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翼[1]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迁。为总结和梳理这些变迁，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邀请，来自全国各主要社会学学术团体的老师们，于2017年在北京社科博源宾馆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将正在编写的《中国社会发展年鉴》的主要内容聚焦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上。在写作过程中，有些作者还需要对自己的文本仔细斟酌，难以在短期交出成熟的稿子；有些作者经过努力，已经完成了稿子。在对已提交的稿件的讨论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王茵老师、编辑马明老师认为这些成果正好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建议先出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发展与变迁》一书。
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个书稿。
因为我是邀请方的代表，所以有幸率先拜读这个书稿。
我通过对书稿的学习，更加加深了对“改革开放改变中国”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阶层为主体，人均GDP为156美元，城市化水平仅仅为17.9%的农业社会。但在2017年年底，中国已经转变成一个农民阶层劳动力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到25%左右，人均GDP上升到88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58.5%的工业化社会。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大变化，应该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伴随这一转化，中国也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村落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从封闭型社会转型为开放型社会，从定居化社会转型为迁居化社会，从礼俗型社会转型为契约型社会。
40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日益推进的波澜壮阔的改革，也就没有所有制与产权结构的调整。中国一旦站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其就由“站起来”的巨人转变为“富起来”的巨人。由制度变革产生的诱致性利益驱动导向，激发了渴望被激发的社会活力，解放了渴望被解放的生产力。这种激发与解放，又积极地将人民群众的发展动力与国家奋发图强的长远发展规划结合，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持续改革。基层的首创精神在被顶层设计源源不断地吸纳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便焕然一新。市场经济的新型动力唤醒的丰富劳动力资源与追寻利润的国际资本的结合，形成了发展合力，最终塑造出“中国制造”的品牌。正是靠了改革开放的动力，中国才能够将西方发达国家在上百年或几百年间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短短40年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并创造出中国速度与中国精神。中国在赶超型发展中创造着中国速度，中国在制度创新中形塑着中国精神。从思想解放到制度创新到生产力革命，再到物质生产方式与生活消费方式变化所形成的复杂传导机制，中国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与科学技术创新红利等结合在一起，完成了长达40年的稳定发展，并由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过去的40年是不断变化的40年，是积极向上的40年，是民生福利日益增进的40年。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对世界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将占世界1/5的人口导入现代化过程。中国每一次真正的进步，都给占世界1/5的人口带来福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还经由华人的现代化或经由受中国影响而发展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波及全世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人口分布格局，第一次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享受到都市文明的洗礼。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也完成了自己艰难的人口转型过程，从农业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模式转变为工业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中国人的疾病结构，也随之从呼吸与消化系统疾病转变为脑心血管和癌症等疾病。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5岁左右延长到目前的76.7岁左右。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已经从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转变为人口缓慢增长的国家，并可能会很快转变为人口不再增长或趋于下降的国家。由此，中国也会第一次从施行限制生育政策转型为取消限制生育政策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中国的家庭，也随之从人口规模较大转变为人口规模日趋缩小，从家庭子女较多转变为家庭子女较少。中国的婚龄，更经由政策性约束晚婚转变为自主选择型晚婚。最近几年，中国也从离婚率较低的社会转变为离婚率日趋上升的社会，从婚姻亲缘居住家庭转变为婚姻亲缘与同居并存家庭。迁居型社会带来的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也增大了独居家庭的规模——人们越年轻，独居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观察到这一点，学者们才呼吁要深入研究家庭的个体化趋势。因此，在现代化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时，家庭的脆弱化压力，以及现代化本身蕴含的发展逻辑，迫使中国从缺少保险的社会向全民皆保险的社会转型。从制度覆盖面上来说，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日趋现代的全民社会保险体系，完成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的并轨，并在将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险逐渐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在经济分化中形成职业分化，在职业分化中推动教育的转型，而教育转型又源源不断地创造了新生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少之又少；但到了2018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甚至超过了820万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与知识化，使绝大多数念过大学的人有机会进入干部队伍，创造了教育推动社会流动的强大机制。念大学，提升教育水平，流动到较高的职业地位，成为体制内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但在体制外，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收入水平（从个体户到私营业主等），也成为另外一个流动渠道。城市的扩张也为农民将自己转化为农民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大学毕业生从分配工作到自主择业的转化中，教育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社会地位的多元评价功能，使人们通过复杂的社会流动过程，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也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机制。总之，改革开放的40年，从总体上拓展了社会流动渠道，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同时也稳定了社会秩序，创新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体系；虽然间或也有波动，但各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将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到了新阶段。