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创新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创新与潜在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影响机理的新的解释框架。以往大多数研究对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是基于Jensen和Meckling（1976）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对股权公司代理关系的解释，他们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管理层在运营方面不能完全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执行，而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传递的中介和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者，通过跟踪上市公司并发布盈余预测报告的形式将上市公司的真实投资前景披露给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人，这样减少了公司的代理成本。但1933年美国颁布的《证券法》提出，审计人员的责任对象从直接委托人扩大到间接委托人（即潜在的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显然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已经不能对资本市场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解释。同时，在现有的研究中，分析师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存在争议的。尽管一部分研究证实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操纵具有监督效应，但另外一些学者发现，由于分析师盈余预测逐渐成为投资者衡量上市公司业绩的标准，管理层在分析师的关注下会产生更大的压力，从而导致更多的盈余操纵和其他舞弊行为。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分析师对于会计信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计信息传递的整个链条，即会计信息是企业向外界披露的产品，从产品的制作到消费者手中，经历了“制作（会计报告的编制）—控制（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注册会计师审计）—接收（披露给报告使用者）”的一系列流程。但是，以往大量文献把焦点过多地放在分析师关注对资本市场反应或财务报告盈余质量的研究，忽略了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和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者，对于会计信息的影响是遍及了财务报告信息流动的整个过程。

第二，比较和评价以往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方式，并建立了新的度量体系。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强调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与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相关（陈毓圭，2004）。其中，外部环境包括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状况、法律监管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内部环境包括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战略的制定、相关经营风险、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等。这些因素说明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因素和重大错报风险的表现形式是多维度的，当研究者尝试用一种变量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衡量时，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文献中多数以因财务报告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作为公司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变量，但这种以重大错报结果为替代变量的局限性是，未受到违规处罚的公司并不意味着其披露的财务信息是“清洁的”（即完全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另外，也有学者利用盈余管理质量作为重大错报的替代变量，但是管理层的部分盈余管理行为是为了向市场披露更多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因此，单单使用一种变量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是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本书按照财务报告信息从企业内部，传递到企业外部的流动过程，从多角度出发，对重大错报风险的结果表征及重大错报风险存在的影响因素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多个维度的衡量，使研究结果更具稳健性。

第三，实证计量方法上，由于考虑到分析师在选择关注公司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书采用了已有相关文献中大部分的控制方法。其中，包括用二阶段模型控制分析师关注的自选择问题（Heckman，1979）；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找到存在重大错报风险样本公司的匹配样本进行回归；使用自然实验和安慰剂检验方法（如Irani和Oesch，2013；Chen等，2015；李春涛等，2016），将券商关闭和券商合并作为导致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关注度减少的外生冲击，之后找到受影响公司的对照匹配样本进行检验，以此找到分析师关注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文献中最常使用的超额分析师关注（Yu，2008）等。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在对连续型因变量进行OLS回归时借鉴Degeorge等（2013），使用了WLS（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每个观测值根据不同地域的资本市场规模大小进行赋值，使得到的统计结果更稳健。

第四，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层出不穷的会计造假丑闻暴露了以往制约体制的重要缺陷。这是由于只关注制约体制、忽略其他有用的机制是明显不正确的。资本市场报表使用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了解远不及公司内部的管理层，因此这种无法消除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监管层及注册会计师识别所有可能的重大错报风险和会计欺诈是不现实的。作为广大投资者的“股评师”，证券分析师具有的信息渠道不仅仅是依靠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还包括各类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的相关报道、从各大证券公司有关部门获得信息、学术性图书刊物、对上市公司进行电话访问、实地调研等。因此，相比较监管部门和强制法规下的外部审计师来说，分析师具有较低的信息获取成本。同时，如上文所述，分析师发布评级及预测报告的工作性质，使其从会计信息的“生产”阶段就进行关注，直到披露给信息使用者。因此，分析师的关注行为，对于会计信息的传递链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改善了企业内部治理环境，降低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投入，从而整体上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本书的现实意义旨在为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监督扩展视野，同时研究结论以期为未来的证券市场监管及研究方向提供新的参考和方向。

[1] 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html），2013年11月15日。

[2] 参见中注协制定、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2006）。

[3] 该模型中的“重大错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审计前财务报告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而审计风险是指审计后财务报告仍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由于审计前数据无法获取，本书研究的“重大错报风险”为后者。

[4] 《回顾浑水沽空报告全文：辉山乳业为啥一文不值》，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ggscyd/2017-03-24/doc-ifycstww0996112.shtml，2017年3月24日。

[5] 指在美国资本市场注册上市公司每年必须提交10-K表格，其中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及根据美国公允会计准则编制及被审计过的年度财务报表。

[6] 为了简化模型，本节在构建博弈模型时假定外部审计师是独立的，且具有合理保证财务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的责任，因此没有将其作为博弈参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