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评价符合“批判逻辑”的变化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殖民主义的一些论述（如关于英国与印度关系的论述），是包括弗兰克在内的一些国内外学者，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断定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论据之一。不过，与弗兰克等国外学者相比，我国的一些学者相关看法似乎较为“缓和”或“折中”，认为，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还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而在他晚年则清理了其以往所受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发展的过程，撇开了马克思提出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的具体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同时也在客观上诱发了人们对弗兰克的相关观点的模糊认识，故这里有必要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辨析。本节这里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源”谈起。

在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直接涉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整个学说及其特性的整体认识。笔者将这类问题称之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研究中的“问题源”。其中有一个不少学者宁愿选择回避，也不愿做深入探讨的棘手的“问题源”，即：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的问题。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至少在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源”的研究在整体上还只是浮在“表层”。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把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与马克思晚年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分割开来，孤立地看待他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思想及其意义。二是，抽象地、非历史地看待马克思晚年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与其在19世纪50年代初所提出的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的不同，轻率地得出所谓马克思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巨大转变的结论。三是，虽然反对关于马克思晚年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巨大转变的观点，但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看法特别是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或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是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的过程和深层原因，不能做出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解释，不仅会使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而且还会对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整体及其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误判，遑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发展过程的把握。如果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了，对由此引发的相关不同看法正确与否的评价，自然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1.马克思提出“双重使命”思想有其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

1853年6—7月间，马克思在其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三篇文章中，提出了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双重使命”的思想。在最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他的这一思想做了集中的阐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2]这说明，马克思在愤怒地谴责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恶行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它所造成的“革命”（指经济方面的变化），在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3]。而马克思在其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则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学笔记”和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这种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44]笔者认为，这里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马克思提出“双重使命”思想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这种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构成了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当时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的基础。其主要构成大体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整体上尚处于发展时期。在19世纪50年代初，工业革命也就是在英国刚刚完成[45]；在美国和法国正在蓬勃展开；而在德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50—60年代才“进入了有决定意义的阶段”[46]。马克思1873年为《资本论》第二版写下了“跋”，在其中他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他认为：1820—1830年间，“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47]，而德国资本主义生产自1848年以来才开始获得迅速发展[48]。因此，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最终确立在当时的西欧尚未完成，故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进步性仍然以对抗、冲突的形式继续着，虽然这种对抗、冲突的形式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苦难，而且更给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9]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以上论述，与他在《哲学的贫困》，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进步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的论述[50]，是一脉相承的，在其精神实质上是相一致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提出“双重使命”的思想与他思想发展的逻辑是相符的，并非是“突发奇想”。所以，从相关文本看，马克思在集中地阐释“双重使命”思想前，提出了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容易被我们理解的了，即：既然印度这样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那么，问题就“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大不列颠人征服”[51]。相比之下，马克思当然认为当时的印度被代表着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征服，要好些。

第二，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欧社会本身没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因素和条件，因此，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初，就寄希望于世界交往中非西欧社会的变革对西欧社会的影响。之所以如此，这也与马克思在这个期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中东西方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息息相关。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前，马克思强调得更多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面，而对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中的东方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但19世纪50年代初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马克思开始思考后一方面的问题。例如，1853年5月，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在该文中，马克思既考察了英国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又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变化将对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这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即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革命将会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因为，它使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缩小，而国外市场的缩小将会加速英国国内，进而整个欧洲工业危机的到来。所以，马克思说：“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52]据此，马克思昭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虽然，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不过，这却说明马克思当时研究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注重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的东方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53]。当然，这种“双向作用和影响”过程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殖民化”。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提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双重使命”思想，就是这种“双向作用和影响”的思路，在当时英国与印度关系研究中的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的、仍然处于积极向上阶段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落后的印度的殖民化，是一种残酷的破坏与建设的双重运动的过程（这一双重运动是不平衡的，其中破坏占据主体地位）。这一运动过程必然会最终导致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反对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双重斗争的兴起。在殖民化的过程中，由于英国对印度在经济上的愈来愈大的依赖程度，一旦印度人民摆脱英国殖民枷锁，必将危机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言之，无论英国殖民主义的“破坏使命”还是“建设使命”，都是马克思在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对东西方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英国与印度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世界历史思考的重要环节。这也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第一个阶段理论批判的重要构成之一。

第三，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尚未认识到“农村公社”的内部矛盾。如在19世纪50年代初，他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对印度村社的彻底否定，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印度村社“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54]。“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大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55]可见，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中必然被淘汰的、落后的制度，其自身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这时，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外力。而这种外力当时只能来自资本逻辑的力量。应当承认，马克思这时对印度村社的看法确有不准确的地方，如认为印度村社内部没有自我否定的内在动因等，但这与当时印度村社的这种内在动因没有凸显出来有关，从而也与印度村社的这种内在动因，还尚未在马克思当时所搜集的相关研究材料中体现出来有关。

