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解放区批评圈

1938年，在延安城东北5公里桥儿沟，一座类似中世纪城堡的大礼堂内，成立了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该校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称“鲁艺”）。[2]鲁艺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教师有何其芳、周立波和陈荒煤等，茅盾、卞之琳也做过短期兼职教师。贺敬之、冯牧、陈涌、李季、秦兆阳和朱寨等都是该校学生。吴玉章和周扬任院长、副院长，实际由周扬负责。[3]1949年进城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主抓全国的文艺工作。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刘白羽、侯金镜和陈荒煤先后做过周扬的副手和部下。贺敬之、冯牧、陈涌、秦兆阳和李季等学生，也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及《文艺报》的领导职务。至此，以同事、部下和学生为骨干，他们形成了一个以周扬为核心的“解放区批评圈”。在1949—1985年当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这个批评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批评圈并非狭义的圈子，随着周扬派批评家走上领导岗位，它逐渐发展成一个泛指以这种文学观念为指归的批评现象。

周扬走上当代小说批评舞台的标志，是他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章在作家表现“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的大变革和“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这两个要点上，肯定了“赵树理方向”的意义，认为“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周扬在领导《文艺报》的工作上，继续对小说批评发挥着影响。作为当代小说批评主阵地，《文艺报》除最初几年由丁玲、冯雪峰任主编外，1957年后的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大多数都是“解放区批评圈”的成员，如张光年、陈荒煤、侯金镜、何其芳、陈涌、冯牧等；即使前几年，也有鲁艺学生李焕之和黄钢等。这家报纸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的批评文章规范着当代小说创作的思想观念，推动小说的发展潮流；二是重要小说家和年轻小说家的作品，由此而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洪子诚在分析1956年前后的《文艺报》时指出：“《人民文学》五六十年代在文学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份刊物《文艺报》的地位，显然更为敏感、重要，围绕它也就有更多的风雨。”“它的宗旨、任务是反映全国文艺界的状况，宣传、阐述中共在文艺上的方针、政策，评价当前文艺创作，讨论重要文艺问题。”[4]张光年回忆说，“1956年底开始要鸣放时”，周扬甚至“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5]

作为“解放区批评圈”的重要批评家，邵荃麟[6]、张光年[7]、侯金镜[8]、陈荒煤[9]、陈涌[10]、秦兆阳[11]和冯牧[12]在贯彻周扬的批评理念，推动小说批评发展的同时，彼此因特殊气候而产生的差异性，也在该圈子形成拓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这些批评家都是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形成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批评观念，与他们的战争经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的文艺界领导工作，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对不符合文艺政策的作家作品的严厉批评方式，甚至用思想标准代替艺术标准的简单做法，与其人生道路和职业角色，也一脉相承。他们发明并忠实实施的一整套文学概念，如“军事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主题”“题材”“颂歌”“时代最强音”“英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论”“形象思维问题”和“两结合”等，对规划50—70年代的小说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又是有较高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的批评家，当社会气氛松动，有好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出现，也会持欣赏的批评态度，如张光年在1956年4月《文艺报》第18期发表的关于典型问题的文章，就指出某些批评是机械地从人物的社会本质出发，而导致了对典型的简单化理解；又如秦兆阳在杜鹏程修改《保卫延安》时，使小说在既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不减弱周大勇、王老虎等形象饱满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