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是秩序建构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样要求知晓政治是什么。否则，根本找不到对应点为何。政治的概念不应具有模糊性，但因为它涉及的东西太多，如果不慎重对待，将在基本设定的时候产生缺陷，导致概念无法把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在内。政治学家大多基于理想主义视角对于人类前景进行美好设计，理想完全来自于自身处境。这也就致使政治中现实性和理想性交织，要从理想主义中剔出现实几乎不可能。可是现实性作为科学的特性，或者说科学的影响总是在现实中表述，那么基于理想主义讨论政治与科学关系会非常麻烦，这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当然，现实和理想交织从一定程度应该由政治的概念负责，所以寻求政治是什么必须作为一个研究步骤来完成。

从政治学能够提供的资料来看，政治定义有三类：第一，权力是概念的核心，权力的争夺和使用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述。“政治是国家的领导权。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6]第二，认为政治是对人的管理。“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治理国家和确定国家需要时所应依据的经验。”[7]这种表述体现了政治的公共性的一个侧面，往往只将政治归结为政府行为，明显有局限。第三，政治是社会关系。“政治应该定义为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8]这种界定描述性占据的成分大于政治应有的动词性意蕴，因为政治很大程度上在于过程，它是动态的，静态描述肯定不够全面。

然而，政治定义的价值倾向会影响以其作为标准对于其他事项的评判。如果认为政治是某种应然状态的表述，政治将转化为正义的化身，它将演绎成道德，成为一种伦理秩序，要求人们以此为原则行事。其间问题在于，出现明显的排他性将不利于自身进一步完善，不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共同体的共同目标。所以不能仅在观念的理解顺序上寻找问题根源，因为它的后果不只是政治定义不够完善，而更多地引起了论证中的障碍。论证由于概念预设难以为继则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实践的混乱。

过分地强调权力的核心作用，或者用权力替代政治的一切，能够成为政治的一切吗？权力是一切有抱负的政治家实现其理想的基础。权力也可以表示不同群体之间实施某种影响的能力。社会关系通过不同的解释口径也可以演变成权力的表达。可是，当面对权力的公共性被私利阻挡，权力的阴暗面彰显，对政治的质疑也就难免。

管理的基础是作为管理者资格的获得。对于人的管理涉及面太过于宽泛，将一切管理都称之为政治，这是对于政治概念的一种滥用。管理资格获得中引申出的阴谋论将成为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同时以管理替代政治也会掩盖政治中的创造性。创造性往往建立在一种明确的目标之上。管理则更多地在围绕目标做一些具体操作。

起初，为了本书论述，尝试在各种对于政治界定之间做一些调和，把政治理解为善的活动（正义的制度、治理等）。从起源来看，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可以对应于中国古代先秦的政治思想，比如孔子说，政，正也。很显然，依据如此对于政治的定义无法使研究进行下去，并且科学与政治二者之间很难形成对应关系。科学增强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能力，但科学具有两面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政治被如此限定将掩盖其选择性。

后来，论证视角逐渐转向结构论。社会处于秩序之中，政治围绕秩序展开，政治是对于秩序的建构。建构必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治中的不完善或者说由政治引发的问题可以在建构中说明。建构是一个塑造的过程，一切政治理想、政治乌托邦都可以在建构中尝试。建构是主体的建构，权力的设计与运行可以在建构中产生。建构是客体的建构，不论是征服者与臣民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在建构中可以理顺。当然秩序指的是什么？应该给予回答。是社会秩序吗？不全面，它还应包括国家秩序。[9]

也许，在看到如此论述政治之后，总会认为不够完备，或者说那是不是有造次之嫌。因为制度已经是秩序的政治表达了，独立强调秩序岂不多余。政治制度的斯大林五种划分，不仅是其论证上的问题，它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如此简单地割裂，令相关研究举步维艰，其有严重的局限性，为探讨政治制度与科学关系带来诸多不便。不可否认，科学是生产力，它改变着人类社会，促进着人类社会的车轮向前进，可是，如何理解现在，又如何面对未来？所以，针对论题，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必须深入，比如说，资本与科学。

有人给出这样的判断，即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歧由洛克和休谟等发现。在对此做一番研究之后发现问题很复杂，因为这本身是围绕本书论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题。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的？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政治经济在学理上是分开的，只是分开的形式不同，洛克等人发现了新的形式。二是政治经济本来就不分，人为地分开了反而造成麻烦。如果第一个论述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论述一个特殊阶段科学与政治关系，找出其特点就相对容易些。把二战后政治经济一体化现象作为时代特征，揭示科学发展在其中的作用则轻而易举能找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当然此处所言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与那种区域间的整合不同，比如说欧洲共同体。一体化具有时代特色，与二战之后世界放弃放任自由资本主义追求，强调国家的经济功能相关。

