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经济网络与国际产业分工

主流经济学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分析通常基于比较优势[1]和由于递增报酬导致的产业集聚[2]。这两种理论对于许多国际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前者难以解释要素禀赋相似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后者则缺乏预测能力和动态视角。与此相应，在商业与管理领域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分析中，产业链则是更为流行的基本概念。尽管有时缺乏理论上的严格性，产业链分析却更为贴合实际，并且很多时候给出的解释更为直观。本节用社会经济网络的概念来弥合上述几种分析视角之间的分歧，并给出本章的理论基础。

尽管产业链一直是商业与管理领域的核心概念，它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中却没有获得类似的地位，除了模型处理上的困难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者对于市场进入成本和搜寻—匹配等交易成本的忽视。尽管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有着许多关于厂商竞争与合作等策略行为的细致分析，但它们的效应很少被提升到产业间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与此相反，在大量的宏观或增长模型中，交易对象触手可得，并且可以通过简单的价格或质量竞争来确定，这种简化手法不仅略去了现实经济活动中达成交易的困难过程，而且也使得决定市场结构与厂商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些重要因素消失在视野之内。

随着社会经济网络已经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3]，上述情况开始得到改观。作为产业链等现象的理论抽象，社会经济网络产生的基础在于潜在交易对象的有限性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对于商业合作而言，考虑到寻找合意的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磨合协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高昂成本，将交易对象数量控制在有限范围是更为有利的做法，尤其在涉及大量专用性投资和关于产品特性不对称信息的高价值产业更是如此，因此很多企业宁可放弃某些更好的交易条件或忍受某些不利的价格冲击也要保持与交易伙伴的长期合作关系。这种长期合作关系沿着上下游产业的扩展就形成了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者—消费者网络，而在全球化时代，它则随着贸易跨越国境而变成了全球产业网络。

与传统“原子化”经济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济网络中外部或者内部扰动的吸收/扩散并不是全面进行甚至瞬间完成的。相反，经济网络中错综复杂的交易链条成为这些冲击的传递渠道，使得各种价格扰动、技术创新、市场发现以及其他信息甚至风险[4]以不同的速度和次序到达经济的各个部分，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演进过程。与此相应，经济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也决定了它的收益[5]、视野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如果某个企业、地区或者经济体不幸地处于产业网络中收益分配和信息分享的双重洼地，那么它很可能会被锁定在这种“贫困”陷阱之中。

上述思想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是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虽然“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在企业管理上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在国家层面上却并没有获得太多主流经济理论的支持。尽管在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的学术研究上基于递增报酬的经济集聚理论（“新经济地理”）已经取得主导地位，但在国际经济政策分析上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最优国际分工由各国的要素禀赋决定，那么发展中国家试图超越自身比较优势而迈向更“高端”的产业不仅毫无意义，还可能由于揠苗助长而带来惨痛的损失（现实中确实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新经济地理能够给予政府的帮助也非常有限，因为即使规模经济或其他类型递增报酬导致的竞争优势确实存在，各方政府为此而采取的补贴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也很容易演变为纯粹的零和游戏。但经济网络视角则提示，发展中国家很可能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无法获得合理的要素报酬，而产业升级则是摆脱这一困境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由此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经济网络视角的另一层重要政策含义则体现在Hidalgo等[6]的“产品空间”理论中。他们注意到，因为技术、要素含量的差异，在不同产业之间跃迁的困难程度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在产业链条中距离较近或者产品类型近似的产业，由于所使用的资源、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更为相似，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跃迁相对容易，但是对于技术与产品类型差异较大的产业，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跃迁就非常困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产业链条中的相邻产业，其在产品/技术空间中的距离也并不相同。通常资源型产业或农业类产业与制造类产业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但是制造类产业之间的距离则较小，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跃迁能力有限，并且原有的产业处于与制造业距离较远的位置，那么它很可能会被困在产业网络的边缘地带。

“产品空间”理论为“资源诅咒”等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再次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过与David[7]强调偶然历史事件作用的理论不同，在“产品空间”理论中国家与政府有着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不利的初始产业结构中，那么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它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产业跃迁的能力，从而突破最初的技术与市场壁垒；二是选择可行的产业发展路径，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尽快到达产业网络的中心地带。这两方面都有赖于政府的规划与努力，因而重新为产业政策在经济理论中找到了位置。相应地，政府产业政策的质量也决定了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和摆脱增长停滞陷阱的成败[8]。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网络视角下的产业链条并非单纯的技术概念，它还蕴含了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作为合作基础的制度。因此，产业升级并非其中的某个经济主体可以单方面实施的行为，而是要求其他主体的接纳与配合。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技术能力和成本并非产业链升级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在缺乏市场历练的前提下，技术与成本优势既难以验证也不可持续。对于新的市场进入者而言，除了寻找可信赖的客户与供应商之外，根据客户要求和供应商的能力改进产品特性与工艺、熟悉并适应行业内的特定交易规则、了解市场行情并紧跟最新潮流，所有这些事务都只有在实际的市场运作中才能够进行，而不可能仅仅通过观察和理论学习实现。这种“干中学”的过程不仅构成了市场壁垒，还暗含着厂商之间协调失灵的可能性。在一国范围之内，通过政府介入来解决上述协调失灵是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外部的良性政策干预则非常难得，并且考虑到国际经济与政治斗争的因素，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一国政府可能通过对于自己控制范围内的经济主体施压，将竞争对手的企业排挤出市场，从而阻断对方进行产业升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