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在2012年后发表的有关国家治理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论文基础上合成的。
学术研究往往与时代节奏而合拍。本人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与农村问题研究，学术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90年代及之前，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中国政治与农村问题，特别是进入村民自治领域，并开始尝试田野调查方法。二是进入2000年以后，将农村问题与村民自治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加以解释，注重基层治理的民主导向和制度建构。三是2010年后，试图将中国政治与农村问题置于历史的深处，发现其独特性，并试图在事实经验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更加突出原创性。
第三个阶段研究的转变基于以下背景。一是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崛起”“中国经验”等“中国性”日益凸显。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单向仰视地位开始改变，人们得以以平视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发现被遗忘的“中国性”。二是中国正在迅速奔向现代化，虽有独特的路径，但非一路坦途。许多事实出乎预料。本人对此体会尤深。1998年，全世界的眼光都曾注目中国农村基层的“海选”，赋予“海选”村民直接选举村主任过高过分的政治期待，对于这一政治过程将会遭遇的困难和曲折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心理准备。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为何难以在中国“落地”？以上两个背景将我的研究导向同一个目标，这就是必须将当下中国置于历史深处，发现制约和影响中国进程的制度底色，并由底色所造就的中国特色，关注在解决国家治理问题中形成中国路径。本书因此具有以下特点。
一 以时代问题为导向
以平视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奇迹”在某种程度上来自数千年历史蕴藏着的深厚“底气”。只是近代以来文明落差造成历史悲情及其二元割裂的思维，遮蔽了长期历史上存在的积极要素，甚至视所有传统为落后。当学界从各个角度探讨“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时，本人于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认为解释“中国奇迹”的各种理论都忽视了创造“奇迹”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中国人主要是农民。正是农民的特性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文明叠加优势”造就了“中国奇迹”。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农民国家”,“中国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农民性”。离开了“农民性”，何以谈“中国性”。此文开启了本人重新审视中国，重新评估中国传统底色，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的学术之路，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自觉。
这种理论自觉直接体现于“历史延续性”研究视角的提出。本人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发表的《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长文认为，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强化了国人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忽视了对中国历史的理性分析，甚至形成“既然落后，传统都坏”的自我否定的历史观。当下的中国正在崛起，而当下是历史的延续。中国历史主要是农耕文明，其中既有内生活力及其制度基因，也有惰性元素及其基因缺陷。这种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为当下的中国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同时也预示中国道路是未了的接力创新过程。
历史延续性是相对历史断裂性而言的。在传统与现代交替之际，人们的理论思维最容易产生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割裂和对立性。愈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愈是前现代历史辉煌的国家，愈是容易产生历史落差造成的历史悲情，也愈是容易趋于这样的历史断裂性的极化思维。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国人极力拥抱西方世界的重要原因，也是当1998年出现农村“海选”之后引起人们无限政治想象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想象的主要背景是基于“东方专制主义”政治的界定。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被引进。自由无疑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是否只有西方才有自由，东方只有专制？如果自由没有自己的土壤，完全依靠从空中降临，也难以扎根、生长和开花。基于此，本人在《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发表长篇论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认为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自由泉源，并不时翻卷起层层激浪。只是这一泉源长期被高高矗立的上层外壳所掩盖。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潜藏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自由活力，并促成了中国崛起。
二 发现被遮蔽的事实
由于近代历史落差造成的历史悲情，很容易造成学界的两极化思维。一极是伴随中国崛起形成的历史翻转，认识极度膨胀，更多的是政治张扬，由对外部世界的仰视翻转为居高临下的俯视，但这种俯视很难“以理服人”。一极是尽管承认中国的崛起，但思维框架仍然限定在既有的范式内，仍然视既有理论为“唯一准则”并以此剪裁事实。要改变这种两极化困境，唯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由于知识生产的“先占原则”，西方学术理论取得了大量成果，并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任何理论都有一定限度，都会因为事实的局限而产生理论的局限，甚至是偏见。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长期存在两个遮蔽：一是既有理论遮蔽着丰富的事实；二是上层政治遮蔽了下层社会。要改变既有理论的限定，就需要发现被遮蔽的事实，并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理论对话，在对话中获得话语优势。
本人所在单位自1980年代就开始就将田野调查视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乡村调查，但这些调查主要是当下的、现象的、对策的。2015年，为了从理论上认识“中国性”，开启了“深度中国调查”，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调查。这在于受断裂性思维的影响，传统农村社会形态更多处于被否定状态，而未能客观和全面发现社会事实。通过“深度中国调查”，我们发现了大量鲜为人知，或被忽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恰恰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色，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着力的历史要素。正是基于大量社会事实的发现，本人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发表长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论文以对传统宗族社会调查为基础，阐释了在传统中国，人们的行为理据是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祖宗崇拜，是祖宗赋予后人以生命、资格、地位、权利与责任。
“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影响久矣。这一理论在中国受到尖锐的批判。本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东方自由主义”，以打破这一定义中国政治的唯一定论，但总觉不够。因为“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且这些论述有事实依据，如东方大型治水工程。要打破“东方专制主义”的限定，还得在事实层面进行对话。本人在《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发表的《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一文，运用“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材料，从治水和村社制度两个层面，阐释了“东方专制论”的限度。
三 基于事实的概念提炼
以调查发现事实，以事实发现既有理论的限度，这是必要的，也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社会科学得以走在前列，重要原因是擅于创造概念，并在概念基础上搭建知识体系，从而广泛传播，形成话语权。而概念的建构恰恰是中国学者的弱项。尽管发现了事实，但如果没有概念加以概括，也难以产生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因此，学术研究一是要发现新的事实，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二是对大量社会事实现象进行提炼总结，创造概念，获得对事实的定义权。
