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_中亚大变局与英国的政策应对（1864-1885年）-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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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当然是历史分析法，通过对大量的一手材料（英国外交部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时政评论等）与二手材料（后世学者的专著和论文）进行整理、研读与分析，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展现出英国每项应对政策出台时的背景、过程和争论，发掘出其背后的动因和影响。本书研究所依靠的主要档案材料是《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档案》（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中的“俄国事务”（1859—1880年，part 1，series A，volume 1）、“俄国事务”（1881—1905年，part 1，series A，volume 2）、“英国、俄国与中亚”（1865—1878年，part 1，series B，volume 11）、“英国、俄国与中亚”（1879—1907年，part 1，series B，volume 12）这四卷。这套档案集是经过专业学者对英国外交部档案进行挑选和整理后在美国出版的，它们大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这套档案集翔实可靠，权威性高，而且每个文件都标明了主题和类型，使用起来相对方便，但该档案集有个最大的不足，即它收集到的文件基本上都来自外交部，研究者从中能获得外交大臣与驻外大使以及与英印政府的大量信息往来，但却很少能看到外交大臣与首相和军方领导人之间的信息往来，尤其是很少能找到首相这个最高决策者的政策指示。本书主要是在研究1869—1873年英俄协调、1875—1877年德对俄外交协调与警告、1885年彭狄危机协调这三个重要事件时，大量使用了这套档案集。实事求是地讲，笔者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学术界而言，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重要的并不是发现和利用最新的史料，而是要充分发掘并利用好既有的史料。受制于语言上的短板，笔者暂时还不能对俄文文献进行深度解读，但也会关注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和中文的俄文文献，目前这类文献的数量并不少[229]，本书将尽可能地把它们运用到材料的分析和比较中。

关于本书的结构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三条相互交叉的线索：首先是英俄中亚对抗的演变这条线索，1864—1874年可谓是英俄中亚对抗的开始阶段；1874—1880年可谓是英俄中亚对抗的第一波高潮阶段；1880—1885年可谓是英国中亚对抗的第二波高潮阶段，随着1885年上半年彭狄危机的逐步解决，从1885年下半年开始，英俄中亚对抗走向落幕。

其次是俄国在中亚扩张这条线索（这条线索基本上与中亚大变局的演变线索相一致），1864—1873年是俄国在中亚扩张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俄国以武力先后使浩罕、布哈拉和希瓦这三个汗国都沦为了它的保护国，同时它还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1874—1878年是俄国中亚扩张的低潮期，由于近东危机的制约，俄国在中亚的收获较少，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正式兼并了浩罕汗国；1879—1885年是俄国中亚扩张的第二个高潮期，该时期俄国对外里海地区的土库曼人开始进行大举征服。

最后是英国应对政策演变这条线索，1864—1874年是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细分为消极的“精明无为”政策阶段（1864—1869年）和积极的“精明无为”政策阶段（1869—1874年）；1874—1880年是英国的“前进”政策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适度的“前进”政策阶段（1874—1878年）和激进的“前进”政策阶段（1878—1880年）；1880—1885年则是英国的勉强的“前进”政策阶段。

本书在结构安排上以第三条线索为主线，同时也将结合另外两条线索去进行布局。本书第一章的主题是英俄中亚对抗的序幕，这一章简要地介绍并分析了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中亚地区内部政治形势的变迁、该时期英俄两国在中亚附近的扩张以及它们相应的决策体制。第二章的主题是英俄中亚对抗的开始与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1864—1874年）。第三章的主题是英俄中亚对抗的第一次高潮与英国的“前进”政策（1874—1880年）。第四章的主题是英俄中亚对抗的第二次高潮与英国勉强的“前进”政策（1880—1885年），这一章同时还将涉及部分英俄中亚对抗落幕的内容。

与英国中亚政策的第一个阶段相对应的是本书的第二章。在该阶段，俄国迅速而轻松地击败了浩罕和布哈拉两汗国的军队，相继占领了塔什干（1865年 6月）、苦盏（1866年 5月）、乌拉秋别（1866年10月）、治扎克（1866年10月）、撒马尔罕（1868年5月）、卡塔库尔干（1868年5月）和希瓦（1873年5月）等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使浩罕、布哈拉和希瓦都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的征服目标基本完成。而与俄国相对，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政局的转型换代期，尽管1864年以“炮舰外交”而著称的帕麦斯顿仍是英国首相，但他已步入八十岁高龄并在一年后去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自由党和保守党交替组阁上台，其执政时间最长者不过一年半左右。恰在这一时段，世界局势格外动荡，在欧洲主要是意大利统一问题、希腊王位继承人问题[230]、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争端、波兰起义和普奥战争，在北美则是旷日持久的美国南北战争。这两方面决定了英国在内阁层面既不可能对中亚大变局予以特别重视，也不可能投入较多的精力和资源去应对，更不可能推出一套持续、有力的应对政策。这样，该时段英国要采取何种中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总督，时任印度总督的约翰·劳伦斯（Sir John Lawrence）则是一位坚定的“精明无为”派，他以观望的姿态去应对俄国在中亚的大举扩张以及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乱局，不干涉、不介入，不支持或反对变局中的任何一方，他更为重视的是英属印度的内部治理问题。