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以农民阶级为主，是典型的“两阶级加一阶层”的社会（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经过40年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人阶层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中产阶层所占比重有了长足的提升。这种提升以农村贫困人口的日益缩小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现有贫困线（2010年贫困线为标准）估计，农村贫困的发生率高达97%以上；但到了2017年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降低到3%左右。现在，雇主阶层占比在5%左右，新中产阶层占比在23%左右，老中产阶层占比在13%左右，工人阶层占比在32%左右，农民阶层占比在27%左右。因为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农民阶层普遍处于老化状态。如果只以60岁以下在业劳动力人口为阶层划分标准，则农民阶层的占比会下降到25%以下。农民阶层的缩小，工人阶层的壮大，中产阶层的崛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重大变化。中产阶层占比提升到23%以上，预示中国社会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不仅会拉动中国的内需，而且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消费市场。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也为未来社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型，已经将中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从人力和畜力结合而生产的社会转变为人力与机器结合而生产的社会，从商品供给短缺的票据社会转型到商品供给充足的买方市场社会。这40年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个体与家庭等微观社会，也改变了社区、企业、政府、乡村与城市等宏观社会。未来的中国，还会发生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发生从人力与机器结合生产的社会向智力和机器结合而形成的自动化社会与人工智能社会的转型。大数据的使用与计算技术的进步，会加速这个转型的进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现在我们需要继续抓住信息革命与智能革命的机会，及时将中国导入更高一级的现代化社会之中。
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艰苦努力之下取得的。转型本身既生产着机会，也暗含着挑战。制度结构的变化，会必然形成利益分配结构的变化。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说明，即使是长期发挥过正功能的社会制度，也会在长期的社会运行中出现负功能，并使负功能侵蚀掉可能存在的正功能；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改革发挥制度的正功能而避免制度的负功能。另外，一种结构在其适宜的社会阶段会释放正功能，但在其不适宜的社会阶段会释放负功能，从而形成社会风险。实践证明，结构对其功能经常起到基础性限定作用。概括而言，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以下几种。
一是人口老化风险。人口老化会耗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这就需要社会及时开发出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红利，并以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红利代替年龄结构红利。这就要看技术进步速度是不是能够赶得上人口老化速度，并以人力资本所推动的技术进步超越人口老化所形成的福利压力与保障压力。
二是阶层流动渠道变窄风险。在工业化社会，我们创造了强大的社会流动机会，比较妥当地解决了社会流动机会的分配问题。但在工业化末期，或者在后工业化初期，科学与技术所形成的壁垒，不仅会使阶层的界限分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流动渠道屏障。这既会在生产领域形成难以跨越的职业界限，也会在日常生活领域形成门槛型的消费区隔。技术进步速度越快，阶层之间的边界就越明显，科学技术对社会流动的支持力就越强。上层阶层有更多机会为其子女创造学习机会与掌握科学技术的机会，这种机会还会以日益扩大的财富占有差距形成阶层边界，比如形成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的边界，形成掌握现代科学技能与不掌握现代科学技能的阶层边界。社会流动渠道的正功能扩展，会使中产阶层占比越来越大，但在社会流动渠道的变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占比会下降，从而出现中产阶层的“焦虑”。如果中产阶层的“焦虑”表现在经济领域，流动风险就表现为社会风险。但当中产阶层将中产阶层的缩小归因于社会，则社会风险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风险。
三是收入差距风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较小。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逐渐成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如果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生活机遇在扩展，则整个社会对收入差距的耐受力就较强；如果收入差距在拉大同时伴之以整个社会生活机遇的固化或生活机遇的收窄，则整个社会对收入差距的耐受力就减弱。另外，如果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固化了人们的财产占有差距，而财产占有差距反过来又支撑了社会的阶层差距，则整个社会对收入差距的耐受力就更易于减弱。最近两年收入差距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结构调整之难。但如果不能较好稳定社会预期，缩小收入差距，则阶层的固化就难以避免。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或财产占有差距的持续扩大与社会风险的多发呈正相关关系。
四是利益群体结盟与社会政策失灵风险。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取路的逻辑，首先是阶层逻辑，其次是利益群体逻辑（或曰利益集团逻辑）。从阶层逻辑上来说，改革开放创造了流动机会，使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成员有机会向上流动。整个在改革开放之中取得正收益的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社会支持力量，结合为最广大的收益性利益群体。跨越了阶层的利益群体，也消解了阶层的聚合力。但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阶层的分化日趋细化，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异。由改革开放的制度配置所形成的利益群体难以在整个社会取得普遍受益。这就会造成有些阶层需要这样的制度配置，有些阶层需要那样的制度配置。对不同制度配置的诉求所形成的利益群体，会因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结合在一起。利益群体一旦固化，如果利益群体对某项社会政策的诉求与其他利益群体的诉求相矛盾或背离度较大，则整体社会的团结成本就会加大。如果相关阶层的利益诉求叠加到利益群体的诉求之上，则社会政策的调节功能就更难以发挥，由此所形成的社会风险会更难以解决。
总之，40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只有分析已经取得的经验，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才能继续延续改革开放的逻辑而顺利前行。感谢各位作者的贡献，使本书的出版能够具有察往知来的功能。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面向观察与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履历，有些作者的文章，将自己研究的时段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毕竟社会与制度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文章经过出版社的编辑之后，更加类型化，更易于使读者了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
再次感谢各位作者的支持！
再次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不懈努力的编辑！
2018年9月
[1]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