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
一
今日治文学史者，大多认为“《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此语至少包含一个基本的语义矛盾，即“经……是……集”，此处即极成问题。故同一《诗经》，有文学之《诗经》，有经学之《诗经》。文学之《诗经》只承认《诗经》的诗歌内容，如以十五国风为民间情歌之类，进而又有文学独立、文学自觉、反对“文以载道”诸观念，削弱了《诗经》的丰富内涵。经学之《诗经》则有体有用，有文有义，有内容有寄托，在里巷歌谣背后又有整套的制度措施，所谓天子王官之守，太师乐府之职，由此而有诗教的隆盛，以及汉唐宋明两千年诗史的流衍。民国以来剥离《诗经》的经学含义，而使之等同于民谣俚语，终于导致现代社会的诗学不振、诗教扫地，以至妖声俗乐趁时而起。周子所叹“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通书·乐上》），斯言足以儆世。
昔《魏武故事》载操“有不逊之志”，操作《让县自明本志令》，本志，本意也。现代汉语“志”字多用作褒义，而今人品评古人往往偏差。如称“‘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主要是指政治抱负”（百度百科），皆不确。其实“诗言志”之“志”只是心意。虽人人各有其心意，然心意只是心意，而士处当今之世，心意则以纯直、朴白、渊静为最高。予故作札记如次。
二
古人有图像之学，在《易经》；有心意之学，在《诗经》。
《易经》有八经卦，有辞有传。八卦，象也，经也，其余皆注解也。
古人创文字，而不专主于文字。图像之学、心意之学，皆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也。
孔颖达解《书经·舜典》 “诗言志”曰：“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可知《诗经》是心意之学。
予少寡学，以为文学者，发扬外露，表象之学也，不似史学之深沉凝重。赋者，布也，铺也，如汉赋之铺陈辞藻，《文选》之不以立意为宗而以能文为本，是其最为典型者。今知文学乃是内学、心学，外露者是其末节。
理学家有心学，心性之学也。文学为心学，心之情也。情与性相对，又与理相对，道理者无所不在，而情感者亦不可片时无之也。
“六经”有体用。六者皆经，皆为天子王官之学，此其体也；六经各具功能，不相替代，此其用也。“诗言志”一语，亦可颠倒宾主，谓言志必以诗。言志必以诗，而不以其余“五经”，亦犹卜筮以求絜静精微必以《易》，其余“五经”亦无与也。百家众技时有所用，诸子如是也，群经亦如是也。《易经》非小儿所宜，亦非人人可学，惧入邪径也；《诗经》则自八岁入小学之前皆可诵习且人人必学，思无邪，无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诗经》其形式即今日之流行歌曲，而流行歌曲之心意乃远不及《诗经》之纯之雅。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道志”，诸书或引作“导志”。陆德明《释文》:“‘道志’，音 ‘导’。”然不如径读为言道之道，即“道可道”第二“道”字。）
《春秋繁露·玉杯》:“《诗》道志。”
《史记·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汉书·司马迁传》:“《诗》以达意。”
《初学记》引刘歆《七略》:“《诗》以言情。”（姚振宗辑《七略佚文》采之。）
朱子《论语集注》:“《诗》以理情性。”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以道性情也。”
三
《书经·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国语·鲁语》承之曰：“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史记·五帝本纪》改易古字作“诗言意，歌长言”。裴骃集解引马融曰：“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
孔安国传：“谓诗言志以导之。”
孔颖达疏：“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
其解语曰“志意”。
《诗经·诗谱序》:“《虞书》曰：‘诗言志。'”
孔颖达疏：“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
引郑玄《六艺论》:“情志不通，始作诗。”
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
其解语曰“情志”。
可知“诗言志”之“志”，与“意”“情”字义相近。
四
《书经·舜典》:“诗言志。”
《说文解字》:“诗（
），志也。从言，寺声。
（
），古文诗省。”
《周南关雎诂训传》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之”之“之”解为“往”。）
三者所云，皆有文字构成之依据。
“诗言志”,“诗”即“言”“志”二字之合文，“志”又“心”“之”二字之合文。
“诗，志也”,“诗”“志”二字同音。
“志之所之也”,“诗”“志”二字皆从“之”。
有“之”而后有“志”，有“志”而后有“诗”。“之”“志”“诗”三字，由简至繁，由独体而合文，其字形重叠，其字音与字义皆相近。
庄有可《春秋小学》曰：“‘之’亦古 ‘志’字。诗以言志，故古文即合 ‘言’‘志’为 ‘诗’，会意也。”
由此可知：其一，三者所云，即“之” “志” “诗”三字之原始本义；其二，“之”“志”“诗”三字之出现极早；其三，只此即吾国诗学学术渊源之所在。
五
《说文解字》“
（
），古文诗省”，段玉裁注：“左从古文 ‘言’；右从 ‘之’，省 ‘寸’。”
古文“之”“止”“屮”“出”四字义近，均与“艸”相关。
之，小篆作
。
止，小篆作
。
屮，《说文解字》:“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茎也，古文或以为艸字”。
出，《说文解字》:“象艸木益滋，上出达也”。
艸，《说文解字》:“百芔也，从二屮”。
之，《说文解字》:“出也。象艸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
止，《说文解字》:“象艸木出有址”。
段玉裁注：“止象艸木生有址，屮象艸木初生形，之象艸过屮枝茎益大，出象艸木益滋上出达也。”（“止”字注。）
今“诗”字、“寺”字均作“土”形，大误。按“寺”字小篆作
