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变迁及其中的人

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例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就不同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因此，生活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其人性特征不可能是同质的和一成不变的。据此而言，现实的人总是内嵌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其人性的伸展变化不仅与其先天领受的自然禀赋差异相关，也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性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现实的人的人性表述为：其形式是受自然禀赋、社会结构的性质等因素影响的函数而非固定不变的常数，而其内容是由其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总和所界定的。[13]

社会结构的变化一般是通过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显示的。如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表现为其主要矛盾所经历的几次变迁。[14]在这些由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所界定的社会结构中，不仅现实的人的人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它寻求解放自身的途径也是不一样的。

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将人们推到敌我矛盾之中。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我矛盾主要是在资产阶级主导的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敌对社会关系之中展开；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我矛盾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工农联盟与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敌对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这段革命时期，人性的表现形式在理论上非常接近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勾画的人性：永不停息地追求自我保全。这种追求起于人对死亡的恐惧，却终于人人都处于全面备战状态。[15]不同在于，霍布斯所寻求的是让人类通过缔结契约方式走出自然状态中的人人为敌之困境，而当时中国人所寻求的是通过革命方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至今），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性质让人们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九大召开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总的来说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段时期，中国曾经对自身的社会主要矛盾有过误判，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误判得以纠正。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学者们通常把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前后的分界点。

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导致人异化的制度基础——私有制，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众所周知，现实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迎来了富裕，我们在另一方面遭遇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严重低迷的困境。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因为私有制的消灭而逐步提高，而是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影响广泛的事件中遭到严重的削弱，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这时期的决策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的原因是在学理上，我们对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现实的人没有充分的理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人类高度的精神文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并不是简单地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能一下子实现，它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持续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的人，尤其着重研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其与社会结构的性质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路线的确定，还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务实思想，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经济手段论”等，都是确保前30年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为激活中国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思考的时代命题，在制度层面是人所共知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人性层面笔者以为是人们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如何理解现实的人、怎样解放现实的人？”。

从后续多年来政府的工作重心来看，我们基本上是沿着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总路线继续往前走。因此，从主体理论上讲，他们的工作重点实质上就是继续激活中国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且逐步注重实现人的解放或幸福。如果可以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结于一点，就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职责和工作重心必须代表并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则明确地提出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在党的十八大结束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蕴含着如何理解现实的人和怎样解放现实的人的命题。

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其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16]就此而言，中国的整体生产水平已经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所能准确概括，人们的生活需要也不再是“物质文化需要”所能涵括。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两个方面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历经40多年的高增长积累，中国的总体社会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尽管其发展格局还不平衡和不充分。这个不平衡和不充分关联在一起，并且主要表现为东中西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不同群体发展差距。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发展格局的不平衡不充分，人们的生活需要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个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包括维持温饱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文化需要，还包括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美丽等多层次需要。由此，如果说在党的十九大之前，中国“人的解放”问题表现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人的解放”问题则表现为保障和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共享。至于实践层面的解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阐释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本身就已经指明了解放现实的人的基本方向。至于解放的具体路径应当是个多维度进行并且允许一定试错空间的探索过程，在其中，人们的多样化、多层次需要则是推动这个过程的主要动力，而党和政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则是推进这个过程良性发展的政治保障。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或）不同社会结构中，现实的人会有不同的样态（是由人性与制度关系来描述的）。由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占据一定位置的全球图景中，在不平等正在极化发展的世界历史中，马克思主义者既需要培育社会主义精神风尚，从事相应的正义理论建构；又需要对其所处的社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允许的私有制及其异化现象进行长期的理论批判。