使这一政策略有调整的是1868年底迪斯累利任命梅约（Earl of Mayo，Richard Southwell Bourke）为新任印度总督和1868年12月格莱斯顿的上台。梅约于1869年1月赴任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中亚政策：对于阿富汗乱局，他给予谢尔·阿里以较大的支持，并在1869年3月与谢尔·阿里在安巴拉举行了较为成功的会晤，英阿关系从此又有所改善，英国对阿富汗的影响也有所恢复；对于新疆乱局，他主张和阿古柏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他的控制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扩大对新疆的贸易，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231]基于此，他主动派遣道格拉斯·福赛斯（Sir Thomas Douglas Forsyth）使团出访喀什噶尔，以谋求与阿古柏伪政权建立政治经济联系。格莱斯顿上台后专注于国内改革，对中亚的“精明无为”政策得以延续，但这一时段的“精明无为”与上一时段的“精明无为”已有诸多不同，它不再只停留在观望上，而开始主动与俄国进行外交协调，其最大的成果便是在1869—1873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敦（George Villiers，4 th Earl of Clarendon）和格兰维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2 nd Earl Granville）与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就中亚问题先后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这些共识原则上确认了阿富汗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以及阿富汗北部和西北部边界的大致范围[232]，它事实上构成了英俄中亚对抗的一条基本线，同时也预先标识出了双方在中亚势力推进的极限。

与英国中亚政策的第二个阶段相对应的是本书的第三章。在该阶段，促成英国的中亚政策从“精明无为”转向“前进”政策的，是两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1873年6月俄国征服希瓦汗国[233]和1874年2月英国迪斯累利保守党上台。从1874年至1878年，俄国受近东危机的牵制，除了在1876年正式兼并了浩罕汗国外，这一时期它在中亚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与此相对，以“帝国主义”而著称的迪斯累利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开始对俄国采取更加积极和强硬的政策，落实在中亚就是“前进政策”。随着1875年近东危机的日趋严峻和1877年俄土战争的爆发，英俄在中亚的对抗也进入高潮阶段，这一阶段贯穿了迪斯累利和格莱斯顿两届政府。迪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经历了1878年英俄战争危机和第二次英阿战争。1878年的战争危机与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密切相关，俄国决策层试图利用阿富汗向印度施加压力以缓解俄国在近东遭到的来自英国的压力，随着1878年《柏林和约》的达成，此次战争危机解除，但也引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

尽管迪斯累利政府以推行“前进”政策而著称，但围绕着这一政策其内部还有着较大的争论——迪斯累利本人在中亚政策上强调建立所谓的“科学边界（scientific frontier）”[234]。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的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向赫拉特派遣代表团以加强在中亚的对俄情报建设[235]，而印度总督李顿则更倾向于肢解阿富汗以实现英印政府对阿富汗西部地区的控制[236]，前两者的中亚政策可以概括为适度的“前进”政策，后者的中亚政策则可以概括为激进的“前进”政策。以1878年2月索尔兹伯里的去职和英俄战争危机的加剧为转折，前期适度的“前进”政策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期激进的“前进”政策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引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英军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却难以实现预期的政治结果，随着阿卜杜·拉赫曼登上阿富汗王位以及自由党的重新上台，激进的“前进”政策派的“肢解”计划被抛弃，适度的“前进”政策派所主张的向阿富汗派遣常驻代表团亦未能实现，英国所得到的结果只是阿富汗同意在外交上接受英国的指导，但英国同时也对阿富汗的安全负有义务，这一点或许并不是“精明无为”政策派所期望的。

与英国中亚政策的第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本书的第四章。在该阶段，相对亲俄的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再次上台，但他的这届任期在内政外交上都没能像上次那样大展其志，内政上由于受制于爱尔兰问题而鲜有建树，外交上由于外部形势的驱动和国内政治的压力，格莱斯顿在诸多问题上都勉为其难地采取了帝国主义式的行动。在中亚问题上，整个19世纪80年代的前五年困扰英国的大问题是俄国对外里海地区土库曼部落的步步征服——先是阿哈尔—帖克（Akhal Tekke）绿洲的沦陷，接着是地缘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谋夫（Merv）绿洲的归降。英国之所以对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担忧，一是因为这一地区更加迫近印度次大陆的大门——赫拉特，二是因为俄国从这个方向侵入英属印度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和更为便捷的补给，通过里海运输之便，该方向的俄军能够获得高加索方面源源不断的支撑和补给，这种优势显然是奥伦堡和突厥斯坦所不具备的。而对于格莱斯顿来说，虽然他在上台之初便废弃了保守党的“前进”政策，但他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那种“精明无为”，他把这两种政策相折中，而采取了勉强的“前进”政策，这突出体现在应对1885年彭狄战争危机上。这场战争危机因俄国侵占彭狄（Pendjeh）绿洲而引发，格莱斯顿政府不得不以强硬态度回应，英俄两大强国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俄国、英国和阿富汗三方都各退一步，俄国同意与英国就阿富汗西北边界问题进行认真谈判，1885年9月10日《勘定阿富汗西北边界初步协定》达成[237]，1887年8月两国最终达成《勘定阿富汗西北边界协定》。可以说彭狄危机是英俄中亚对抗时代中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危机，但经过了这次危机，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抗态势大致稳定了下来，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关系从此落幕。

第七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第七节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