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个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失语的重大问题谈起

笔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至整个马克思学说，在学理上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各种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而是来自于原西方“新左派”（或“新左翼”）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学说。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深受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的启发，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弗兰克提出了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在弗兰克1998年出版的个人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应当承认，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确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它对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但问题是：在其上述代表作中，弗兰克对他所认定的作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之一的马克思学说，作了所谓的彻底批判。似乎不作这样的批判，就不可能构建起“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

弗兰克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论据有三：一是，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4]；二是，马克思认为“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如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认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5]；三是，马克思是“欧洲独特论”者，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内部才能产生[6]。基于这三个主要论据，弗兰克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神话”构成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框架，并被滥用到东方世界。它配合了“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普遍主义”[7]。“‘东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无休止的争论。……他们在无休止争论时会掩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了各种变体和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这些概念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8]，“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到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9]。所以，在弗兰克看来，不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而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作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理论著述活动的主体和主线，“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蕴含在其中。因此，把资本主义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神话”，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全盘否定。

笔者认为，可以把弗兰克认定马克思学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三个主要论据，置换为两个学术问题，即：在马克思那里，有“东方社会停滞”等词语表述，是否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西方中心主义”；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为西欧社会的“特产”。不过，笔者这里并不打算专门评述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而仅想就弗兰克指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论据，以及目前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断的误解，从正面展开对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探讨[10]。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头奖，在国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当然，这种反响也包括对其的批评。沃勒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把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斥之为“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2000年该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同样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反响只是主要出现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领域[11]，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除了个别赞誉和“口号似”的不痛不痒的零星回应外，迄今依然是“静悄悄”。也就是说，面对弗兰克“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从质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全面否定，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一直“缄默不语”。

在笔者看来，造成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上述尴尬状态的原因或许有四：首先，弗兰克对“西方中心主义”在形式上的彻底否定（虽然这种彻底否定也有其合理之处），往往使不少人易于在情感上忽略或包容了，他在其中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所谓“在形式上的彻底否定”是指：拒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话语成分[12]，而没有真正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见本章第二节）。其次，由于弗兰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颠覆”，不仅主要是话语表述形式上的颠覆，而且，他还把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所有相关著名西方学者的学说“一勺烩”，都称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故就在一定的程度上，遮蔽了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合法性挑战的严峻性。再次，弗兰克是在构建所谓“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旗号下，“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其中一直夹杂着对东方，特别是中国在1800年以前世界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赞誉[13]，以及对他在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将要起的作用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推崇，这就使得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人对弗兰克的挑战视而不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对弗兰克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三个主要论据，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目前还难以从正面提出科学的分析和反证。之所以如此，与缺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构建及其发展的认识，以及对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断理解上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尚未有应对弗兰克挑战的足够的思想准备。笔者认为，现在该到从学理上，正面回应弗兰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挑战的时候了。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其科学性的研究，但如果我们连弗兰克的上述挑战都应对不了，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就的确涉嫌“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了，遑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罗伯特·布伦纳曾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说过一段值得我们回味的话：“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些问题上各种矛盾的解释明显已经超越纯粹的历史研究的兴趣。它们影响到对今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定位的评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概念问题。更进一步，这些争论涉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比如历史决定论的性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有效性等问题。”[14]如果将罗伯特·布伦纳这段话转化为笔者的语境，那就是：这里所提出并要探讨和阐释的问题，其意义和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观点的“技术”上的甄别，在方法论上直接关涉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其合法性基础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