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球产业网络的政治经济维度

全球产业网络有效地支持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也给世界带来了其他的经济与非经济效应。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全球产业链条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全球产业链条的存在，政府在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上下游产业的不同价格刚性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价格传导机制[21]，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条也成为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重要渠道[22]。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球产业网络作为疫情传染渠道的可能性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23]。

不过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更多关注还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尤其是它对于全球利益格局的影响。尽管参与国际分工在总体上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全球产业网络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上文已经提及，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选择了错误的位置，就很可能落入贫困陷阱。除了由于“荷兰病”和制度性原因导致的“资源诅咒”[24] 之外，全球产业网络的自身特性对于这种现象也负有重要的责任[25]。在一些发展中地区，跨国厂商的进入彻底改变了区域经济的形态，以低价格的国际商品将产业链条外的当地厂商逐出市场，并且以相对较高的报酬雇用本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从而剥夺了发展其他产业形态的基础。在被特定的产业链条锁定之后，这些地区倾向于被相应的再生产过程“格式化”，失去对于外界价格信息的敏感性，也失去选择其他产业的能力。在另一些情形中，全球产业网络节点中的企业更像是所在国家的经济飞地，除了使用当地资源之外，与本地经济和就业几乎毫无联系，当然也不可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收入分配效应。国际贸易对于具有不同禀赋、收入、区域的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并不一致。例如在南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无技能劳动力会受益，而发达国家的类似群体则会遭受损失；但反过来，国际贸易倾向于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从而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则导致非贸易价格的提高，使得低收入人群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不过就全球产业网络而言，更大的争议则是贸易收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经济体在全球产业网络的位置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除了表现为人均资本和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之外，还有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法制环境等，并且在产业链条的越高端，后面的因素就越为重要[26]，发展中国家显然在其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理论上国家贸易会使参与双方都受惠，但在现实世界中，位于发达国家的厂商则可以利用自己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攫取大部分的贸易剩余，使得处于产业网络“外围”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雪上加霜。

对于那些极为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以至于经济高度专业化于某些产业链条环节的国家，产业周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巨大的风险。虽然将骨干产业聚焦于有限的国际分工领域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和规模经济，还可以避免同时发展多个产业时的资源竞争与协调问题，但是这样也同时将经济安全完全交给了国际市场。如果骨干产业所处的领域出现衰退或者国内企业未跟上市场节奏，国民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对于全球产业网络的依赖还会使这些国家受制于主导其中关键节点的国家或跨国集团，后者常常并不在乎产业链条低端企业与国家的利益。现实中经常有国际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由于技术或产品更新而被无情抛弃的案例，某些国家或跨国集团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利益而对其他国家的政局进行干涉的情况同样并不鲜见。为了维护经济安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产业网络的同时不得不追随某些国际政治巨头以求获得庇护。反过来，国际产业链的布局也经常被用作政治工具，以利诱或制裁相关国家。这种经济利益与国际政治的交织让全球产业网络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更为复杂。

与全球产业网络的实体经济层面相对的，则是作为其运行基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全球产业网络的运转要求国际支付和结算手段作为支撑，而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货币则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相应地，世界各国由于货币地位被分为了“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美国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一直居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经济体则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不断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围”国家是欧洲和日本。它们为了尽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中恢复经济，克服流动性的不足，努力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向美国供应其所需要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和日本获得的美元则被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转换为美元资产。美国使用美元支付进口需求，再通过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对流向“外围”国家的美元进行回收，转换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从而构成了美元资金流动的国际循环。20 世纪70年代之后，“外围”经济体沿着“雁形模式”变为了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而在当前，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

但是这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围”经济体而言显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基于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美国获得了包括铸币税和国际流动性干预能力在内的大量经济与政治利益。由于美元体系具有不对称性，美国可以单方面地向“外围”经济体无限制借款。在美国居民低储蓄率和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压力下，美国经常以毫无节制的方式使用这种借款能力，使得“外围”经济体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由于担心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的热钱冲击和货币错配风险，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让自己的货币对美元保持相对汇率稳定。但是这种为避免浮动汇率弊端而采用的汇率制度却使得非关键货币国家受制于主导货币国家的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27]。它在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主要在收支赤字一方，短期的失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解决，而严重失衡则由会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调整汇率平价来解决。在牙买加体系中，原则上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责任应该由顺差国和逆差国合理分担。但是这一原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难以操作。从现实情况来看，在主导货币国家与非关键货币国家之间，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义务实际上基本上落在了非关键货币国家身上，无论其表现形式是顺差或逆差。这种国际收支失衡调整机制不仅非常不公平，而且不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因为正如上文所说的，持续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通常是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在金融层面上的反映，位于全球产业网络外围的非关键货币国家并不具备扭转这种总体格局的能力，因而也很难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国际收支失衡进行修复。与此同时，国际收支失衡调整义务的旁落也纵容了主导货币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放任态度，导致国际金融风险的积聚。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将缩减国际收支逆差的责任推给贸易对手之后，忽视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货币政策的整肃，导致金融泡沫在过分乐观的预期中不断膨胀，最终酿成大祸，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的则是全球产业网络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