作为中国底色的宗族社会是远古传承下来的社会现象，前人有过研究，近些年历史人类学界也有过调查，甚至成为一个“学派”。“深度中国调查”所调查的村庄类型，第一种就是华南宗族村庄，获得了数千万字的调查材料。本人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创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其中包括同等、差等和对等原则，用来概括宗族社会现象。
概念具有标识性。特别是“祖赋人权”这一概念与近世人们普遍接受的“天赋人权”的概念有所不同，构成了将“天赋人权”视为“唯一准则”的知识格局的挑战，因此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好在杂志社大度将论文发表出来。本人非常希望听取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只是这些意见主要属于价值主张性，即不同于论文的命题。根据我过往的经验，这些主张类的意见很难写成论文加以争鸣。[2]由于涉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我试图专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论文的命题作出进一步阐述，希望读者进入作者的实证思维通道加以理解。
除了概念建构以外，分析框架也非常重要。这在于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更具有普遍性。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与全能主义是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主要定义。其共同特点是依据政权组织与社会民众的纵向关系。但人类分析政治现象不能仅仅是一个框架。如果只是限定在既有的框架内，就永远无法突破理论的限度。为此，本人在《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发表《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论文为《新华文摘》2018年第12期转载）一文，提出对中国政治的定义除了被定义以外，更要自定义，条件就是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四 探讨变动社会中的治理难题
底色毕竟已属于过去，尽管它仍然在继续发生作用。当今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处于变动之中。至于为何变动，如何变动，变动走向，大有可探讨的空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目标论题，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考虑条件因素。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结果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如“良治”与“恶政”、“有效治理”与“失败治理”。国家治理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一厢情愿按人们设定的目标发展，这就需要探讨国家治理的根基，即国家治理的根源与原因，寻找制约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国家治理根基的基础性方法。
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国家治理成为学术热点，但也有许多待解的理论问题。在政治学界，对“治理”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有人统计达140多种。1990年代中期，“治理”进入中国政治学界，但当时也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对“治理”的英文“GOVERNANCE”如何翻译也有不少争论。正因为如此，我在1997年《政治学研究》发表了《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一文，认为有学者将“GOVERNANCE”译为“治道”不合适，而译为“治理”较好。并在文中提出：治理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后来，“GOVERNANCE”普遍译为“治理”。当国家治理成为热词后，更需要明确其概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应将国家治理放在“国家”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会产生大量问题。解决问题的政治实践，便构成了国家治理的路径。当下的中国现代化正处于第二个节点上，传统的动员型政治正在向回应型政治转变。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治理”。只是当时的基础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在当下的“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格局下，“以文治理”可以注解为“为物所困”，但需要赋予新的内容。当下中国正在由一个低收入社会进入到一个中等收入社会，并面临着中等收入的社会难题，由此需要创新社会治理。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国家治理的难点在处于权力末梢的边疆和基层。当下的中国，内地与边疆正处于地域相隔的“背靠背”向交流频繁的“面对面”状态转变。大碰撞难以避免，大整合更待努力。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如何落地，则需要在地方治理中将法治元素寓于治理之中。长期历史以来，中国的城市治理是官治。面对迅速变化的新型城市社会，培育自治已是迫在眉睫。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阶段正在由现代化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基层与地方治理正处在转变之中。毫无疑问，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与国情，基层与地方治理的转变也有自己的方式。而且发达国家基层与地方治理的走向，也为中国提供了不少借鉴。否则，中国的许多改革可能是无效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有必要借鉴外国，吸收外来经验。
五 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
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将中国的国家治理置于历史深处，从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现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必然要求学术方法的创新，并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作为中国学者，有幸生活于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大更替时代，有幸见证大时代的转换和丰富复杂的立体形态；作为最早进入基层治理领域的学者，有幸能够较早地将实证方法引入规范性甚强的政治学，有幸进入田野现场发现事实，获得灵感，引发想象，从而形成围绕历史进程中具体的“人”，并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风格。这就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田野学派”的崛起。
一个学派、一种风格的形成，不是自我标榜，更不是政治宣示，而是在长期的学术努力中，一个个概念的建构，一个个观点的形成，才得以成立和成熟的。这种概念既是对事实的概括，也是对具体事实的超越。“关系权”的提出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关系”既是对中国久远的人际关系事实的抽象，也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从前者看，关系即权力；从后者看，权力在关系之中。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平台。但要提升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得一代代人极其艰辛的努力。相比物质生产，知识生产的提升更难。万丈高楼平地起。概念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3]。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学术创新，当从概念入手，包括解构与建构双管齐下。其中，创造具有标识性的规范性概念属于难中之难。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国家治理的中国研究才刚刚起步，尚缺乏长时段的历史深度、独特新颖的认识角度、能够立说的理论厚度。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如何发展、改进和演化的，还有待破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性”愈益引起人们关注，也经常会产生误解。即使是世界“中国学”最昌盛的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偏差，甚至是偏见。对此，美国第一代“中国学”大家费正清早在20世纪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为何失败时，就提到：“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承存在。”近代以来的“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的全部。”[5]与年轻的美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地域差别极大的大国。要从人类文明进程多样性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性”，需要引进新的思维和方法，这就是“时间国家”和“空间国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发现中国，发现中国国家治理的进程。
学问如登山，一山更比一山高。
本书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已是老骥，尚存小志。
2018年7月15日于武汉陋室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5月18日。
[3][美]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