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数据集合视角下的大数据理论研究
第一节 数字化催生大数据的发展
当前,先进信息技术引导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形成历史性交汇。新一代“大数据”信息技术与管理理论实践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组织、行业和社会变革,形成新的组织架构、商业模式、行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电等大数据感知基础单元不断拓展大数据边界;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大数据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业务外包、协同创新等互联网大数据商务正在重塑行业价值分工体系。伴随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迎来了严峻挑战和重大机遇。
伴随着交流、观察、存储技术的进步,大量数据以自然方式产生并被记录,以互联网为媒介,逐渐汇聚成一个包含大量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信息的数据空间复杂系统(刘业政、孙见山、姜元春、陈夏雨、刘春丽,2020)。“大数据”一词一般被认为源自1997年Michael Cox和David Ellsworth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该论文解释了大量的数据可视化及其对计算机系统的挑战(Cox & Ellsworth,1997):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使大量数据得以被观察和存储,但相比之下利用信息的有效渠道却少之又少。利用数据检测、分析并揭示经济、工业和社会行为发展的趋势,获取可持续的决策和竞争优势,加快社会和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Blazquez & Domenech,2018)。因此,大数据的出现不仅引起了数据科学界的关注,而且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工业、社会等领域的实践和理论变革(Frankel & Reid,2008;Hilbert & López,2011;Lazer et al.,2014)。
大数据应用在各行各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为了发挥大数据在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括联合国在内,中国、美国、欧盟、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发布了一系列大数据的战略举措(Cao,2017)。大数据已经被看作战略性基础资源,是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基于信息和网络技术发展两化融合战略,重振经济活力,重塑竞争优势,力争在新一轮全球商贸格局中占据领先地位。2012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大数据研究发展倡议》,以提升从海量和复杂数据中获取知识、挖掘价值的能力,进而推动科学与工程领域创新步伐加速。此后,美国先后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重申要把握大数据可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重大机遇,进而打造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创新经济生态。德国在2013年发布了《工业4.0》战略,计划把以数据为基础的智能制造作为主导,通过利用信息物理系统手段,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英国自同年起先后推出《把握数据带来的机遇:英国数据能力战略规划》《数字战略2017》《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提出了11项具体行动部署,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此外,韩国于2013年推出了《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欧盟于2014年发布了《数字驱动经济战略》;澳大利亚也在同一时间成立了“大数据工作组”并启动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综合以上几个典型国家的新动向和新举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日益融合,成为各国抢抓未来发展机遇的战略性技术。
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大数据竞争,我国先后出台多类政策扶持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发展。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的任务。2016年12月,工信部正式编制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强化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为核心,明确了强化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深化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展、加快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推进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提升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等7项任务。2019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3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大数据支撑政策初见成效。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而相关的理论仍然相对滞后,因此在我国开展数字化环境下的组织管理理论研究,为数字背景下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