,《说文解字》:“寺，从寸，之声”，亦当作“之”也。
《说文解字》 “从言，寺声”，段玉裁仅注“书之切，一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则曰：“当云从 ‘
’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古文从 ‘言’, ‘之’声”，庄有可《春秋小学》亦曰“‘之’声”，是也。
王筠又以为古文
（
）为本字，诗（
）为后起，《说文解字句读》曰：“安能豫知小篆而省之乎？”可知“诗”从“寸”而有“承”“持”义，乃是后起假借。
《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以“止”为训，亦由文字构成而言。
六
宋人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
其所云怀其时、感其物、发其志、扬其情、言成章、声成文，即古人心意之学之大较。
又检清人所论，得桂馥、王念孙、俞正燮三家。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志也者，诗、志声相近。《释名》: ‘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广雅》: ‘诗，志意也。'《书·舜典》: ‘诗言志’，正义：‘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襄二十七年《左传》: ‘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注云：‘诗以言志。’昭十六年《传》: ‘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注云：‘诗言志也。'（《礼记》）《孔子闲居》: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注云：‘志，谓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则其诗亦至也。诗谓好恶之情也。'《孟子》:‘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注：‘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春秋说题辞》: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吕氏春秋·权勋》: ‘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注云：‘诗，志也。’贾谊书《道德说篇》: ‘诗者，此之志者也。’郑注《尚书大传》: ‘诗之言志也。'”其言“诗、志声相近”，此语最切。
桂馥引《左传》“观七子之志”“以知郑志”云云，即《汉志》“必称《诗》以谕其志”之“志”。《汉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张揖《广雅·释言》:“诗，意也。”有本作“诗，志意也”，与孔颖达《书经》正义同。王念孙《广雅疏证》改作“诗，意志也”。
王念孙《广雅疏证》曰：“诗意志也。各本皆作 ‘诗志意也’。案：诗、志声相近，故诸书皆训诗为志，无训为意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贾子·道德说》云：‘诗者，此之志者也。'《诗谱》正义引《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书大传》注云：‘诗言之志也。' （当作 ‘诗之言志也’）《说文解字》及《楚辞·九章注》并云：‘诗，志也。’今据以订正。”
今按，《史记》明云“诗言意”，王氏谓“无训为意者”非。
王氏亦言“诗、志声相近”，承桂馥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诗》:“《尚书》云 ‘诗言志’,《史记》作 ‘诗言意’。意，志也。《诗》正义引《春秋说题辞》云：‘诗之言志也。'《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汤谓伊尹曰：尽如诗。’注云：‘诗，志也。’则古语可知。《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乐记》释文：‘一本云：诗其志也。'《意林》载《慎子》云：‘诗，往志也。'《说文解字》《释名》皆云：‘诗，志也。’案：‘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舜以命夔。《礼》称夔为穷人，声音之外，盖所不知。（《礼记·仲尼燕居》: ‘敢问夔其穷与？'）然则舜与夔言诗，亦重声律而已。《书》言：‘子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谓诗之协于五声者，此工以纳言时而扬之者也。又《荀子·劝学篇》云：‘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左传》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国常用声曲。’又云：‘依声以参时政，知其兴衰也。’正义云：‘乐人采诗词为乐章，述其诗之本旨，为乐之定声。其声既定，其法可传。故季札所美，皆其音节。'《汉志》云：‘行人以采诗，上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知诗以言志，当以和气感也。又《诗》正义引《诗纬》云：‘诗者，持也。’郑《内则》注云：‘诗之言承也。’皆古义。”
其云训“诗”为“志”出于古语可知，最切。又谓训“诗”为“持”、为“承”皆古义，则非。
古人所论“诗”为“志”,“志”为“意”，略备于此。由此可知诗为心意之学。
七
“志”“心”“意”三字同一部首，本义最相近。
“心”字本义为心脏，象形。甲骨文、小篆中间象心形，其外象心包络之形。
《说文解字》:“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
明张介宾《类经图冀·经络》:“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居肺官之下，膈膜之上，附着脊之第五椎。……心象尖圆，形如莲蕊，其中有窍，多寡不同，以导引天真之气。下无透窍，上通乎舌，共有四系，以通四脏。心外有赤黄裹脂，是为心包络。”
“心”又称为“中”，以心脏大率在身之中也。《诗序》“情动于中”，孔颖达正义：“中谓中心。”
