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一）全球价值链增长陷入停滞状态

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价值链造成较大破坏，至今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图4-1）。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与投资活跃度有所减缓。究其原因，首先，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下降。发达国家居民实际购买能力下降，消费驱动减弱。其次，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使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回归现象。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使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具备条件，减弱产业链向国外延伸的动力。日本、欧洲已有多个国家的制造业回归本土。再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导致对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减少。产业升级使得发展中国家实现进口替代，将价值链中的部分环节本土化，造成全球产业链空间延伸的速度放缓。最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单边主义盛行，制约全球价值链的增长。

图4-1 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总贸易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

（二）商品生产价值链贸易强度（贸易/产出）降低，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虽然全球经济总产出及贸易量持续增长，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都呈下降态势。2007—2017年，出口总额在商品生产价值链总产出占比从28.1%降至22.5%。在复杂程度高、交易量最大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下降尤为明显。2018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58681.47亿美元，增速为7.45%；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高达23.38%。但这一比例并未包含服务贸易中不可直接量化的份额，如附加值服务对出口商品的贡献，企业向其子公司提供的无形资产，以及企业向全球用户提供的免费数字服务。

（三）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度不断提高，将在结构和地域上重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成本结构和要素结构发生改变。交通运输、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要素流动，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同时催生新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力套利（劳动力成本套利是指从人均GDP低于或等于本国1/5的国家进口商品的经济活动）型贸易逐渐减少，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将放大这一趋势。生产技术的变革可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结构进行重构。如今只有18%的商品贸易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基于劳动力套利的贸易份额从2005年的55%下降至2017年的43%。在所有价值链中，研发和无形资产的资本支出占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从2000年的5.4%升至2016年的13.1%，这一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最为明显。区域化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尤为明显。2013—2017年，区域内商品贸易份额增加2.7个百分点。其中，亚洲和欧盟国家表现尤为显著。

（四）全球价值链日益东进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全球消费需求正在东进。自2007年以来，新兴市场消费增长50%。从供给端来看，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供应链持续增长。近十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亚洲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速度较快是由于其制造业发展较快。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差距缩小，南南贸易增多，相互间国际直接投资比重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正在逐年下滑。但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型升级。随着大数据、智能设备及物联网技术等迅速发展，中国取得不少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突破。

（五）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新变化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的形式为主。绿地投资复苏，但不均衡。2018年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价值达9610亿美元，相较于2017年增长41%，增长主要集中于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地区。国有跨国企业国际扩张速度放缓，集中于公用事业、采掘业和金融服务业。轻资产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外移趋势更加明显。南南外国直接投资占比仍然较少。

（六）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较大冲击，并使得各国调整全球价值链发展策略

疫情严重的国家包括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这六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55%、世界制造业生产的60%、世界制造业出口的50%。此外，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冲击。毫无疑问，疫情对供给、需求、货运、人员流动的影响会冲击全球价值链。所有制造业都将受到冲击，链条越多的行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如电子、汽车等。此次疫情造成的全球价值链断裂还会使得各国重新思考全球价值链发展模式，即基于安全考虑，降低对外部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

展望未来五年国际分工发展趋势，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全球价值链仍是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但其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滞。与此同时，亚洲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形态会有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