综上所述，从特定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思想的提出，是其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在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只有在这一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双重使命”思想由以提出的世界历史根据和合理性[56]。这当然与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无关。

2.既然“双重使命”思想，是马克思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在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那么，就应对其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

马克思除了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破坏作用，以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谴责外，还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建设使命”加以了一系列的“限制”。从方法论上看，这种“限制”，就是在逻辑上，对包括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直接批判。首先，所谓“建设使命”只是出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印度并非是一种“福音”。对此，他如是说：“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工业界发现，他们的生意没有增加，反而衰退了。”[57]“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58]其次，所谓“建设使命”只是一种可能和趋势，它不等于“重建印度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59]，它“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60]。最后，“建设使命”只是指为印度的新生提供“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的建设并不等于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更不等于印度社会的进步。进而言之，英国殖民者所播下的“新社会的因素”并不能直接或自发地给印度带来进步，除非进行人民革命，推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大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61]

后来历史发展的史实，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上述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在英国的“建设使命”的看法，即：英国殖民主义只是在印度完成了“破坏使命”，而其“建设使命”却几乎没有怎么显示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双重使命”思想是马克思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在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有其合理性，但要对其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将其泛化，正如不能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定峡谷”的设想，泛化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一样。这里所说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马克思“双重使命”只适用于19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的英国与印度的关系，而不适用于英国与所有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更不适用于其他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殖民者在某个殖民地播下“新社会的因素”的程度，取决于该殖民地能够为其提供所需要的经济资源的程度。三是，不同时期的殖民主义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目前我国学界有的学者提出要对早期殖民主义、中期殖民主义和晚期殖民主义的作用，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3.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缘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

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缘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同样是马克思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在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62]。这也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其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

在世界近代史上，19世纪70年代前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以电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开始兴起；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巴黎公社的出现与失败；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欧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拉美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构成马克思上述思想变化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主要因素有五点：第一国际的成立、巴黎公社的出现与失败、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以及对“人类学”新成果的深入研究和对农村公社的新的认识。不过，需要在这里提及一下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即1857—1859年间发生的印度民族起义，对马克思改变上述看法也起着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次民族起义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起义。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认为摧毁印度社会基础最根本的是英国的机器的话[63]，那么，这次印度起义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摧毁印度社会基础最根本的不是英国的机器，而是“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通过强行消灭土著王公的权力，破坏继承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现的。”[64]这就预示着马克思上述关于英国与印度关系的看法必将发生转变。在马克思关于“印度起义”的十几篇文章中，就没有再出现过“双重使命”的思想。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上述思想转变的必然性。

1864年，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马克思在1864年10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65]当然，“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句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但至少表明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考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而19世纪70—9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也的确印证了这种可能性。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还始终强调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在“波兰问题”“爱尔兰问题”“泛斯拉夫主义问题”上，批判了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这就更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在新的形势下思考英国与印度间的关系[66]。进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改变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双重使命”思想的重要认识前提之一的，就是他关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认识。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认识。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地位。在1871年4月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意义如是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67]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68]），资产阶级反封建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工人阶级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意味着包括英国殖民主义在内的殖民主义，丧失了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建设性”，此时的英国殖民主义，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使农村公社毁灭和社会倒退；此外，随着殖民地人民反对专制统治和外部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发展，其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加之，基于对“人类学”研究新成果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农村公社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等问题的全面考察，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故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趋于进步的方向——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支点”。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其自身的二重性而不在外力的干涉下也很可能逐渐解体的农村公社[69]，当时面临的是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西方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这就有可能使得它“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70]。至此，构成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评价的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主要因素就形成了。

在上述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看法，自然会发生合乎逻辑的变化。例如，马克思在“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说道：“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71]再如，在“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说道：“祡明达尔变成为财产私有者——这是英国的恶棍和蠢驴们造成的。”[72]显然，这与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人类学笔记”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作用的否定性评价，也直接体现在1881年2月底到3月初，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中的两份草稿中。初稿：“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73]三稿：“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74]“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75]

由上可见，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缘于特定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衡量历史进步尺度的变化[76]，当然也不存在着所谓清理他对以往所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问题。这一变化也同样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在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不过，这一“具体运用”，比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具体运用”，其所包含的方法论意义要更具有普遍性，故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认识过程的发展，也属于马克思对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其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构成。

如果笔者以上对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看法及其变化原因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关于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其第二个阶段的又一重要构成的方法论启示，即：必须要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置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及其变化中来把握，万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