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激变时代中的思想：传统主义与变革主义

东西南北走舟车，虎穴惊看插邑闾。

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

考工述物搜奇字，鬼谷尊师发秘书。

教训十年民力盛，倘排犀手射鲸鱼。

——黄遵宪《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其一》

1875年，旅居天津的黄遵宪看到西方之“戎”不远万里，强开中国之国门，这是几千年国史之所未闻的。内心忧愤的他为中国开出一个良方：要学习“考工述物”的新技术和“鬼谷秘书”的新思想，以富国强兵、力拒外敌。

中国近现代所面临的“亡国”危机实属史之未载，史上“外族”对中原的统治从未动摇过中国文化的根基。但像黄遵宪那样的中国士人和知识分子已觉察到，这一次世界前所未有地激变了，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列强，对农业社会的中国的全面碾压。面临这种激变，人们进行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是极有限的，“拿来主义”—最迅速地学习新技术和新思想往往是最有效的选择，即使这样的选择是被迫的。

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技术和思想的直接“拿来”都会使社会跃升一个层次，如上古时代农业技术的传播，使得世界上许多区域直接从狩猎采集社会跃入农业社会。又如日本的大化改新，照搬了中国唐代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与技术，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侵略，不主动急变的后果就可能是沦为殖民地、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进而本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大清，这个老大帝国也不情不愿地挪动着身躯，试图做出改变，然而这样缓慢的步伐终究不能适应激变时代的需要，最后瓦解在革命之中。

如同国家整体的被迫改变，思想界也面临世事激变和新思潮涌入的压力，智识阶层在这样极度的压力下分裂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变革倾向，如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感叹道：“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他不能理解这种世变的原因，于是“强而名之曰运会”，将之归于一种天下的运势，“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在于“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而西方精神则是不断进取的：“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如果摒除其中的宿命论意味，“运会”一词或可解释为由历史规律造就的现实，时代的激烈变动不因人的主观希望而改变，因此需要改变的是中国文化本身。

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固守着传统的精神家园，他们对外界的变化尤其是变革思想产生了应激反应。他们中有极端守旧排外者，也有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还有人要求从本国的传统出发，去适应新事物。如晚清之国粹学派，将“扬西抑中”者斥为“陋儒”，强调中国文化不弱于西方，要沟通中西方之学术。与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中国文化更具自信，哪怕其中一些人只是盲目的自信。

对于这两种思想倾向，学术界有很多种命名方式，如新派与旧派、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西化派与本土派，等等，然而这些名词有的被价值判断锁定，有的又将西方与中国机械地割裂开来。我们不如回到两种思想最基本的要求。前者不论被归于西化派、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都要求顺应时代进行改革（或革命）。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回应方，不论是极端守旧者、“中学为体”者、改良中国文化者等，都要求维持中国传统的中心地位。前者可被称为变革主义者，后者可被称为传统主义者。

变与不变的对峙，在历史上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在这一方面，不必特殊化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革主义与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唯一持续几千年而未绝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不同于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内部的剧变，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激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一次变革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冲突异常激烈。罗志田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是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2]这是以传统为本位发出的论断。如果以变革为本位进行总结，则可以说是新思想的吸收、消化与应用。传统的中断与传承，新思想的吸收与应用，这二者交汇在一起，共同谱成了激变时代中思想的交响曲。

在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学术界也演化出遵循变革主义与维持传统主义的思潮、学说与方法。“新史学”、古史辨运动、社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成为变革主义的代表，而传统主义学术经历了从“中学”到“国学”“国粹”再到“国故（学）”“国学”的称谓变迁过程。一般而言，这几个名词当时是可互换使用的。^[3]先秦诸子研究是两种思潮交锋的重要领域，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被传统主义者当作国粹加以保存和研究，社会上还一度出现孔教运动和官方尊孔的现象。变革主义者要清算传统的思想价值，他们激烈地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并且用新方法研究诸子，力图发掘诸子思想在社会史中的作用。

变革主义者全面汲取新的思想，其内在的要求就是放弃固有的传统。因为调和新与旧是尤其不易的，何况时不我待，既然已有成功的典范，不如直接拿来学习和使用。于是，变革主义者又有激进化的趋势，一部分变革主义者的口号从放弃部分传统演变为放弃一切传统。如今有一些声音，对变革主义者的批判力度进行质疑，认为他们过于激进，以至于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些声音的发出者不能对历史情境抱有浸入式的感受，他们不能体验的是“亡国”乃至文明灭亡危机导致的急迫性，才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现实，这种现实没有时间允许一个社会去试错其他道路。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都在急速地变化，变革思想正是急速变革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主流，是塑造历史的主要精神力量。站在今天回顾，激进化当然有其负面影响，而传统主义的一些内容与方法也有其合理性。但事后的批判不应以苛求为态度，作为历史研究者，最宜对他们进行同等的理解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