繋年考校説明

一、本書以日本早稻田大學藏顧廣圻校題襟館廖寅本《華陽國志》為基礎，參考任乃強1987年《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和劉琳1984年《華陽國志校注》、2007年《華陽國志校注》 （修訂版）的校勘成果，並以《古今逸史》本、《四庫全書》本、《龍谿精舍叢書》本、《四部備要》本、《四部叢刊》本及齊魯書社《二十五別史》點校本等眾本參校。對比《任補》《劉注》二者異同，詳者略之，疑者考之，闕者補之，異者辨之。

二、本書兼有繫年與類編兩種體例。編排上，以時代先後為經，將《華陽國志》分散於全書各處的史料逐年考定，按先後順序重排，用編年體來記述史實。分為先秦、秦、西漢、東漢、三國、晉幾大部分。歷史事件按發生時間繋年，人物按生平或《華陽國志》所記之重要事跡繋年，地理按所記郡縣設置時間繋年，對能確定時間上限或時間下限的，按上限或下限編年；無法準確繋年或不能確定時間上下限，能確定所在朝代的記録入各部分之“疑年録”。本書以分類為緯，在編年基礎上，把上起遠古蠶叢、魚鳧的傳說時期，下訖東晉永和三年（347年）的內容參考《太平御覽》等類書，約略分為“皇王”“人事”“州郡”“兵部”等；《華陽國志》所記録的事件、人物、地理、時代，均從時間和空間給予確定，力求全面、詳盡、準確。這樣，所記史實發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相互影響與牽涉一目了然；歷史進程脈絡清楚，條理清晰。

三、採用多重證據法進行校勘。對歷史事件、人物、地理考實參照《史記》《漢書》等典籍，出土材料，碑文石刻及所有與巴蜀史有關的文獻史料參驗考校。在年代的考訂上，或直録前人成說，或略抒己見。時人論著，亦間采入。編年繋事，則參酌《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戰國紀年》《六國紀年》《戰國策年表》《竹書紀年》《建炎以來繋年要録》《歷代紀事年表》《歷代帝王年表》等，作簡要說明，或略作考辨。

四、文本校勘。各條先列《華陽國志》原文，再列相關史料，參校史料中所引文獻，以史源學方法，盡可能找到事件、人物的早期記録。但前人研究《華陽國志》時稱引過的，如無必要，不再重複列出；參校史料以“本證”“旁證”分類，將《華陽國志》前四志視作正史之方志，中五志視作正史之本紀，後兩志視作正史之列傳，故將史學思想一致的正史入“本證”，其他編年體史書、方志、類書、筆記、山經、水經及明人、清人研究等入“旁證”，所列文獻以與《華陽國志》相證之先後排列，不按文獻時代、卷數排列。

五、“按語”。“按語”中兼顧時代與歷史層次，結合時代背景、文化特點、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對人名、地名以及資料所述之年月等作進一步的舉實考證。此外，年代史實，有不能明定其是非者，待查的人物事件，不強為解說，暫付闕如。在考釋上遵循“無徴不信”的原則，斟酌任、劉，于任、劉所校相同者，不再指明；二書齟齬之處，一一指出，有說則說，有補則補，無說則闕，參校互證，博采群書，增補史料，貫穿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使之成為可供進一步深入研究《華陽國志》的基礎文獻。因前人對《華陽國志》進行過全面細緻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書考校為編年過程中遇到的前人未論及或可進一步考證的疑點，對前人在文字校勘、史實考證中取得的共識，一般不出校。本書引用書籍，若為衆所周知之書，則不標明作者，若為近世學者論著，詳請見文中注釋及文後參考文獻，行文不一一詳述。

六、本書行文中稱《任補》《劉校》者，皆見於任乃強著《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劉琳著《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版）及《華陽國志校注》（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劉校》兩版相同者，不再説明，不同者，逐條考釋。所列《華陽國志》原文中，據文本互勘無異議者徑改，有異議、分歧者以《任補》為准，保留原來的校勘符號或出校記。（）內字為錯字或訛字，須替換或刪除，〔〕 內字為改字或補字，或從別本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