古人以心脏为思之官，具有大脑之功能，故“心”字又有心意、心愿、心思之义。
《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朱子集注：“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集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朱子集注：“心者，身之所主也。”
《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书经·大禹谟》“人心惟危”，蔡沈《书集传》:“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
《说文解字》:“凡心之属皆从心。”
心有所感为“情”，情与理相对，为一时所感，变动无常。
“意”字本义为“志之发也”。《说文解字》:“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
魏校曰：“从心从音。意不可见而象，因言以会意也。”（明魏校撰《音释》一卷、《六书精蕴》六卷。）
《礼记·大学》孔颖达疏：“总包万虑谓之心，情所意念谓之意。”
八
《卜居》与《少仪》问卜筮，皆通于《易经》之道。
《楚辞·卜居》:“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王逸注：“用君之心，所念虑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龟策诚不能知事，不能决君之志也。”
胡文英《屈骚指掌》:“用君之心，竭智尽忠也。行君之意，求不蔽障于谗也。”
陈第《屈宋古音义》:“妙在 ‘用君之心’二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者也。”
《卜居》言“心”言“意”，二字含义相近。
《礼记·少仪》:“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
郑玄注：“义，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颖达疏：“谓大卜问来卜筮者，为是道理正义与？为是私意志与？若卜筮者是公义，则可为卜筮。若所问是私心志意，则不为之卜筮。”
“义”字本义训为“宜”,“义，正事也”即所谓“正义”。
“志与”之“志”字，即《卜居》之“心”“意”。据孔颖达，其解语则有“意志”“志意”“私心”。
而“义”与“志”二者相对。义可问，志则否，“义”即《易经》之阃域，“志”则《诗经》之阃域也。（“诗言志”，亦可谓之“诗不言义”。）
顾炎武《日知录·卜筮》曰：“故尽人之明而不能决，然后谋之鬼焉。……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楚辞·离骚》）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楚辞·卜居》）善哉屈子之言！其圣人之徒欤！”
《易经》之道，有不卜不占之说。《左传》曰“不卜常祀”,《春秋繁露》曰“百神之祭不卜”,《太平御览》引《尚书大传》曰：“卜义不卜不义，故卜必吉”。
明李本固撰《古易汇编》有《不卜》之目，曰“德可胜妖，不卜可也”，曰“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专自也”；又曰“考之蓍有不占者五，而卜可效焉”，一曰污身不占，二曰不斋戒不占，三曰险事不占，四曰不疑不占，五曰占不三渎。
屈子固自知其所当为，自知虽凶而不可避，而太卜是之，赞成之，故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也。夫“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太卜非不知而不答，当义当仁，无须答也。
若不义而卜，无所谓吉凶也。若当义而卜，无不吉，生死忧患则不问可也。
严遵卜筮于成都市，“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是知卜筮之道者。
子孝、臣忠，义也。违害、就利，志也，私心也。
“求仁得仁”，求仁，义也；得仁，志也，私心也。
至于屈子之自沉，舍生取义，求仁得仁，太卜不能决其志，而“用心”“行意”可以决之。即此可知古人有心意之学，而诗学有易学所不得取而代之者。
九
以上仅从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即《诗经》之“诗”字，加以具体考察。以文字学为范围的考察，亦可以视为一种经学研究的内在线索，即从文字本身透视其背后的制度，期望获得一种内在的可信性，从而在文献学、考古学的考证之外另辟一条蹊径。
“诗”不是简单的形声字。六书中形声字谓因声旁而得声，其义则另有所指，如“江”“河”只是由“工”“可”得声，其字义则不从“工”“可”。但“诗”从“言志”，乃是既从其得声，又从其得义。
“诗”不是单纯的“右文”字。宋人、清人及近代以来文字学中有所谓“右文”之说，谓文字右面的部分既从其得声，又从其得义，如“壁”“臂”“僻”等皆有偏僻义。“诗”字与此相近但又不同，如“诗”“时”“侍”等并不构成一类。
“诗”训为“言志”并非单纯的同音通假。经学上有一种今文家的解诂，如说“义者，宜也”“礼者，履也”，脱离字形而断其义。字形与字义之间并无关联，仅取其音同而已，近似一种同音通假。而“诗”乃是“言志”二字的合文，“诗”“志”二字又同音，要之，“诗”与“言志”具有同音、同义、同形的特点。故将“诗”训为“言志”，乃是古文家的训诂与今文家的断义的融合，其训诂界定同时即是其义理界定。
由文字训诂加以引申，可知“诗”字绝非由大众在长期劳动中逐渐积累创造，而是出于专门执掌此职业的世家即世官世畴之手，世家而为“王官”，此即经学制度构成中的最核心的部分。
“言志”即“诗”字的本义，可知“诗”字是最早创造产生的文字之一，不同于其他具有引申义、衍生义、通假义、俗讹字之晚出。
由“诗言志”之定义，可知《书经·舜典》与《诗经》诸作品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由此一点即可以肯定《书经·舜典》之部分可信性。
由“诗言志”之界定，即可以确立吾国诗学乃至文学的核心理念。
由此亦可推知吾国诗学、文学发生之早，以及三代文明之隆盛。
由此亦可揭示吾国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即经学为体、文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