共同认知，即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该转折的背景是国际体系结构（Architecture）下各种力量及其关系的重塑以及经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一体化趋势作用导致的结构变迁，中等强国准备并已预见到自身将面临的崭新议程。因此，新世纪中等强国理论在继承历史上形成的等级社会结构模式的系统划分框架基础上，部分吸收了大国政治生态的客观合理成分，融合西方中等强国功能多边主义和非西方中等强国地区多边主义的有益元素，并依据后冷战时代格局过渡、转型、多元的特征，形成了初始于中等国家层级概念，包含国力条件（Force）、行为途径（Approach）、责任意识（Responsibly）、地缘政治（Geopolitics）、国家安全（Security）等多个兼具古典特质和现代精神，融合道德考量和功能主义视角，形成兼具理论深度和现实硬度的立体、饱满、活性、朴素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近年来中等强国外交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促使韩国在全球关于中等强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日益占据突出地位。
在冷战时期两极世界格局中，韩国采取追随美国、完全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政策，以换取美军承担维护其国家安全的职责。韩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等强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具备中等强国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禀赋，开始寻求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41]韩国从卢泰愚政府时期开始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外交不再奉行自愿屈居小国之列、甘居次要地位的低调方针。1991年6月卢泰愚在访问美国期间成为首位接受“中等强国”标签的韩国领导人，中等强国理念逐步开始走入韩国公众的视野。[42]此后，中等强国的发展定位便成为韩国的立国之本、固国之基、强国之源，卢泰愚之后历届政府都有着相对清晰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到1996年，韩国已上升至世界第11大经济体，不仅为中等强国身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被接收为OECD的成员，从而跻身中等发达国家阵容。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韩国整体实力的显著增强，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也大幅提升，意欲将中等强国作为国家形象的“靓丽名片”和“金字招牌”推向国际社会，寻求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领导力的意愿也更为强烈，这种想法在李明博任职总统期间最为明显。
在李明博总统任期内，韩国主办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国际会议，包括2010年第五届G20峰会、2011年第四届援助效率高层论坛以及2012年第二届核安全峰会和丽水世博会等。尤其是2010年10月，韩国作为轮值主席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里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进行再集团化整合，试图组建中强集团以便与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达成某种必要体制内的“战略再平衡”。2012年3月，第二届全球核安全峰会韩国便充分演绎和诠释中等强国思维的角色特性和中等强国外交的独特张力，促成将放射性材料安全纳入核设施与核安全管理范畴的国际共识。同时，韩国还于2012年6月继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六个老牌欧美大国之后，正式跃入“全球七大20—50强国”俱乐部行列，即按照英语书写方式人均GDP超2万、总人口超5000万的国家。[43]这在部分韩国学者看来，进入“20—50俱乐部”是韩国发出进入先进一流强国的明确信号，因为相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高但人口数量少，而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人均发展程度偏低，韩国在某种评价体系下已经超越G7成员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七强国。因此，韩国应该能够取代加拿大扮演中等强国群体新标杆的角色，而且加拿大自加入G7后更倾向于发挥“不显眼”的大国作用，对中等强国定位的热情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下韩国完全可以承担起中等强国领头羊的职责。在此逻辑意识的推动下，韩国更是掀起了探讨中等强国外交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热潮，以树立推介中等强国文化为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活动的发力点和着眼点日益成为从高端精英到普罗大众的基本共识。
相比之前对于中等强国的理论研究，以韩国为代表的新一轮中等强国研究融合了传统发达中等强国与发展中地区大国的特色，既不同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最早那批专注于研究中等强国如何在超级大国关注较少的低阶政治或社会文化领域发挥作用，也不像两极体系松动阶段埃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地区强国更加看重区域领导权的意义，寻求在地区一体化事务上充当老于世故、能够逢源美苏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角色。新时代关于中等强国理论研究的本体重心，开始从以地缘政治和外交安全因素为基本前提，向探索建立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变。尽管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安全环境因素是中等强国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但新一轮中等强国研究更多结合国际治理结构改革、包容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既有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低阶政治议题，也有涉及建立区域合作、多边协定的内容，相比之前中等强国的研究领域和议题更加丰富。冷战后的中等强国研究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影响中等强国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伴随国际体系由两极对峙向新格局演变，无论是各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对于中等强国定位性质的理解都在发生变化，由此也连带引发了关于中等强国理论研究倾向的变化。
综上，不难看出，中等强国理论研究不是单纯的演绎推理，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等强国理论的探索与国际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根据国际形势、内外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境遇和时代特征，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上述国家之所以成为中等强国研究的重镇，恰恰是当时该国正在寻求通过中等强国的方式参与外交活动和国际事务，注重将学术研究积累的优秀成果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存在逻辑联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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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黎：《欧洲外交史（1494—192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9页。
[4] 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p.12.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6] 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Continuun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2，p.34.
[7] 朱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8] 王黎：《欧洲外交史（1494—192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7页。
[9]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页。
[10] Nur Luthfi Hidayatullah，“Classifying Middle Powers based on their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Roles- Differentiating Middle Power Enforcers”，Assemblers and Advocators，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Vol.143，No.5，2017，pp.113-117.
[1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0页。
[12] [英]马丁·怀特、[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7页。
[1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9页。
[14]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87页。
[15] 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p.20.
[16]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82—183页。
[17]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84—185页。
[18] Bruck W.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WillianⅡ to Hitler，1888—1938：A 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2.
[19]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88—189页。
[20] Jonathan H.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3.
[2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4—240页。
[2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7—200页。
[23] Jonathan H.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3.
[24]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8—239页。
[25] Christine Stephanie Nicholls，Power：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London：Harra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43—75.
[26] [阿根廷]格拉迪斯·莱奇尼、[阿根廷]克拉丽莎·贾卡格里亚：《卢拉时代巴西的崛起——地区领袖还是全球参与者？》，《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27] 波兰在16世纪曾经是欧洲主要强国之一，但从17世纪开始国势日下，分别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瓜分，伴随亡国进入外族统治时期，直到1918年才重新复国。
[28] Gareth Evans，“Middle Power Diplomacy”，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44.html.
[29] Bailey Sydney，The Procedur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34.
[30]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1] Andrew Fenton Cooper，“Like-minded Nations and Contrasting Diplomatic Styles：Australian and Canadian Approaches to Agricultural Trade”，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5，No.2，June 1992，pp.349—379.
[3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86—387页。
[33] 朱宝林：《解读加拿大的北极战略——基于中等国家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4期。
[34] Andrew F.Cooper，Richard A.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6，p.19.
[35] 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页。
[36] [墨西哥]G.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37] 章亦石：《中等国家探索和平和解的新途径》，《瞭望周刊》1987年第13期。
[38] Andrew F.Cooper，Richard A.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6，p.13.
[39] Andrew F.Cooper，Niche Diplomacy：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p.8-14.
[40] 李东燕：《联合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领导文萃》2005年第11期。
[41] 王箫轲：《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区域实践—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权力政治的挑战》，《当代韩国》2016年第1期。
[42] 萨拉·张：《韩国醉心于追求中等强国地位：但在东亚遇挫》，《参考消息》2016年8月25日。
[43] 王文：《韩国处处标记“大国雄心”》，《环球时报》201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