可是，第二种论述更加可信。那种主张历史上存在不涉及经济的政治论调是错误的。任何与利益打交道的政治都与经济有关。社会生活在政治影响下发生、延续，社会生活与经济根本无法分开来论述，即使在社会学范畴内，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讨论总是更加中肯。历史上经济以不同形态出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作为两种划分历史的重要手段，也可以表现于经济形态。当然，科学是两个阶段共同的本质。并不能够认为处于农业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是分开的，只是农业时代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工业时代那么复杂，秩序建构相对简单。再者，理解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政治与经济的结合点出发。现代经济学将经济作为资源合理配置来讨论，资源配置并非经济独有的功能，政治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驱动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税收是经济学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议题。事实上，税收一直是政治建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的“十一税”就是一个例证。

政治秩序总是处在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之中，新的形态作为已经过时模式的一种选择，结构法把新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形态统一起来。二战后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确立更体现了这种统一性。经济在一种新的社会模型中凸显出它重要的位置，占据了民族国家的半壁江山。自由主义论述如果不与经济结合一定会失去意义，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根本不能确定到底是单纯的经济学论述还是政治学论述。

毋庸置疑，全球化成了二战后世界的总体趋势。不过，不能将全球化作为某种阴谋的工具。或许你会认为只是单一的计算机科学进步贡献于全球化。实质不然，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全球化也不仅体现在信息的交流与传递过程上，而且还在于经济交流的广泛性和时效性上。后者当然触及计算机之外的科学。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书的论述限定了二战后的时间域，但是科学发展的延续性致使在论述中不得不出现跨越。

全球化受到质疑，理由大都集中于它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同质化也就意味着单一化，单一化在政治上可描述为霸权性。不同角度对于其态度一定是不同的。强势一方当然鼓吹全球化对于他者的好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鼓吹和反对变成两股力量，两股力量存在悬殊，体现在对于科学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上。鼓吹者还有另一个工具，就是希望通过模糊民族国家间界限来实现。当然，民族国家不会消失，民族国家是一种政治架构，一种具有相应特点的政治秩序，作为世界多层治理系统的一部分。[10]这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的观点。这里引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批判那种狭隘用心的观点，还在于它可以作为本书的一种主张。政治体现于秩序，但不能否定国家的存在。很显然吉登斯是正确的，全球化时代增加权力的层级，在原有“主权范式”下无法理解民族国家的角色。

主权涉及政治的诸多方面。讨论国家及其司法等问题，主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国家的主宰者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主权是最高权力的另一种表述，任何权力都起源于此。[11]可见，政治秩序的建构也与此相关。主权概念的提出是针对17世纪之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言的，围绕主权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构之中。需要从法理上找到对于封建君主否定的依据。事实上，西文主权（sovereignty）与君王、君权是同一个词。主权是传统国家的代表，君王是执掌权杖者，国家以君王存在与否为象征，同样对应一种政治秩序。

传统国家是一种过时的国家模式，某种程度上指封建君主制国家。为什么表述不能以确定的形式，因为后来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子。“主权”在当今时代被一种东西超越，但是主权却又依然存在。主权与国家关系变成论述中一个头痛的问题，主权变化了，国家用什么来确立？主权没有变化，现实却又存在。如何确立权力在政治建构中的作用，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法西斯逻辑的主权解释（第三章将有详细阐述）能否作为否定国家的理由，若不能，国家存在能否说与主权无关，这又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国家独立性何在，也就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何？这应该和生命权的提出呼应。

生命权在建构政治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与主权不同。主权是指国家内部存在着构成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主权在对待生死问题上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主权可以取代生的权力。对于个体来说，当主权需要时连死的权力也可剥夺。生命权强调生的权力，生命权作为一个基本权力而存在。生命权并不是在二战后才开始提出的，在美国革命战争过后，美国宪法就明确强调生命权的重要性。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得到承认是在二战之后。截至2010年，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共有161个国家的宪法以不同方式规定了生命权。生命权在范围上属于自由权，在性质上首先是一种免除国家干涉的消极权力。[12]

二战后的生命科学及计算机科学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重点和特征。对于生命本质的进一步解构，引起了生命与政治关系新的讨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被重新书写，生命的碎片化伴随着政治的碎片化。可是，这依然没有解决国家与主权关系问题，生命权被提出来单独强调，但生命权并没有强大到彻底取代主权的稳固地位。这几乎成为感情上不可接受的事实，没有办法逃避，现实就应该在矛盾之中，阐述现实毕竟不是政治乌托邦的建构。

对于现代国家主权学说能不能成立，主权属于人民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主权？对这个问题不给予回答，但它牵涉到国家独立性何以表述，所以不得不提出来。而事实上，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以它作为政治的基础。因此，我们主张主权并没有被取代，只是主权的效力、实施范围发生了改变，它的力量在当今世界大幅度下降。主权具体体现在疆域与身份认同上。

可以看出，能用主权与生命权扮演的角色有何不同来表白，但这个表白没有将生命权的作用阐释完全。在科学的驱使下，二战后的人类步入与速度赛跑的轨道之中。科学摧毁的不仅是旧机制中阻碍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要素，同时它也彰显了旧机制中对于生命忘却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